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于表面而不讲求实际战斗力，陶醉于形式而丧失清醒的判断，是晚清军事变革及中国军事近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

　　晚清军事变革及军事近代化为什么失败

　　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起于晚清军事变革，也以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而告终。

　　在近代西方列强东侵的强烈撞击下，军事变革作为一种自然的因应，在自觉不自觉中逐渐兴起，其本质就是实现军事近代化，缩小乃至消除中国与西方军事上的差距，从而有效抗御列强的侵略，保障国家安全。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道：“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确为精辟之见。

　　以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为标志，晚清军事变革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战前的第一阶段变革，随兴办洋务而起，因甲午战败而衰。主要内容包括推进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革新军事教育等。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晚清军事变革第一阶段30余年惨淡经营的成果毁于一旦，也标志着晚清军事变革步入了第二阶段。由于《马关条约》及其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背上了极其沉重的赔款负担，国家进一步衰败，已无力再投巨资建设海军，因此，这个阶段军事变革的重点集中在陆军，最主要的内容是编练新式陆军和发展陆军教育。第二阶段的军事变革，因中央集权不断削弱，各省各自为政，非但未能有效增强国家的整体军力，反而为清朝的覆亡挖掘了坟墓。

　　百年之前晚清军事变革和中国军事近代化失败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需要从指导思想上进行反思。晚清军事变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有二：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是“中体西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看到了近代西方军事上的强大源于技术上的先进，符合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技术先导的大趋势。但这个思想又有严重的局限性，即没有看到西方军事的强大是由于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整体领先，更没有看到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带动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革新的总体发展。后来实际推动晚清军事变革的主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视林则徐和魏源为精神导师，都奉“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圭臬，这就使晚清军事变革一直缺乏整体的科学认识和正确路径，陷入了技术上对西方盲目照搬、亦步亦趋式的跟进模仿，始终没有形成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全面发展、整体提升的局面。

　　曾、李等人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崇，还有一个深层的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士大夫维护“大统”和避免触犯“朝制”的心结，主要从技术或器用层面进行变革，最符合这样的需要。然而随着军事变革的推进，西方新事物(尽管主要是技术和器用方面的)不断输入，如何看待、处理、调谐这些新事物与“朝制”和“大统”的关系，仍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两难之中，在朝野引起了广泛争议。为此，张之洞于 1898年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论，实际上反映了自晚清军事变革兴起以来，统治集团一贯的主导思想，即把学习和引进西方新事物，限制在具体应用的层面，不触动“朝制”、“大统”这个根本。甲午战争后，尽管一些有识者也分析指出，甲午之败“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虽由调度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但“中体西用”论继续框定了甲午战争后第二阶段军事变革的基本取向，只不过在前一阶段严重滞后的军制革新方面被迫迈出了有限步伐，表现为在具体部队的组训上，仿照西方军队的编制、训练方式，编练新式陆军，而在根本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上，仍沿袭旧制，近代化的参谋、管理机构建设逡巡迟缓；在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上，也仍然毫无创新，只是机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操典和战术教程，没有自己灵活、独特的战略战术；由于基本放弃了重建海军，国防方针更趋消极、狭隘。由此可见，指导思想的局限，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的缺失，使晚清军事变革不可能成为先进的军事变革。

　　其次，有必要对晚清军事变革的组织领导进行分析。综观晚清军事变革过程，基本上是外促内，下促上：来自外部的侵略不断刺激起内部的变革需求，一些身处一线、较有战略眼光的方面要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时局急需，从局部先行着手，日益昏聩的中央则通常被动接受，最终迫于形势逐渐予以认可，或给予肯定。因此，晚清军事变革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通常的情况是上无规划统筹，下面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湘系、淮系，南洋、北洋，各路诸侯，各搞一摊，互不协调，甚至各谋利益，互相掣肘。在此过程中还不断受到强大保守势力的攻讦和阻挠，以致反反复复。这使得军事变革步履艰难，进程曲折，整体性差，事倍而功半，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经不起甲午一战。甲午战争后，国势进一步衰败，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各省各自为政，纷纷借编练新军蓄资本、立山头，则为后来的北洋军阀分裂混战埋下了祸根。这说明，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成功的军事变革。

　　再次，有必要对晚清军事变革的实效进行检视。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晚清军事变革最辉煌的成果——北洋水师毁于一旦，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历程中最令人痛心的大挫折。30多年的经营，为什么结果这么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晚清军事变革没有正确的方向、科学的路径和强有力的领导，步伐缓慢，军队近代化程度低，战力依然疲弱。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国防工业极其孱弱，始终未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难以为陆、海军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和装备保障。特别是由于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使得军队组织体制的改进甚微，没有一支统一的国防军，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和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参谋部，军队维持着旧的勇营编制。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南、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基本上还是拿着一些新武器的旧式军队，有的甚至仍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阶段，未能形成真正的、足以与列强抗衡的近代化战斗力。

　　最后，军事文化中严重的形式主义风气，使清朝最终吃了大亏。晚清军事近代化本来成效有限，刚刚学到一些西方的皮毛，以北洋水师为例，从1874年开始组建到1888年宣告成军，不过十几年，未经实战锤炼，虽然购买、仿造了一批铁甲战舰，列起阵来蔚然壮观，操演起来燃烟放炮像模像样，但作为一个缺乏海洋意识的传统大陆国家，作为一支没有近代化海战经验的新建海军，实际还谈不上有多强的海上战斗力。而在甲午战前，许多军政大员，特别是一言九鼎的慈禧，却已自鸣得意，真以为北洋舰队“亚洲第一”。满足于表面而不讲求实际战斗力，陶醉于形式而丧失清醒的判断，是北洋舰队一战而亡的重要原因，也是晚清军事变革及中国军事近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

　　百年回首，世事沧桑。晚清军事变革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虽然没有成功，但其失败的教训，仍可以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钟少异 高炜  来源：学习时报

　　徐继畬写《瀛环志略》促成了明治维新

　　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于1842年8月29日的《南京条约》有条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可问题在于：你政府通过了开放上述五处为通商口岸，可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他不一定同意啊。于是乎，在广州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 “反入城运动”——这里的反入城，指的是反对外国领事和商人进入内城或居住或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就在此时此刻， 1843年4月，徐继畬由广东按察使迁福建布政使，专门负责厦门和福州的对外开放事宜。

　　徐继畬1843年上任伊始就移驻厦门，边处理外事工作，边悉心探求国际地理与政治。在那里，他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周旋了几个月。在周旋中，记里布的中文翻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赠给徐继畬很多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新约圣经》。徐继畬很快就据此写出了 《瀛环志略》的草稿。此后，他五阅寒暑，数十易稿，终于1848年刊行出版了《瀛环志略》。

　　在《瀛环志略》这本书中，徐继畬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共和政体，对华盛顿天下为公的行为非常推崇，对英吉利雄富国力赞叹不已。此书惊世骇俗，打破了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流传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世界的指南并直接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但在中国，徐继畬的书不但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反而因此备受谤议。被认为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为徐继畬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洋人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

　　处理完厦门开口事宜之后，徐继畬来到了福州，接手福州开口事宜。1846年，道光提拔徐继畬做了福建巡抚。

　　话说把福建省会福州开放给夷人，这可是道光皇帝的一块心病：不同意吧，一是怕夷人翻脸，咱打不过人家；二是怕夷人拿天津换福州——夷人早有这个意思了，这就更不合算了。

　　两害相较取其轻，只好忍痛割爱、开放福州了。此时，徐继畬向道光皇帝保证：他完全可以把福州弄成仅仅名义上的开港。具体怎么做呢？徐继畬很有办法：

　　第一，英商来福州做生意，不外是贩茶。英商看中的是武夷山的茶叶，徐继畬便派兵役在福州与武夷山的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英商不能直接进入内地收茶，中国茶商又惹不起卡道上的瘟神税官，只好改道广东贸易——想买茶叶的进不来，卖茶叶的改道去了广东，这样的话，英商在福州干脆就连茶叶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第二，英商到福州销货，徐继畬便劝导城内商贾不要与英商做买卖。同时表面上却仍对夷人“待以德意，使其冥然不觉。 ”

　　□纪连海

　　别看日本人在甲午海战中灭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其实，他们的海军建设也不过三十年而已，起步甚至还不及大清国早。

　　但和取得一丁点进步就沾沾自喜的大清国相比，日本人远比我们记打。一个灭亡大清国的政策，竟然可以执行上百年，历经几个皇帝而不改。

　　1853年，也就是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国，刚刚被列强的炮舰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与列强签订条约息事宁人的那几年，一群闻风而至的美国人，借着几艘黑色的船舶，逼着日本同样打开了国门与洋人做生意。

　　其实，当时列强还看不上日本这弹丸之地，而美国人也是在寻找通往大清国的航线时，顺便到日本打了几炮，之后似乎就没有人来理会这个国家了。

　　10年后的1862年，也就是大清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有一个日本青年名高杉晋作的，作为幕府使节的随员出访大清国。

　　此人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认为所乘的船名俗不可耐。但一到上海，他亲眼目睹了大清国臣民如何被西洋人奴役。

　　这个文艺青年对国家的责任感一下子被唤醒了，他急于了解大清国与列强交往的情况，“虽千金要求之矣”。但逛遍了书店，都没有找到。他问一位中国士人：“英夷鸦片以来战争之事，书为史册者有否？”中国士人的答复是“无”。

　　确实如此，不仅士人，就是被打得到处乱跑的皇帝，也搞不清楚英国究竟在何处，更谈不上研究这么近的战事了。

　　基于对天朝上国的景仰，他问：“贵邦尧舜以来堂堂正气之国，而至近世，区区西洋夷蛮夷之所猖獗则何乎？”

　　结果，中国士人顾麟告诉他，这个国运是“国运陵替”，类似于晋之五胡，唐之回纥，宋之辽金夏，“千古同慨”。

　　被打成这样了，中国士人还在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将列强的殖民视作五胡乱华！

　　而这位日本青年则找到了原因：君臣之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国运陵替。”

　　多好的道理啊。但高杉并非为大清国而来，他为日本国而来。他将此次访华的见闻写成《游清五录》一书，告诉日本人，要么雄起、要么像支那人那样被奴役。

　　日本人可能自古就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仿造器物，也能描得惟妙惟肖。仿照制度，也是出如一辙。他们学汉唐，比汉唐还汉唐。他们学西洋，比西洋还西洋。

　　当然，接受教训也是：日本人每吃一打，必记一教训。

　　看看我们吧，从五胡乱华开始，吃了多少苦，除了修修长城，也就内战内行了。难听一点说，真是只记吃不记打，这些打都白挨了。

　　有位朋友说，国家如此深重的苦难，要是都记住，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话貌似不错，其实大谬。一个不记得苦难的民族，就不是一个能够记取教训的民族。我们往往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这话是成立的，那么意味着我们吃的苦，以前也吃过。吃不过我们记吃不记打，又来轮回一遍。

　　高杉归国一百多年后，一个叫俞天任的中国人，跑到日本做机械技术方面的工作，偶尔发现了日本海军的发家史，遂有《浩瀚大洋是赌场》一书问世，讲述一个弱国如何自强而又避免走上国家主义道路，颇具警醒意味。不过，当今盛世下的爱国青年，未必有当年日本国民对民族前途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