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0-31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惟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导引国家走出君主专制、极权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开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赫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予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历史性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留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阴郁不祥的氛围。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之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之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8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称，“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17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赫尔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1945年8月14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与其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 王康 重庆学者
[南方都市报]
相关报道
农民如何救亡图存？
年少时爱看《霍元甲》，爱唱剧中粤语歌，最拉风者除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便是“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此时，毛泽东形象不再招展于旗帜，而流行于各式文化衫上的霍元甲(黄元申饰)头像渐渐成为代表中国力量的新图腾，让你觉得“分（昏）睡百年”后的中国好不威武！如果谁敢欺负中国，全中国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考公务员一样，都一起上了。
然而，待年岁渐长，对社会与人生有了些自己的了解，发现世界远非那么简单，“全民皆兵”的歌声更是显得过于浪漫。毕竟，生活于尘世的人们，无论天下承平，还是动荡岁月，都各有自己的当务之急。且不说现实中的“霍师傅”在“全民向钱看”的年代了断红尘，从此出家做了和尚，回望历史，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也没有真正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
至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之“全民皆兵”，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当每个个体迫于军事共产主义而别无选择，只能争做手持利剑、不谈私利的公民；当国家因为唯一目标而被改造或者简化为一辆开足马力的战车，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片土地虽然不若从前那般“分（昏）睡百年”，但终将重新回到沉睡的年代。而且是集体沉睡，更大的危险自在其中。
事实上，早在当年率军北伐，遭遇“济南惨案”之时，蒋介石便已深知日本将是他一生的敌人。只可惜那时的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旧潮未去，新潮未立，实在没有本钱和日本人拼，所以蒋介石便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希望能够一心搞建设，遇事能忍则忍，“小不忍乱大谋”。此“大谋”就是卧薪尝胆，积聚国力，以备他日再与日人一战。然而，如意算盘终落空，任凭你忍辱负重，日本的刺刀还是齐刷刷伸到了卢沟桥，伸到了夜上海，伸到了武汉，伸到了我们的村庄。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而且，不只是武器，还包括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谈起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八年抗战”与“全民抗战”。“八年抗战”不假，至于“全民抗战”则需要大打问号了。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但是，国民政府正面抗战所能动员的，更多是青年学生，至于农民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我在本地寻得的资料，并翻检其他地方当年的历史，更多农民选择了不抵抗，至少是没有积极抵抗，而这方面逃避兵役便是最好的注脚。
除了外逃和花钱躲避兵役，当地老人还谈到其他三种办法：一是改变年龄，由于兵役年龄是在18—45岁，所以年纪大的改大，年纪小的改小；二是找个差事当，如情报员、科员、乡丁、保丁、区队长、文书、乡干、副官等等，这些一般还能免伕免税，拿工资；此外就是在学校混个毕业证，所以在国统区山里有个国民小学，里面挤了好几百人。据说真正的学生恐怕没有一半，很多人早就不是学生，他们名为读书实为“躲壮丁”。
这些农民之所以热衷于逃避兵役，未能积极抗日，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麻木于兵祸。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也算是“全国皆兵”的，但它说的是战乱，是“全国皆兵祸”之举世无双。自清末民初开始，先是军阀混战，接下来是“南兵打北兵”(北伐战争)，然后是国共之间的混战(围剿与反围剿)，直到日军大军压境，这片土地早已经打得千疮百孔，更别说此前太平军与清军之血战无数。如此混战局面，再有理想的政府恐怕也只能是勉力维持，而民众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从整体上说，农民对当兵没有好印象。一是农民自古重文轻武，向往和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二是虽然胡适等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政府富国强兵，建立起“有兵的文化”，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被拉去当兵的人，没什么文化和背景，多是些生活中的失败者、铤而走险者。在军阀混战、党同伐异的时代，他们更像是私人武装，只知道冲锋陷阵，一旦不幸战死沙场，却不知道究竟为何牺牲。而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又化作土匪，深入浅出，成群结队祸害百姓。从兵乱到匪乱，毕竟这都是些有枪又有组织的人，到哪里都可以胜过手无寸铁的涣散的一群。如时人所说，兵匪自是希望天下越乱越好，“譬如拾柴枝的人，为要给拾得盈握盈筐的柴枝，就惟恐天不打飓风，而为了飓风倒塌的屋宇，毁伤的人畜，他是不管的。”
而农民，注定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他们更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承受人生的意义，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关心猪栏里的牲口，而不是谁来坐江山。你可以说这些人自私、短视、不求长进，但这确实是生活给予农民的经验，谁当皇帝都一样。除了让自己活下去，对其他事他们早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将所有不幸与痛苦委之于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种宿命感同样被他们安置在国家之上。
其二，农民未能积极抗日，同样因为受制于贫困。如前所述，自然灾害、洋货倾销以及连年混战是农民走向贫困的主要原因。这里仅以养兵为例，看农民有多少负担。根据1929年的一份统计，当年全国兵员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到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员也不过206.6万。据估算，养活一个士兵每年要花费200元，而每个普通壮年人在家一年只需40元生活费，且不说他一年因为生产建设尚有收入，仅就消耗而言，一个士兵花去的费用相当于居家农民的五倍。如此穷兵黩武，于国于民焉有不穷之理？
抗战之初，有学生下乡动员农民，当后者从学生口中得知抗日“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第一反应却是“我们不被日本人打死，也要饿死了。”穷人有穷人的难处，他们今天捐了手里仅有的五毛钱，明早便没钱买盐了，他一天不上街卖菜，一家几口便活不下去。为此，他们逃避兵役和徭役，有的后来甚至会为了少量钱财为日本人卖命。如果被劝急了，农民便会反问，“我们这座山，几坵田，烂屋壳，也怕日本人抢去不成？”动荡的年代，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救亡图存”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它首先是让自己活下去。
◎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