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狂热”之后，共和国面临空前饥饿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在40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领袖们的家中，曾有过这样一幕：秘书将自定口粮标准的通知，发到各个领导人的手里，请他们按照自己的饭量定一下供粮标准。当时，国家将每个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要求粮食定量低标准，并以瓜菜代替粮食。据当时中南海工作人员回忆：身高体阔的毛泽东主席，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一样，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于是，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1961年年底，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广州温泉山附近的树林里捡毛栗子、橡子和苦橘子，寻求解决大饥荒时期的代食品问题。此事对共和国领袖个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再说国家再困难也不会让领袖们饿肚子；但领袖们提笔的手却十分沉重，他们比谁都清楚：百姓们的口粮紧张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他们曾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而他们自己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和群众共渡难关。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饿严酷的现实，最难过的是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主席本人了。他当时对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
这种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那场“反右倾”运动，导致极左思潮有增无减，在短短两三年内，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全国粮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农民饥饿，疾病接连爆发，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毛泽东听到农村出现饥荒和饿死人的消息，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几个月不吃肉，吃饭时指着盘子里的菜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很好，可你们不要光从生活上关心我，而要注意节约。比如这青菜，你们都把叶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叶子不是浪费了吗？”一次毛泽东办公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叫工作人员去弄几个芋头煨熟送来。毛泽东吃了两个，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里还含着一个芋头，急忙从他嘴里往外抠……其实，不论说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或者说在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把困难往“人祸”上联系时，中央领导们已经感到了农村形势扑面而来的严峻。
1960年10月21日，连主管外交的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紧皱眉头，忍不住大声疾呼：“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陈毅的话反映出领导人普遍的焦虑心情。
“大跃进”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说：“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农村的形势更令人焦虑不安。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悲剧来。庐山会议前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
毛泽东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中央决心“转入主动”
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图为天津东郊区新立人民公社用所谓“移秧并用”的方法，虚报亩产，并说稻子上可坐人，供人参观。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说是“十年”，其实主要是三年“大跃进”的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1959年11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1960年1月上海会议，3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
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请周恩来谈谈农业情况。
周恩来出访回国还不到半个月，但他对农业形势已经心中有数。他明确提出，这些年来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严重后果。他说：“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周恩来又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赞同：“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
毛泽东问：“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说：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他还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降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总结和周恩来的意见。
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三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
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他还强调：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十分重要，“是提到认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接着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专家，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上海会议结束不久，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传来消息，中苏两党发生正面交锋，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化。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6月28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6月29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7月2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5日开始，8月10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做出答复。7月18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28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1300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发言的人，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明年还清这个账！”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1958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显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象，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他在6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从6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进入10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75公斤。
李富春提出“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调整初露成效
1960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来京开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等各省负责人同他坐在一桌，以便直接听听他们对眼下经济工作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由李富春汇报这项计划。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插话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
毛泽东有些疑虑：“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
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1950万吨，第二方案1900万吨。”
毛泽东仍然紧锁眉头：“看来1900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1980万吨。”
中南局书记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1800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
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1870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1959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1350万吨一下子提到1870万吨。”
刘少奇直言：“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后来又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
邓小平补充道：“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
李富春说道：“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会议成了漫议，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发了言。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也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又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现在回头看，虽然领袖们对钢产指标有着种种怀疑，但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道：“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