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常委会主席，一下跃居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应该说这也是历史给与他的一个机遇。八七会议后不久，苏联要举办十月革命10周年庆典，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中国组织了“工农代表团”前往庆贺，其中便有向忠发。工人出身、能言善辩，以及在工运中历练出来的出色组织能力，这些都让在远方遥控指挥中国，不断给中国物色新的领袖的国际领导们眼前一亮。而当此时，千里之外的瞿秋白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使革命接连惨遭失败，这让国际领导对瞿秋白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领导很是失望，产生了让工人干部取而代之的想法。两相对比，他们一致选择了向忠发。在路卫兵看来，这些所谓的共产国际领导们，悠闲地坐在会议室中，靠着听汇报看地图，决定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领导人的变迁，是非常可笑的，这也是中国革命连遭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1928年6月，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毫无悬念的被推举为中共最高领袖。客观地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运动的好领导，但绝不是能驾驭全局掌控全局的将帅之才。他自幼闯荡，没有学习什么文化，更不要说什么理论，农村工作经验的欠缺，以及尚浅的资历，这些都让他在复杂的国内革命斗争形势下感到手足无措。由于接下来还要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新当选的7位常委，只有向忠发和蔡和森暂时回国开展工作，这样实权便落在了蔡和森手里，随后蔡和森因为对“顺直省委”问题处理不当而被免职，取代他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回国后，日常工作改由周恩来主持，1930年3月，周恩来去莫斯科汇报，李立三又成为了中央大权的实际操控者。李立三脾气火爆，又曾经当过向忠发的上级，毫无主见的向忠发便对他言听计从，甚至在会上公开说：“立三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任由李立三去施行他那近乎狂热的“立三路线”，使中共蒙受了比瞿秋白时期更为惨重的损失。也由此给瞿秋白的第二次复出带来了转机。

　　周恩来和瞿秋白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对李立三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一直推波助澜的向忠发，其见风使舵的本领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我早就看出立三同志这一套做法有问题，脱离了中国实际，也没有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还请人代写了《如何反对立三路线》的文章加以抨击。向忠发“大事面前不糊涂”，得以继续留任头把交椅，只不过实权又回到了瞿秋白手里。后来王明凭藉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并取代瞿秋白而掌控中共大权。这次向忠发又毫不犹豫的占到了王明一边，再一次成功“卫冕”主席之位。在路卫兵看来，中国好些事情就毁在了这些只会说不会做，做了糗事还要胡说八道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败类们手里。而我们又不能不无奈的承认，这样的人往往还会得到赏识和重用，因为世上并无神仙，喜欢忠言逆耳，只不过是自我标榜的一个美丽童话。我们先不说思想路线的错与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李立三也好，瞿秋白也罢，谁也是满腔热忱的想夺取革命的胜利，最可气的是那些无能的庸才，却对权力有着近乎疯狂的渴望，他们只想拥有权力、享受权利，却根本不会去想怎样履行权力。

　　向忠发的蜕化变质只是时间问题。这种左右摇摆的墙头草，永远不会有真正的革命理想，就像现在司空见惯的所谓显贵达人一样，向忠发很快便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物质享受，还公开与妓女杨秀贞同居。为此中央不得不派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去密切关注向忠发的动向。在被称为“党内最危险叛徒”的顾顺章叛变后，向忠发旋即被捕，并供出许多同志，就连陈琮英、杨秀贞也没放过。审讯时，杨秀贞坚决不承认向忠发是共产党，于是国民党便让向忠发与她对质，向忠发无耻的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无怪乎周恩来后来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蒋介石：“已擒获共产党首犯向忠发。”蒋介石回电：“立即就地枪决。”行刑前，向忠发跪地求饶，要求见蒋介石一面。就在向忠发被枪决几个小时之后，司令部又收到了蒋介石第二封电报：“暂缓枪决。”但一切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