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波

　　莫斯科街头的一场车祸，差不多揪紧了整个物理学界的心。已经77岁的著名物理学家玻尔不顾自己年老多病，马上安排一流的医生从哥本哈根奔赴莫斯科。苏联政府也派出了最好的医生。

　　他们都想抢救车祸中受重伤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Lev Davidovich Lendau)。时间是1962年，这个54岁的男人是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国际同行中声望很高。

　　4年前，在庆贺朗道50岁生日时，苏联原子能研究所的同事送来一块大理石石板。上面模仿圣经的摩西十诫，写下朗道取得的最重要的10项科学成果，这便是著名的“朗道十诫”。

　　寿星也毫不谦虚，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个全能物理学家”。后世有人评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1929年，玻尔邀请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作报告，年轻人朗道恰好在此访问。爱因斯坦刚讲完，他便站起来指出其中一个错误。略作沉思之后，爱因斯坦这样认错：“大家可以把我今天讲的全部忘掉。”

　　人们从此忘不掉的是朗道。

　　因为表现过于突出，列宁格勒大学在1934年免去朗道的答辩环节，直接授予他理学博士和数学博士学位。在这里，朗道结识了苏联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约飞。然而，这位前辈他似乎并不推崇。后来，他受好友卡皮察之邀，到物理问题研究所主持理论物理方面的工作，就毫不客气地回应约飞，“理论物理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

　　个性傲慢再加上心直口快，最终给年轻人带来灾难。1938年4月，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朗道，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也被分成两半。

　　因为随口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又被发现参与起草一份地下传单，朗道被直接送进安全部门，以“德国间谍”的罪名判处10年徒刑。

　　为了营救他，玻尔专门给斯大林写信，恳求赦免。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科学界的威望，在领袖面前并不奏效。

　　最终卡皮察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向斯大林保证朗道不再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更重要的是，他告诉这位最高领导人，自己在低温领域的研究获得重大进展，亟须理论家帮助，而苏联只有朗道从事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或许是斯大林认识到了朗道的价值，就在朗道觉得自己“再在监狱待半年必然会死掉”时，他在1940年获准保释出狱。

　　从此，处处都有密探监视他的一言一行，并汇报给安全部门。

　　这个自称“有学问的奴隶”的人，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关系到好友的安危，开始主动远离政治。每当身边有人谈起政治，他总是自我嘲讽道“我是懦夫”。

　　二战后，卡皮察认识到原子弹的危害，拒绝参与核武器的研制，被赶出莫斯科。朗道则参与了研制，当别人躲着卡皮察时，只有他每月前去拜访。

　　但“懦夫”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密探在1947年呈送的报告里说，朗道抱怨国家的科学界彻底卖身求荣，“而且比国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外的学者毕竟还拥有某种自由”。他更不满的，是周围人的“卑鄙无耻”，“不仅科学家如此，评论家、文学家、报纸杂志记者也如此。只要有人给钱，上边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这些报告并没有令朗道失去自由，倒是1953年斯大林的死讯，让朗道误以为他彻底获得了自由。他立即停下手头的核武器研究，并宣称“他死了，我不怕了，所以我不干了”。他不知道，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也不信任他，他依旧是现实中的囚徒。

　　好在囚徒始终不曾放弃对科学的追求，不仅研究成果丰硕，还写出不少经典教科书，对苏联乃至世界的物理学教学影响巨大。他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在执教近30年里，只有40多人通过了他的考试。这些学生后来不少成为院士，甚至获得诺贝尔奖。但在朗道眼里，他们都不是天才。他在教室里挂了一幅画。画里牧人对着一群低头吃草的羊群吹风笛。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牧人，常常像“对牛弹琴”一样“对羊吹笛”。

　　一场车祸，让朗道所有的遗憾都宣告结束。在昏迷40天后，他醒来了。这期间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寄来各种名贵药材，但朗道依然未能完全康复，也无法再从事研究。

　　这次车祸也引起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关注，由于该奖不授予逝者，他们担心朗道会随时离世，便将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学术生涯已经结束的朗道，表彰他对凝聚态物质的开创性研究和对液氨的超流动性理论的建立。

　　这个狂人的人生，也在经历了30年的“懦夫”生涯后，在60岁那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