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醒来已经躺在七十五军的野战医院里，因为这次受伤他住院接近两个月。出院之后，一位姓钟的副师长被调往成都的中央军校学习，钟副师长让他当勤务兵，一同前往成都。

　　他曾经天不怕地不怕，却从未想过离开过自己的家乡。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几天之后，两个人来到秭归的码头，准备坐船西进四川，看着秭归码头南来北往，流离迁徙的人们，易仁礼突然理解到了“乱世”的意思。虽然敢于瞒着父母三次应征入伍，但他始终才16岁，而且是父母最疼爱的儿子，他感到了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恐惧，他甚至预感到，也许踏上这条船，今生便再也无法在父母膝下尽孝，甚至再无与父母兄弟相见的机会。

　　于是他第一次当了逃兵。钟副师长上船之后，趁着人流拥挤，他偷偷从船上溜了下来。接下来的问题是该往哪里去，作为逃兵，回家肯定只能给家里带来麻烦，如果像大哥一样外出经商，那又何必溜号？不如跟钟副师长同去成都。所以他觉得自己只能回部队。他又考虑了一下，虽然没有服从命令随同钟副师长去成都，但他是为了回到部队才跑掉的，应该不算是逃兵，如果长官问他为什么不服从命令，他绝不说自己恋家，只说想回部队打日本人。

　　回到部队之后，他说是钟副师长叫他回来的，奇迹般的没有人再追问这件事，他顺利回到连队，随后被派往驻新堡的指挥所。在这里，他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我问易仁礼，上战场之前害怕吗。他说，怕，头天晚上怕得睡不着，但是一上了战场，看见人不停地往地上倒，反而不怕了。我问，头天晚上睡不着，会不会写遗书？易仁礼说，排长以上军官才写遗书，当兵的不用写。

　　易仁礼的第一次作战任务是占领新堡一个叫“猴爪子树桠”的山头。他们选择从一条隐蔽的山沟爬上去，但山顶碉堡里的日本人早已经针对这条山沟设置了一个隐蔽据点，并架设了机枪。国军大约十多人的第一个小分队全部进入山沟以后，机枪响了，十几名战士连对方攻击点都没找到就被全部打死。随后国军只能用人海战术硬拼，战士们一边开枪一边从山沟里匍匐前进。由于地形劣势，当轮到易仁安那一队进攻的时候，几十具尸体已经填满了山沟，竟形成一道人肉掩体，遮挡住了敌军射击视线。易仁安爬上了山顶，驻守山顶的日本人已经撤退，邻村比易仁安大几岁的刘邦瑞随后也上了山，他是工兵连战士，用TNT炸掉了山顶的碉堡。

　　易仁礼说，在战场上，你有时甚至会听不见枪声，但却感到能听见子弹飞来的声音，就像扑过来一群发狂的马蜂。说来也怪，在战场上，双方一旦开打，只有不怕死的人才能活下来，越是心虚，后退，子弹就长了眼睛一样偏偏找他。这是当时一个另类的战场迷信，但很多战士都相信。他的老乡刘邦瑞就从不怕死，而他也活过了无数次战斗。麦克阿瑟说，老战士永不会死，他们只是逐渐凋零——刘邦瑞在1983年凋零，他的儿子一家仍然居住在老家的河边，我见到了他的孙女，已经是一个活泼热情的姑娘。

　　易仁安参加的最后一次大战是在陈家寨，因为守卫陈家寨一带的十一团已经被打得所剩无几，连他所在的师部警卫连也被派上了一线。一位念过军校，原本当副官的湖南军官被派来当警卫连连长。这位连长对他们训话说，我们湖南有长沙会战，湖南军人的战绩鼓舞全国军民，而你们湖北人则贪生怕死，对日少有胜绩，当兵的也是被抓丁来的多，自愿投军的少。易仁礼当即挺身而出，我就是自愿投军的，我若怕死，又怎么会来当兵？于是连长派给他三名战士，命令他负责守卫一座山顶哨卡。

　　这座哨卡前方正对日军阵地，后方则是几十米高的悬崖，曾一度失守，又被国军夺回。四人来到山顶后，易仁安发现守卫这座哨卡至少需要一个班的兵力，他只好留下一人放哨，另外三人连夜把全部地雷都布置在哨卡周围，不留后路。地雷埋完之后，四人分成两组轮流放哨和休息，准备日军等攻过来就死守殉国。

　　连长要求他们在哨卡守到第二天晚上然后换防，但是换防部队一直没来。第二天晚上日军对哨卡进行试探攻击，触发一枚地雷之后就放弃了进攻。到第三天晚上，哨卡后方悬崖下面传来友军的喊话，原来他们的部队昨天已经撤离，而走的时候没有通知他们。于是易仁礼从战场的尸体上卸下绑腿接成一根长绳，从哨卡后的悬崖上爬下山。回到部队，师部听他们汇报之后决定表彰他们，当月还给他们四人发了双饷。

　　■ 鄂西会战

　　从时间上推算，易仁安参加的陈家寨战斗应为1943年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而易仁安说陈家寨之后国军在宜昌再无大战，也符合鄂西会战之后的双方局势。但易仁安并不知道何谓鄂西会战，尽管这一大战震动全国，享有“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盛誉。

　　日军从1943年5月初开始，以劫掠川江上游船只开始，进而伺机而动，将目标对准江南的国军野战军，并不断增援兵力，最后总兵力约十万人，战机100余架，意图夺取川江第一门户，威逼陪都重庆。

　　蒋介石急电昆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曾丢失宜昌的陈诚调回湖北督战。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亦特从重庆赶来出席会议，传达蒋介石对鄂西会战的指示，勉励三军共赴国难，拱卫陪都。

　　日军的初期作战颇为顺利，但从5月25日进攻偏岩、石牌开始，损失骤然增加。石牌本是长江上一座天险，亦是这次会战的关键。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十一师借助地利优势死守石牌，日军始终未能攻占。5月31日，陈诚判断敌方锐气已失，果断下令展开全面反击。

　　从5月29日开始，中美空军击退日军飞机，开始取得鄂西会战的制空权，也成为战事转折之一。空中打击对日军地面攻击的协助极为重要，据易仁礼描述，当时战机作战主要是俯冲扫射，只要日军飞机来袭，国军便只能跳入战壕躲避，待敌机一过，日军已在地面重新占据优势。但在国军反击中，出现在战地上的已经是中美联合空军的飞机，飞机过处，士气振奋万分。我问易仁礼，当时战场上飞机飞行高度如何？易仁礼指着一棵树说，矮的时候只有那么高，我想年代太过久远，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但第二天看宜昌抗战史料，其中写到1942年6月2日一架国军飞机在协助地面部队掩杀日军时因绞缠电线坠毁，方知易仁礼所言非虚。

　　国军各部连续追击日军将近半月。6月14日，七十四军重新占领公安城，日军从5月初开始占领的地区全部被国军夺回，原定调往太平洋与美军作战的日军精锐部队第十三师团，在会战中元气大伤，失去机动作战能力。据国军战报，一个月作战中毙伤日军25000多名，毁灭日军飞机15架，汽车75辆，船舶122只，号称鄂西大捷。陈诚在回忆录中说：“当此国际战场同盟国家准备总反攻的前夕，……我全国国民在此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听到这次伟大胜利的消息，人心的振奋可以想见。”由此，“三昌将军”陈诚终于一雪前耻。

　　■ 告别战场

　　1943年，易仁安已经21岁，傅正模出钱送他和几个同学去念中学，但走到三斗坪就因船只搁浅，无法前行，他又回到了养老坪。

　　鄂西会战结束之后，傅正模调任五十四军副军长，预四师师部调离晓峰乡养老坪，野战医院也搬往柏木坪的柳家寨。一天午后，傅正模带易仁安来到医院后的士兵墓地，傅正模对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也是我们部队的学校出来的学生，埋在这里的这些战士有很多人你都认识，他们是为了保卫你们这里而死的，我们搬走以后，你要好好照应他们。”易仁安表示一定做到。几天之后，傅正模来到易仁安家里，对易仁安和他父亲、爷爷说，他已经在士兵墓地旁买下一块地，打算交给他们耕种，请他们代部队照看这些战士的墓地，每年清明为烈士们扫墓上香。

　　据已经去世的75军老兵易行锡回忆，这里虽名为医院，但医药奇缺，全靠人工从三牛坪下面的南沱运送，民夫们从莲沱上山，经牛坪垭，下晓丰河，过张家口，才能运到野战医院，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因此，一般到了重伤室的将士，几乎百分之百地无救了。

　　有一次，担架排三天没回后方，医院就死了伤员。死者就埋在医院后面的山坡上，开始还能用白布裹一下，一人一个土坑，坑里垫一点稻草。后来战争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就只能几个人一坑或几十个人一坑。易行锡某次曾与傅师长几人同行，见师长一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他悄悄地问旁人：师长怎么在流泪？旁边年纪大的人告诉我：前线战事激烈，将士伤亡太多，一师之长能不痛心吗？

　　三年作战中，这支5000多人编制的部队在这里埋葬了3000多名战友。据易仁安回忆，当时军队的旧例是排长以下死者就地掩埋，排长以上才刻碑纪念。但离开金鱼坪之后，傅正模托人搜集和整理包括普通战士在内的所有阵亡烈士名单，并先后为他们打造十多块石碑，其中最大的一块碑是1945年初建立的，仅这一块碑上就刻了800多位烈士的名字。

　　易仁礼又当了逃兵。鄂西会战之后，宜昌一带的战事已渐趋缓和。他在警卫连升任代理班长，平时主要任务是训练新兵。1945年初，预四师受命调往四川，于是他第二次来到秭归码头，又第二次因为同样的原因偷偷脱离了部队。他找到在晓峰乡附近驻守的三十二军，找到在战场上认识的一位姓周的营长请求入伍，周营长收留了他。

　　易仁礼似乎就这么两个要求，第一是要当兵打仗，第二是不能离家太远。在三十二军呆了一个月之后，原定派往四川的预四师居然又回来了。易仁礼的排长听说他在三十二军，给他写了一封信催他回到部队，并保证他回来以后决不受罚。易仁礼喜出望外，很快回到了熟悉的预四师。

　　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全师召开大会宣布重要消息，日本投降了。很快，又传来命令：预四师原有番号撤销，士兵整编到其他部队。易仁礼觉得，抗战已经胜利，自己也该回到家里去当农民。他没有去新部队报到，留下枪和子弹，回家去了。易仁礼说，本地不少人都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包括他的朋友刘邦瑞和丁洪武，军队似乎也并不怎么追究。这是他第三次当逃兵，他终于回家了。

　　历史学家黄仁宇回顾中国近代史，认为国民党仅仅完成了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却缺乏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和改造，下层的现代化在中共那里才得以完成。在当时国军史料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在某省招募的军队一旦调离本地则发生大规模逃兵减员甚至哗变。以易仁礼来看，尽管军队已经让他成为一名在战场上合格的战士，但他仍不能以一个职业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和他的许多老乡一样，并未感觉到和战争同时发生的时代改变，他们迫不及待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于是铸剑为犁，从大历史中悄然走开。

　　■ 烈士陵园

　　在柳家寨，后来的那所野战医院的房子还保存着。那也只不过是几间简陋的民房而已。养老坪野战医院的遗址已经找不到了，在当地还能看到一些用泥巴修的房子，但都已经重新粉刷过，而且大多用来做猪圈牛棚。

　　易仁安一家在1949年以后仍然为预四师陵园扫墓，只不过换成了祭拜自家祖先的名义。1956年，集体重新划分土地，涉及到养老坪这一片陵园，社员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伤兵坟，里面还埋了几个军官所以立了碑，还有人说这块土地是被国民党强占去的，易仁安自然不敢做声。最后大队集体决议在这里开荒种地，墓碑的石头比较平整，于是老百姓拿去垫猪栏，砌田坎，也有些改造一下就做了猪食槽。

　　1985年，易仁安老伴生病瘫痪，于是他和老伴卖掉金鱼坪的老屋，搬到宜昌县城的女儿家里。过了两年，易仁安打算把房子买回来，回金鱼坪居住，这才发现户口已经被从村里迁出去，包括傅正模留给他家的土地也被重新分配了，他们一家彻底离开了晓峰。

　　傅正模留下最大的一块碑是在1995年被砸毁的。当时这块碑所在的地方已经建了小学，而碑正好矗立在操场中间，教师们觉得晦气，小学生们也觉得害怕，于是有了砸碑的想法。本地人秦德标知道简兴安是个对抗日历史深有感情的人，跑到县城请他一定要想想办法。但简兴安去了也不管用，对方委婉地回答他，这里一直都叫伤兵坟，可能是埋了一些国民党伤兵，但从来没有什么3000多人的烈士陵园这种说法。

　　砸碑当天，秦德标再一次跑到宜昌，问简兴安能不能再最后想想办法。简兴安说，那边说修这个操场花了20万——你我从哪去找20万，让操场改改地方，保住这块碑？我们还是尽力把这段历史留在纸上吧。

　　1998年，一位叫刘功仕的人从北京来找到简兴安。他是湖南人，他说他的四舅叫钟有幌，小舅叫钟友帆，抗战期间两人一起在预四师服役，钟有幌负伤死在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抗战胜利之后，钟友帆为哥哥在陵园里立了一块碑，然后退役回到了湖南常德老家。刘功仕告诉简兴安，如今钟友帆已经80多岁，自知不久于人事，唯一心愿就是找到这块碑运回湖南与自己合葬。他按照小舅的提示在小峰搜寻，结果既无陵园，也无墓碑。

　　简兴安和秦德标在年底还真的找到了这块碑，它已经在一户农民的粪池里泡了几十年，幸好字迹还清晰可辨。简兴安给刘功仕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刘功仕说，小舅在他上一次来湖南找碑之后不久就已经去世了，还好小舅临死前结开了这个心结，他说，钟有幌是在宜昌为国捐躯的，碑就留在宜昌吧。

　　现在晓峰乡已经成了旅游区，从宜宾出发沿黄柏江而上，沿途风景优美，江两岸奇峰耸立，云雾缭绕，实难想象在半个多世纪前两军鏖战的惨烈与悲壮。据本地史料记载，三角岩，八斗方的高地争夺战留下了整个鄂西会战最惨烈的片段，当时阵地上枪声曾一度停顿，这并非停战，而是两军扭作一团展开肉搏，于是交火线成为绞肉机，两军尸体呈金字塔形堆积——今天依据文字，只知双方是踩在尸体上战斗，其战况之惨烈，已超出一般人对近现代战争的理解。面对优势向国军转化，日军竟施放催泪瓦斯，国军并无防化设备，只能以血肉之躯与敌生死相拼，幸赖老天争气，随后大雨突降，这一场泥泞中的“斗牛”（橄榄球术语）血战，最后竟奇迹般的以近千日军被全数歼灭而告终。

　　目前，据说当地政府已经下达指示要妥善处理烈士遗骨，并拟建一座抗战纪念碑以致怀念。简兴安说，上网看完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留言后，他激动得无法入睡，现在，三千壮士的浩气长歌，自己二十多年的追索寻找，终于有机会留下一座石碑，被人们记忆和见证。

　　易仁安家人的从未间断扫墓。1985年离开晓峰以后，易仁安将这个职责留给他的女儿和女婿，他们每年清明都去看望阵亡烈士。

　　易仁礼这一生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解放后他陷于赤贫，加之父亲曾是保长，无人愿意和他结婚。他1958年才结婚，当时已经30多岁。1959年冬天，他的妻子在贫困中死去，没能给他留下子女。如今他住在养老院，靠救济过活，这里提供大米、面条和柴禾等基本的生活所需，要想买点辣椒酱或者买包烟就得自己花钱。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刚刚从山上挖药材回家，这是他不多的收入来源之一。易仁礼已经84岁了，他几乎贫困了一辈子，但并没有变成一个糟老头，相反他给人感觉是一个朴素和有尊严的人。带领我去找他的本地人在去的路上提醒我采访之后要记得给他留下一点钱，因为他虽然也有养老费，但每个月只有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