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

②形似齿轮的陶寺文化器物。

③陶寺文化早期的铜铃。本报记者胡雪柏摄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

　　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然而，围绕这些结论、推断和分析，争议之声从未止息。

　　在7月30日开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这位谦和寡言的学者，只有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坛坛罐罐才会兴奋起来，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他说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遗迹，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脑海里不时闪现，“跟电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称颂“王”者。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王”们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伟大的人物对话。”何努说，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分享。

　　然而正是这个给他带来无限乐趣的陶寺遗址，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总是一语带过，真正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发掘、求证过程的曲折。

　　更大的压力则在于，无论是他对陶寺遗址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是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界都质疑者甚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出现在质疑者名单中。

　　这些学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之师，或是他现在供职单位的老领导、老前辈，在考古学界个个一言九鼎，他们的质疑对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门师弟、天文史学家武家璧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桩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参加一个同仁聚会，面对众多质疑，他当众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不过何努表示，这些前辈学者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干扰。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从北大毕业，随后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担纲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领队，何努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年内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布局。

　　一个一个探洞打下去，一铲一铲黄土挖上来，大地两易寒暑，一座庞大的古城，渐次展现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宫殿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表明在这个时期，日后为都城所特有的“双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别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何努说，这分别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期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期墓葬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何努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志。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出现。

　　4000多年前的这位“王”，究竟想向后人表达什么？后来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潜匿住猪的尖牙，吉祥。寄意通过威慑力将对方压服，是为上策。何努分析认为，用猪的下颌骨和钺组合起来使用，说明当时这位手握兵权的最高统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过威慑力而非杀伐捍卫政权。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何努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清晰呈现：宫殿、城墙、王陵悉数被毁，随处可见死相惨烈弃于沟渠的亡者，连草草掩埋的迹象都没有。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再干一百年”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

　　本报记者 欧钦平 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