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王友琴 /图）

　　最近我看到一些信，有关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红卫兵中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斗争”的老师道歉。在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这应该写出来告诉大家。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师。她今年86岁，“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和许多教育工作者一样，程璧老师先被撤销了职务，后来被关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去半边，成了所谓“阴阳头”。

　　我做过调查。1966年8月，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礼堂里，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把幼儿园女工刘桂兰活活打死。“牛鬼蛇神”（那时对被迫害的人的总称呼）被强迫抬尸体。程璧老师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个夜晚有五拨红卫兵来打过她。姚淑禧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时北京外国语学校的8名红卫兵学生。44年前他们十几岁，现在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向程璧老师道歉，也在通信中忏悔了当年参与暴力迫害的行为。

　　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1979年前后，暴力迫害的受难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的“补偿”。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当年那些红卫兵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们认错了吗？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们能忏悔吗？很多人还一直心存疑问。

　　我没做过普查，无从得知这8名道歉者，在红卫兵总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这肯定是应该赞扬的好举动。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写的：

　　程老师：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我叫申小珂。我现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经退休。

　　在学校时我和您直接接触只有两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把您叫到我们宿舍，问您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还有一回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我和您在我们教室（南边是梨园）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可能还是我用“极左”思想教训了您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但是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领导关在男生宿舍一楼时，管你们的“典狱长”，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

　　1966年咱们学校正处在鼎盛时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园被“文革”打乱了。我们的好校长莫平、教导主任姚淑禧就惨死在那场浩劫之中。记得还有一个女工叫刘桂兰的，因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这场浩劫中，咱们学校的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程书记，您今年86岁，我妈妈83岁。我像希望我妈妈长寿一样希望您长寿。您对我有教导之恩，我妈妈对我有养育之恩。对您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我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不揣冒昧，给您写这信。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来。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真诚地祝愿您健康、快乐！

　　申小珂

　　还有一封信来自胡滨：

　　程老师：

　　申小珂同学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对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不知为什么，这些话直到“文革”后1982年我们又一次聚首相见在北京西便门小区的住宅楼时也没有再和您谈起过。对于这28年的迟钝和延误，我深感内疚。我记得在您丧失自由，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我虽然没有对您动粗，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对您说过的错话，一定深深伤害了您。您还记得吗？我曾当着您的面指责过您执行了错误路线，成了此次运动的绊脚石和革命对象，并且勒令您写出认罪书。如果小珂说他那时是您的典狱长，那么我作为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学校运动，可以说是所有同学过火行为的直接罪魁祸首了。除了我们之间那次仅有的谈话，我曾经和几个高三同学在运动初期最早贴出了点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长的大字报；我也在革委会里带头同意接受群众要求，对您实行隔离审查，让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您当年那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奈。在这里我首先要诚恳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小柯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愿做您永远的学生，永远不忘您在逆境时的告诫和教诲。另外，我也再次把这些当年和您做邻居时都没有向您启齿的心里话说给您听，对“文革”初期同学们对所有老师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内的所有校领导所说的任何斥责和错话，做的任何武斗、体罚和过火行为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对于那些在浩劫中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师长、同学，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给予我们的思念，为他们烧香祈福！

　　高三三班 胡 滨

　　其他人的通信，因为篇幅限制不一一引用。上引两信都写得清楚明白，无需注释。但我还是想要指出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义。道歉还是不道歉，对这两个写信人来说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外界没有给他们压力要他们道歉，而且由于很多红卫兵至今不道歉，反而会给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压力。他们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远离当年受到迫害的老师，连人们常说的“人情债”都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写信，也全无获得名利好处的可能性存在，因为他们已经退休。申小珂和胡滨两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写了这些信的。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我们才能用纯道德标准来衡量以及赞扬。他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作了道歉和忏悔的选择，正因如此，这是很道德的行为。

　　我还想指出的是，他们对道歉有很理性的认识。从他们和老师同学交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道歉不是仅仅出于一时感情冲动，也不对别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讲到他为什么写了道歉信。他说：“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有真的自由了，我们才真的轻松了，我们才和程璧、莫平、雷力（也是该校负责人之一，1968年被迫害致死）、姚淑禧、刘桂兰——有了真切的关系。”道歉还是不道歉，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设定道歉的内涵意义，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对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师给他们回信说：

　　小珂、胡滨同学：

　　前几天，苏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郁小培、舒杭丽、黄禾同学来看我，带来申小珂和胡滨的信。你们不会想到，看到你们的信，我是多么的感激，多么的感动。你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好学生。

　　我曾在高二（二）班呆过一个多星期，不知是在什么形势下把我放在了这个班。我与杜宝莹同学同桌。他对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干部，很能干。当时我还没有“解放”，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学说话，但却在这个班的同学中感到平安。你们提到那时你们问过我什么话，我说过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定为走资派。但是谁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蒙在鼓里。

　　你们的信，有些同学看后，有的说：“你们带了个好头。”有些同学为“文革”时的懵懂行为自责。还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学，那时他们年龄那么小，懂得什么呢？有些同学在“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那是当时形势所致，我很理解。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小珂、胡滨的信，已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同学们对我的赞誉，我真有些担当不起。

　　看到同学们上学时的照片，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真喜欢。有很多同学向我问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话语，我非常感动、欣慰和幸福。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师已经高龄，依然耳聪目明，神思灵敏。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给我看她写的追念莫平校长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杀”了。这个学校三个校级负责人，“文革”中有两个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师的文章写得清晰动人。我还注意到她的钢笔字迹也端正秀丽，和文字风格显示出一致的认真态度。

　　程璧老师还介绍我访问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师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第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到达林老师家的时候，她已经写好了一份名单，字迹端正，排列整齐，写着1966年这所中学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我告诉林老师，我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最感动我的一章，是作为出版社社长，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个人都一一写了出来。而您也正是这样做的。44年了，您没有忘记他们，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

　　程璧老师和林瑾老师，我都是刚刚认识。她们对我亲切和蔼，我们的采访谈话进行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一定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记忆，给我们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础。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们在持守道德原则方面的自我要求。这两点，也是外国语学校8名红卫兵学生道歉的思想来源。正如程璧老师信中所说，他们“带了个好头”。我写文介绍这些素不相识的道歉者，也祝愿这些道德绿洲常青。

　　（作者：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