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那个经济困难的时期，中国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当年，曾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在罗布泊深深戈壁滩的孔雀河畔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热情。46年之后，这群年轻人已经老去，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定居在了南京。昨日下午，在南京城东北的人口宾馆，48位当年亲身参与中国首次核试验的人坐在了一起，他们共同追忆着当年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中国首次核试验取样队副队长。

　　1964年5月，时年三十的吕克谋在北京坐上了一列专列，同车厢的大多是其国防科工委21试验训练基地研究所的同事，这车年轻人的目的地是遥远的罗布泊核试验场。

　　“那绝对是一个令人终身难忘之地”，吕克谋对记者说，中国的罗布泊核试验场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畔，那儿是一片辽阔、平坦、荒凉的戈壁滩。“这里是戈壁腹地，气候极端干燥，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沙尘满天。”其同事邹进上描述。

　　吕克谋，江苏泰州人，是中国首次核试验取样队副队长，责任和任务显然相当重要，但让吕老印象最深的还是基地恶劣的生存环境，“那个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喝上一杯水”。据吕老介绍，当时在罗布泊的戈壁滩里，好不容下点雨，把盐碱地的盐都融化掉，然后流进孔雀河里，基地的人都是喝孔雀河的水，又苦又咸，但又不得不喝，这样的水一喝就是好多年，喝上一杯淡水可谓当时大家共同的愿望，或许正因为太难得才能喝到一杯平常的淡水，大家当时都把它叫做“甜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首次核试验取样队成员

　　陈达，中国科学院院士，除了参加1964年中国首次核试验之外，其后直至1996年的32年间，陈达参与了中国总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的41次，堪称中国参与核试验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据陈达介绍，取样工作是判断核试验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取样才能判断是否达到了设计目的、以后怎么改进等等。而他们的取样一般有三种方法，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驾驶员开飞机穿越蘑菇云外，其余还有通过“炮伞”收集——通过大炮打出的降落伞收集裂变物等。

　　为了收集更多样品，取样队还围绕爆心周围布下了不少圆盘，用以收集爆炸之后降落的裂变物。“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遥控装置”，据陈达院士介绍，为了让圆盘恰当其时地打开，大家设计了一种类似时钟一样的装置，它通过上机械发条24小时转一圈，这样当原子弹爆炸时，圆盘就打开收集样品。

　　原国防科委21所研究员，中国首次核试验负责现场安全保障

　　72岁的朱焕金是推着太太的轮椅走进聚会现场的，两人共同参与了中国的多次核试验，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培育了他们的爱情之花。

　　当时，朱焕金负责现场安全，“所谓现场安全和常人理解的不一样”，朱焕金介绍，当时他要计算各种伤害因素的安全半径，简单讲，就是要判断原子弹爆炸时，在哪个地方、什么区域，人、仪器都是安全的。朱焕金太太华鸣的专业是高空核爆炸现象学研究。当年，两人在罗布泊的基地里相识，并于3年后成婚。“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加班加点，两人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朱焕金介绍。两人在一起最多的时候反倒是查资料的时候，因为各自都有要攻克的技术难题，两人会相约一起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图书馆等地方去查资料，而因为专业不一样，查资料时两人互相留意，看见对方需要的资料就赶忙提醒。

　　华鸣在2002年时因为脑梗瘫痪，然而朱焕金在提及两人在罗布泊过往岁月时，仍是一脸的幸福，那时的爱情没有月下的卿卿我我，只有图书馆里互相照应，但足够让他们一生回味。

　　南京半导体器件总厂总工程师 中国首次核试验主控站

　　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后，年仅19岁的马淑琴就来到了罗布泊，她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主控站见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才22岁，时至今日人们还能在反映中国首次核试验的纪录片中看见这位扎着两个小辫子、胖乎乎的南京小姑娘。

　　基地的主控站堪称首次核试验的“大脑”，即使基地里的人也很难进入。马淑琴在主控站主要负责发射机部分。马淑琴介绍，在主控站下面，还有几十个分站，分别承担着监测、收集样品等职能，她的任务就是向它们发射主控站里的指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马淑琴和张爱萍将军等首长一起在主控站里见证。

　　马老师说，当时在试验现场放置有一些猴子、兔子等动物，以测试原子弹爆炸之后光辐射的伤害。而如何在人员撤出之后，让这些不安分的动物能够注视爆炸现场呢？(假如爆炸发生时，动物背对着现场，试验的效果就要打折扣)，大家想到了放鞭炮的方法，让鞭炮的响声吸引动物的注意力，而马淑琴等人的任务就是要下达指令，让鞭炮能够在原子弹爆炸前恰好地燃放起来……

　　采访间，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提到，他们最兴奋的时刻还是原子弹爆炸后、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时，即使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每个人在回忆起那一刻时仍是激动万分。本报记者 谷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