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海外游子怀抱爱国热情，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回国参加建设。在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21位是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他们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艰难局面。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们与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道，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示国力的最初基础。

　　钱学森 1911—2009

　　1934年6月考取公费留学生，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0年，钱学森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1955 年10月，钱学森终于冲破阻力回到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邓稼先 1924—1986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6年因长期受辐射伤害，身患癌症逝世。

　　钱三强 1913—1992

　　1937年赴法国留学，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伟长、钱学森一起，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

　　姚桐斌 1922—1968

　　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1968年因‘文化大革命’逝世。姚桐斌是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主持制订了该所的发展方向与规划，领导和参加了数百项课题的预先研究和研制，取得了大量的新产品及其他科技成果，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贮备。

　　吴自良 1917—2008

　　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1954年领导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上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被誉为建立我国合金钢系统的典范。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主持完成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

　　钱伟长 1912—2010

　　我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同志，因病于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文/乔 杉

　　又一位大师不辞而别。曾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先生，7月30日早晨在上海逝世。

　　钱学森先生去世时，曾经留下“钱学森之问”。此时，钱伟长先生去世，我们依然想问，我们的教育到底能不能培养出大师？大师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短时间内我们看不到，但大师的培育并非无规律可循，此时，我们能够感悟未来的一些印迹。

　　很多人知道钱伟长先生物理大师的身份，可能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曾经是一个文科生。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钱先生中文和历史考出了两个100分，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学习如此偏科，但钱先生却仍被当年的清华录取。这样的成绩，放在今天别说清华，就连普通的高校，也只能望门兴叹。虽然说，现在许多高校开始了自主招生，但自主招生的尺度再大，也未必能接受如此偏科的学生。想来，钱先生在今世，是难以进入高校门，难以成为一代大师的。

　　钱先生的神奇，还不只表现在偏科上。钱先生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钱先生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换在今天，钱先生能够转系成功吗？虽然许多学校给学生留下了转系通道，但也提出了若干附加条件。当年清华物理系主任也同样不收他。但经不过软磨硬泡，最终勉强同意试学一段时间。这么一次勉强同意，中国少了一个历史学者钱伟长，却多了一代科学大师钱伟长。

　　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常常给我们深刻启迪。我们还是回到“钱学森之问”上来，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对教育的重视都远远超过上世纪初，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伟长先生的经历无疑是其中一个答案。打开记忆的阀门，像钱伟长先生这样进入北大、清华的偏科生，可谓举不胜举。然而，今天呢？

　　让公众颇为无奈的是，一方面高校不敢开这样的口子；另一方面，口子一旦打开就成为权贵的后门通道。今天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恐怕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