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1979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55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钱伟长“是还活着的7人之一”

　　得知钱伟长过世的消息，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一下没反应过来--他特意向钱伟长曾经的秘书、现上海大学校长助理徐旭博士求证，得到证实后，老教授才相信：钱先生是真的去了。

　　钱伟长的去世，让上海大学陷入一场难以名状的悲伤。在老人逝世当天，这所学校网站变黑，“沉重悼念钱伟长校长”的标题醒目而哀伤。

　　暑假期间，在校学生不多，还是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他们缠起了几十米的丝带，上面挂满或黄或白的菊花，写满了留言的卡片连缀其间。

　　学校内部论坛上，贴满了同学们的自发留言--有学生整理了钱伟长在世时的经典语录；有同学回忆起自己和钱伟长校长接触的点点滴滴。

　　一篇文章称，“我的大学只念了两年多之后，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我见到钱校长的机会不多。准确来说，只有一面，我记得是我大一新生的开学典礼。记忆里是一位很和蔼又很有智慧的老人。”

　　上海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告诉本刊，在上大，无人能比钱伟长的影响力，从1983年来到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前身之一)任校长后，他以一己之力，为这所学校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没有钱伟长，就没有上大的现在，这是他的成功。”这位教授说，2000年的时候，他曾问钱伟长：花在上海大学的时间有多少？“钱伟长坦言，二分之一”--“你想想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上几十个头衔，这很不容易了。”

　　25年的“右派”

　　钱伟长的去世，让许多年长的知识分子又想起了他那段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坎坷经历。那是在1956年，钱伟长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等职务，处于学术生涯的巅峰。

　　1957年1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文章，主张教授治校、理工合校、培养通才。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当时，它会犯错。

　　这年的5月，《人民日报》再次出现钱伟长不合时宜的文章--《语重心长谈矛盾》--“我是老清华了，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钱伟长被众人攻击，而其中包括他的两个老同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和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

　　蒋南翔在《反右派的斗争保卫了党的领导保卫了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方向》中写道：“钱伟长是全校右派的旗帜，不仅在学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是章罗联盟中六大教授里最活跃的一员大将。过去他运用两面派手法，曾经欺骗过许多党内外教师和学生，这次在运动中混水摸鱼，显露了原形。”(《北京日报》1957年7月25日)

　　在7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钱学森这样说：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他一方面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上赞成力学研究所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说这个计划“劲头小”，“作得不够”；一方面又在清华大学说这个计划不行，“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非垮台不可”，言下大有在清华重搞一套之意……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1958年1月15日，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并定为极右分子(这是最严重的等级)，撤销一切职务，接受批判。后因毛泽东一句“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使他免去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厄运。

　　但是，教授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儿子受牵连大学不能考，他本人后来被发配首钢锻炼……一晃20多年。

　　1979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55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钱伟长“是还活着的7人之一”。

　　“但在清华大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到阻挠达3年之久。迟至1983年1月12日在中央决定把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个月后，才勉强给了一张‘改正书’。”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这样写道。

　　直言不讳的人

　　很多人认为，钱伟长20多年的“右派”和他直言的性格有关。

　　1946年9月，梅贻琦自重庆飞抵北平，住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见了许多清华校友，其中于10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晚饭李剑秋备馔，仍在何(汝楫)家，马约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内，相见甚欢。钱伟长似颇能饮，但稍嫌少年气盛耳。”(《梅贻琦日记》253页)

　　1926年起历任清华、西南联大和北大教授的浦江清也曾在日记中记载：“下午出席教授会……钱伟长提出责询学校美金账目……词锋犀利，冯公(冯友兰，时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大窘。”(《清华园日记》259页，三联书店1987年6月版)

　　上世纪80年代，刚从“右派”分子解放没几年的他秉性不改，指斥社会上造假成风。“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敢于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提出质询和建议，为教育事业，为科学事业，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为人才流动，为祖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出谋划策。”他的学生黄黔写道，“敢说话是钱先生的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

　　2007年夏天，就在他生命的晚秋，当央视采访他的记者提到，“跳舞也是很好的一种体育运动”，没想到当年曾抵制留学生跳舞的钱伟长勃然大怒：“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出去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贪图享乐的。”

　　最后的日子

　　在钱伟长最后的两年多时光里，他几乎都是在医院的病房内度过。意识清醒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在病房内摆上围棋，左手与右手对弈。有时，科学家出身的他也会用严谨的科学态度，要求医务工作者反复核对医学报告；偶尔，童心大起的他还会给陪伴在周围的医务人员起个外号。

　　在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赵东升告诉本刊，他在上海大学读书8年，也只见过钱伟长有限的几次。

　　“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在2006年吧，”赵回忆，那时钱伟长已经94岁，需要人搀扶着走路，口齿也不是很清晰了。

　　“钱伟长勉励刚毕业的同学们进入社会要努力工作，他说话很吃力。当大家以为演讲要结束时，钱伟长突然提高声音，说，“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

　　“其实火箭早就升空了，钱老的话有些逻辑不顺。但是我的眼泪掉下来了。”赵东升说，范仲淹的这两句话，他不知听过多少次，但从90多岁的钱伟长口中说出来，还是让他泪流满面。

　　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介绍，健康的时候，钱伟长多居住在上海大学的乐乎楼招待所。没事的时候，秘书会推着他出来晒晒太阳，看见学生，他会很开心，遇有合影的要求，他会微笑着配合。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钱泽红，这位深受钱伟长喜爱的孙女，告诉周围的亲人，“爷爷走的时候平静、安详”。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钱伟长《八十自述》、黄黔《我的导师钱伟长》，以及上海大学“钱伟长特色资料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