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扁壶器形、文字临摹图。

　　中国历史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要从公元前841年算起，从此上溯的历史便模糊不清了。幸好还有考古学。考古学家一次次从野外工作中打捞出曾经的记忆。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大幕由此掀开。如今，学者们相信，中华文明最起源的记忆被转述为传说流传了下来，尽管现在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说明真人、真事，但是通过不断的考古挖掘也许能渐渐揭开历史的真相。

　　眼下，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考古中华”展，其中的很多展品，比如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的亮相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对“神话时代”的新理解。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0日。

　　1 陶寺遗址，尧舜居之？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陶寺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为此，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曾说：“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研究人员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进行了试探性的调查。考古研究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往北寻找晋南最重要的考古学遗址“陶寺遗址”。“结果出乎我们预料。”研究人员发现这一遗址的年代已经超出了夏的年代，与此同时还发现一些极其重要的器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彩绘龙纹陶盘。

　　随后，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临汾文化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朱乃诚清楚地记得，当时考古研究人员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片墓地，“可能有上万座，400万平方米。”其中有1300多座墓被发掘。

　　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等级区别。依据对墓葬的分析研究，墓主人有执掌一方神、军、政全权，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领人物和“王室”成员；有掌握部分权力、分属不同等级的贵族；也有平民中的富有者，但绝大部分是下层贫民。“这1300多座墓地中，99%都很小，大型墓不足1%。”朱乃诚介绍说，在大型墓中布满了种类繁多的随葬品。“这种社会等级的森严划分，说明了当时社会文明化进程。”

　　然而，“日本学者一直质疑陶寺为什么没有城。”1999年，考古研究人员对陶寺进行再发掘。古城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在发掘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城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疑似宫殿基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指出，大小城及城内宫殿、礼制建筑遗址的出现，表明都邑性意义的城市已经出现。唐尧时期晋南地区已建立了职能完备的城邦，已经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

　　2 文字、铜铃佐证传说

　　城市、文字、青铜器是文明的三大象征。除了城市的发现，陶寺遗址内文字、铜铃的发现，也让“帝尧”的传说越来越接近现实。王巍指出，此次展出的陶寺文物可以表明，在尧统治时期，文明的构成要素均已出现，这样就可以将我们的文明推前至距今4500年。

　　文字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灰坑H3403，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在扁壶鼓凸面一侧朱书“文”字，似乎是毛笔类工具所写。另一面也有朱书文字，但尚未破译，有研究者指出那就是“尧”字。

　　对此，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指出，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这次发现非常重要，证明‘文’字的写法已经很成熟。”

　　在“考古中华”展上展出的铜铃和容器残片，其制作手法与青铜容器类似，证明尧时期就能制作青铜器。

　　在陶寺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观象台的基座的物件。根据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遗址现象推测，当时的天文官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通过观测缝中线观测对面山脊日出来判定节令，制定太阳历。陶寺先民将一个太阳年划分为20个节令，包含冬至、夏至、春分、宗教祭日以及当地气候变化节点等。

　　“《尚书·尧典》里有关于观测天象的记载，如果这个观象台可以证实的话，就更加说明问题了。”王巍认为陶寺遗址反映的是权力的集中，“文明是个过程，其中重要的是权力的象征。陶寺遗址证明我们在距今4500年以前已经开始进入文明阶段，有都邑、庙宇、王墓，这些都让人看到中华文明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实际存在。”

　　3 红山文化是颛顼、帝喾遗存？

　　尧舜之都的轮廓大致被勾勒，但是考古学家还是不愿意直接将陶寺定性为尧舜之都。朱乃诚谨慎地说：“‘陶寺是尧舜之都’的后面还要加个问号。”

　　不过，专家们一致同意，陶寺遗址的发掘和进一步研究能丰富我们对尧舜时代的认识。而许多史前文明遗址的发掘也试图用考古实证逐渐还原出神话、传说的信史部分。

　　由于文献记载少而纷乱，中国的上古史颇多神秘色彩。传说中黄帝到尧舜的时代，大致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时代。为此，学界就试图将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的部落集团相联系，从考古实证中逐步还原出五帝“神话”的真实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遗址开始挖掘之后，便迅速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在辽西地区，考古研究人员相继发现了一批红山文化遗址、墓地和大型祭祀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之字纹陶、彩陶、建筑群址、大型陶塑人像群、数量繁多种类各异的玉器群及高大的积石冢。比如在红山文化祭祀址墓葬中曾出土了成组玉器，包括龙形玉器、勾云形玉佩、双龙首璜形玉器，形体大，做工细。从墓地的出土玉器来看，当时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这些文明的印记让一些学者将红山文化与五帝时代活动于北方的颛顼、帝喾相连。

　　也有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对此，李学勤也指出，将红山文化与颛顼、帝喾相连还是颇为牵强。“红山文化很广泛，目前对颛顼、帝喾的活动范围争执还太多。”

　　4 早期城址凑出五帝传说

　　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引述《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描述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城邑。李学勤指出，事实上，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探源，还有比陶寺遗址更久远的。为此，这些早期城址也往往被当成拼凑五帝传说的素材。

　　比如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由于年代同尧舜时代相当，被推断为很可能是尧都“平阳”；有学者认为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时间上正好在黄帝时代，地处古“有熊国”地域范围，可能是黄帝时代的城址；河南濮阳高城龙山文化早期城址，与颛顼所都的帝丘在时代、地望上都相符；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处共工氏活动地区，应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则很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不过，李学勤同时也指出，用史前史时期的早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去验证古代神话，是很困难的，“这类研究并不是没有价值，还是有一定的探索，但不宜过分结论。”在专家看来，早期城址拼凑出的五帝传说中，陶寺遗址是尧舜时期的遗存的说法，最为靠谱。“从年代和地理位置来说，这一遗址都能与尧舜相连。”而其他遗址却很难再深入考证。“比如有关炎黄二帝确实是传说。不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希腊也是一样。它的历史最开始的阶段都是传说。传说时代是古史的一个部分。”

　　不过，即使是最靠谱的陶寺遗址，要让“就是尧舜之都”这一推论成为定论，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李学勤指出，除了年代、地理位置的判断，还需要文字等更多的旁证。目前，关于陶寺文字材料仅发现一件，其他的都不能确定。“如果在陶寺遗址能发现‘尧’的文字，那么尧舜之都的推论就更进一步了。”

　　中国最早的陶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麦、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嵌绿松石铜牌饰……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陶俑、金银器，此次“考古中华”展不仅揭示了神话时代的史前文明，430余件珍贵文物讲述的更是一部1万年的悠久历史。

　　碳化水稻 最古老的稻种

　　在王巍看来，远古时代的回响绝对让此次展览与众不同。中国最早的瓷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麦……60年来考古的重大发现，放眼望去都是中华文明的各种起源。对此，王巍颇为自豪地说，保守点说，此次展出的三四十件文物创中国考古之最。

　　“考古最重大的三个问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其中农业起源是文明的基础，没有人口的增加就没有定居点。”王巍指出，此次展览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先民在农业发展上做出的各种努力。

　　展厅内摆放的文物标本表明，10000年以前长江中下游有了水稻，8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种植黍。这些碳化的水稻来自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而世界上已经发表出来的最早的黍(距今约7600年)则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考古研究人员还在陕西西安鱼化寨的古代遗址中还找到了糜子、栎果和谷子。

　　王巍指出，除了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水稻之外，另一种被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小麦被国际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原产于西亚。不过，中国的考古研究人员在河南二里岗遗址内也发现了小麦，说明商代中晚期的时候，小麦在中国就已经普及了。“文明不是突然产生的，有胎儿到婴儿到儿童再到成熟的阶段，这次展览展示的距今10000年到5000年的时代就是婴儿阶段。”

　　遗物遗迹 直接触摸文明史

　　与此同时，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也有多项考古发现创下了中国及世界考古之最。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出土的最早彩陶距今约7000年。陶寺遗址出土的最早都邑，连同最早的玉圭和玉钺等仪仗用具、最早的铜铃和容器残片、最早的朱书文字、最早的可能与观测时令节气有关的特殊遗迹———“观象台”、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将一座距今4300年到4100年前后的可能为尧舜之都的真实面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此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宫城、最早的带中轴线理念宫殿群、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最早的青铜容器群和青铜武器、最早的仪仗用玉石器群、最早的用车痕迹———车辙；殷墟发现的中国迄今最早的马车；汉长安城和洛阳城发现的南郊礼制建筑是迄今最早的皇家祭祀建筑群……这些“考古之最”让我们对中国的文明史有了直接触摸。

　　绿松石龙形器 填补“龙文化”夏代空缺

　　在展示考古之最外，还有龙文化脉络的呈现。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种类繁多。此次“考古中华”展便通过多项展品展示了龙文化的渊源。

　　事实上，早在距今7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龙”的形象出现。此次展出的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形器上的繁复的纹饰上，已出现长着獠牙的猪首龙身的图案。

　　随后，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很多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比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彩绘龙陶盘。而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商代至明清时期的龙文化遗存就更丰富了，比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蟠龙纹铜盘、西周井叔墓地出土的青铜牺尊上的龙铸件，一直到清代帝王穿戴的龙袍。

　　不过，这历时7000年的龙文化传承中缺了一环———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后，相当于夏代时期的龙文化遗存。

　　此次“考古中华”展上不仅展出最早“龙”形象，而且有两件展品恰好填补了这一缺环。那就是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这些文物的发现使得中国龙文化遗存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现今的连续发展演变的线索，得以清晰地揭示。

　　二里头遗址也被称为“夏都遗址”，曾出土有多件绿松石铜牌饰，其中以1981年发掘V区M4号墓时出土的一件最为精致。以往研究人员对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纹含义存在争议，有的认为是犬纹，有的则认为是虎纹。

　　没想到，2004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竟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确认了绿松石龙形器。有了这件器物的参照，研究人员才知道，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与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都要与铜铃配套使用，佩戴在墓主人身上。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含义象征着龙，是龙纹的一种。对此，朱乃诚等专家指出，那次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及辨认清楚的龙含义的绿松石铜牌饰，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对龙的各种记载以及商周以来考古发现的各种龙造型的器物，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并不是古代文人虚构的故事。

　　新知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本专题感谢：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