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1-13
作为影响全球政经气候的重量级人物，大国领袖们纵然具备叱咤风云的决断力和权力，但他们不可能是全能的智者。每一次执政理念的确立、新政的颁行或重大事件决断的背后，都有一群为之出谋划策的人。
从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到默多克的“办公厅秘书长”，从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助理”到法兰西的“第二总理”，他们虽然称呼不同，但都因为其学识、利益集团背景以及与领袖人物的密切关系而对国家内政外交具有特殊影响。
他们就是站在大国领袖身后的“超级智囊”——不一定有名，却对全球政治经济大局举足轻重。
默克尔的“影子”们
在德国政坛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安格拉·默克尔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自2005年当选、2009年成功连任后，默克尔已经在德国总理的位子上坐了5年有余。
与各国政府首脑一样，默克尔身边也汇集着一群深得其信赖的精英，他们足智多谋却默默无闻，始终站在默克尔背后为她出谋划策，而默克尔也给予这些幕僚以极大的信任。他们对默克尔的影响甚至超过内阁部长。
总理府中做最后决定的人
2007年9月，纽约。前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驻地接受记者联合采访。一位记者问，气候保护是否是默克尔最重要的外交课题。一旁的总理府办公室主任鲍曼女士微微摇了摇头。默克尔随后答道：“不，伊朗、中东和朝鲜问题才是。”鲍曼松了口气，答案非常正确。
鲍曼，很少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但她却被认为是除默克尔之外柏林最有权势的女性。
身为总理府办公室主任的贝亚特·鲍曼，常年辅佐默克尔，她与总理的外交、经济顾问以及党内密友构成了默克尔身边的核心圈，是总理为数不多的亲信中的重要一员。
鲍曼1963年出生于奥斯纳布吕克，毕业于明斯特大学英国语言文学和日尔曼学专业。她与默克尔相识于18年前，而介绍人就是现任德国总统伍尔夫。默克尔当时担任家庭部长，并刚刚晋升为基民盟副主席。她在基民盟总部大楼的办公室需要一名临时助手，伍尔夫便推荐了青年基民盟中的活跃分子鲍曼。
个性相投的默克尔和鲍曼一下子就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两人的说话和办事风格十分接近，外表也非常相似：干净利落的短发，从不涂脂抹粉。
由于两人合作相当愉快，一年后，鲍曼放弃继续学业的计划，成为默克尔的私人助理。此后十几年，鲍曼一路默默陪伴默克尔，从部长办公室主任到基民盟主席办公室主任，再到总理府办公室主任，两人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在柏林总理府8层，鲍曼与默克尔的办公室仅一门之隔。两人每天见面3-4次，有时只是短短几分钟。尽管如此，与鲍曼的沟通交流对默克尔来说仍是最重要的。没人比鲍曼更了解默克尔，也没人像鲍曼这样对默克尔有着如此大的影响。过去十几年中，默克尔的所有重要讲话稿都是由鲍曼审校的。她负责安排总理的各项活动，细腻到提示默克尔应采取什么样的讲话风格和表达形式。通常，默克尔参加新闻发布会等公开活动时，总会看一看身边的鲍曼，因为后者会用表情和手势提醒她应该注意的地方。
鲍曼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喜欢进入摄影师的镜头。虽然她掌管着总理的各项事务，却始终躲在幕后，因此也被德国媒体戏称为“默克尔的影子”。
正是这个“影子”十几年如一日地精心管理着总理的日程。作为女性，她能准确地领悟默克尔的所思所想，并能按此付诸实施。尽管鲍曼否认自己是一名政治家，但在外人看来却并非如此。鲍曼负责协调总理府与基民盟党内高层之间的沟通，有时和默克尔一同组织内部会议，商讨政治内容。政府各部门的重要文件都是经由她传递到总理办公桌上的。大概没有谁比她更清楚地了解全局情况。而但凡遇到重大决策，默克尔都会向这位办公室主任征求建议。无怪乎有人说，鲍曼是总理府中做最后决定的人，有时甚至是在总理默克尔之后。
“默克尔的世界讲解员”
无框眼镜、灰白卷发，55岁的霍伊斯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说话轻声细语，给人稳重和善的感觉。自2005年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以来，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专家就一直担任总理的外交和安全事务顾问，被德国媒体称为“默克尔的世界讲解员”。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默克尔向来重视霍伊斯根的建议，而且非常欣赏他身居幕后、毫不张扬的行事方法。默克尔团队中的一员曾对霍伊斯根作如下评价：“他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尊重。而与世界各国外长和政府首脑都保持着联系，对他这样的二线人物来说极不寻常。”
霍伊斯根1955年出生于杜塞尔多夫。198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让他声名鹊起的是1999年到2005年担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助手，主管欧盟理事会和外交战略司。
作为欧盟事务专家，霍伊斯根也强化了欧洲议题在德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他在出任总理外交和安全事务顾问后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首要关注点是在欧盟中发挥更大作用。
与此同时，前任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由于伊拉克战争分歧而疏远的德美关系也由于霍伊斯根所做的出色修补工作而得以改善。与施罗德重视发展对俄关系不同，霍伊斯根致力于复兴巴黎-柏林-华沙之间的“魏玛三角”。
在霍伊斯根的辅助下，默克尔在国际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精彩亮相。无怪乎《南德意志报》在获悉霍伊斯根将就任总理外交事务顾问时说，对于选择霍伊斯根，欧盟的外交官们罕见地达成共识，“默克尔带走了这个领域的最佳人选”。
“反正他比我更在行”
今年42岁的魏德曼大概是默克尔的顾问中最年轻的一位，但其重要性绝不可小窥。魏德曼是总理府经济和财政政策部门的负责人，财政部和经济部所有递交总理的文件都要经过他的办公桌。因此也有人私下说，魏德曼的地位比经济部长还重要。
在2006年初成为默克尔的经济政策顾问之前，作为货币银行学专家的魏德曼曾于1997年至1999年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后他成为大名鼎鼎的德国经济“五贤人”委员会的总干事。2003年，魏德曼开始领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部门，并深得行长韦伯赏识。于是，当默克尔急于寻找一位能力出众的经济政策顾问时，韦伯力荐了魏德曼。
而魏德曼勤奋、务实、毫不张扬的办事风格也为他赢得了默克尔的信任。魏德曼几乎每天都与默克尔探讨当前的经济问题，而据德国媒体透露，默克尔甚至曾在经济方面的多轮会议上中途退场，表示“剩余部分将由魏德曼先生阐述，反正他比我更在行”。
作为帮助总理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拿主意的人，魏德曼的一个建议就可能关乎几十亿资金。2006年，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爆发危机，默克尔完全依赖魏德曼的建议采取措施。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魏德曼更成为指引默克尔和德国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指南针。
基于对魏德曼的信任和对他能力的肯定，默克尔2009年末进一步扩大了这位经济顾问的职权范围：魏德曼被任命为德国在G8和G20峰会上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两项会议的准备工作。（记者/焦宇）
法兰西的“二号总理”
法国前外交部长库什内一度抱怨自己的职能被架空，因为总统萨科齐总是派盖昂去和外国领导人接洽；而2007年法国经济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公开表示下一年度法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预期缓慢，不久盖昂便发表讲话“唱反调”，表达他对于经济预期的不同看法；2007年法国总理菲永在对公众宣布新一届政府施政纲要的前日，盖昂却抢先在媒体上公布了纲要的细节。
盖昂不是什么捣乱分子。他是法国总统府办公厅秘书长——克洛德·盖昂。
总统的贴身“智囊”
实行国家大略方针的机构必然是一国政府——总理牵头统筹施政，各部部长各司其职，安排国家各领域事务。但在法国政界，还有一个被知情人士们称为“藏在影子里的政府”——总统府办公厅。
总统府办公厅顾名思义，便是直接受法国总统萨科齐领导，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工作并贴身为总统出谋划策的一套班子。其核心人物包括总统府办公厅的正副秘书长，负责统筹办公厅工作，另外还有多名分别负责内政、外交、社会、司法、传媒等各个领域的顾问。几乎只要法国政府架构下设立的部委均可在总统府办公厅找到对应的顾问。
这些总统“智囊”不属于政府成员，因此少了许多来自议会的掣肘，多了一分与总统的亲近，其中不少人甚至与萨科齐互相以“你”而不是“您”来称呼，对法国政治走向有时也就能产生一些连部长们都无法企及的影响。
法国总统府办公厅不可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即是克洛德·盖昂。这位秘书长在法国政坛的影响从媒体送给他的诸多绰号就可见一斑——“副总统”、“二号总理”……
每天早晨8点30分，爱丽舍宫都会准时召开一天中最重要的会议。萨科齐和他的十余名顾问在会上碰头，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讨论和决策。这十几名深得萨科齐信任的爱丽舍宫顾问被外界称为是法国的“二号政府”。而“二号政府”的首领盖昂也就是名副其实的“二号总理”。
与萨科齐外露而感性的性格相反，盖昂总以严肃谨慎、冷静沉着的形象示人。尽管深受萨科齐信赖与器重，但他坚持与总统互用“您”称呼。舆论认为，也只有这样一位性格内敛低调的得力助手才能够为萨科齐在着急上火的时候及时“降温”。两者截然相反的个性反倒成了处理国家大事上的互补优势。
盖昂的升迁路径
相比许多家族非富即贵的法国政客，盖昂的出身甚至可以用“低微”二字形容。他1945年出生在法国北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维米，父亲是交通系统的普通职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但是年轻的盖昂显然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先后进入法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国立政治学院深造。这两所学校在法国向来被视为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也是多名总统、总理的母校。
从国立政治学院毕业后，盖昂做出了一个令同窗和老师都感到惊讶的选择。在校成绩不俗的他没有选择热门的中央政府机构，而是来到法国西北一角的菲尼斯泰尔省政府工作。几年后，他又前往远离法国本土、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从事地方经济管理工作。但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7年，盖昂被任命为当时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博内手下的安全问题顾问，重返首都巴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涯。
1986年，盖昂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大机遇，被任命为上塞纳省政府的秘书长。在那里，他受到时任上塞纳省议会主席的夏尔·帕斯夸的赏识。后者在之后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将盖昂任命为内政部办公厅的副秘书长。更重要的是，上塞纳省的这段经历让盖昂获取了宝贵的人脉资源。如盖昂的“伯乐”帕斯夸便与当时上塞纳省的政治新星、后来当上法国总统的萨科齐交情甚笃。1982年，帕斯夸甚至为萨科齐与第一任妻子的婚礼担任了证婚人。如今盖昂所重用的一批干将也多有过在上塞纳省任职的经历。毕竟，上塞纳省既是盖昂的发迹之地，也是当今总统的大本营……
之后，盖昂的仕途一帆风顺，先后担任法国国家警察总长以及几个大区的行政长官。与一般政客附属于某一党派不同，盖昂多年主张将效忠工作置于党派利益之前，他本人直到2005年才宣布成为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成员。在此前三十余年的政坛生涯中，盖昂都属于“无党派人士”，因此与左中右派人士都维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
2002年，希拉克连任法国总统后，萨科齐先后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在帕斯夸的力荐下，盖昂从这一时期起真正成为萨科齐的左膀右臂，先后在这两个重要部门担任萨科齐办公室主任。2007年，萨科齐在总统大选中胜出，身为萨科齐选战负责人的盖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一届总统府办公厅的秘书长。
“找他和见我是一样的”
从盖昂几次“越俎代庖”替政府成员表态的经历看来，盖昂首先是总统萨科齐乃至整个法国当局立场的代言人。有法国媒体报道称，身为一国元首的萨科齐对各种接见请求应接不暇，每到这时，他就会和对方说：“如果你有问题或者要给我传递消息，请去找克洛德。找他和见我是一样的。”
从敲定执政党在全国性选举中的候选人名单、确定政府重要职位的人选、推行萨科齐主张的各项改革、监督巴黎城市改造方案出台，到沟通总统与政府高级官员乃至大企业高层的关系，以及带领法国代表团到海外去参加竞标……无不是盖昂的职权所在。
此外，盖昂也在外交领域留下他的身影。法国媒体报道称，盖昂周末时常从巴黎消失，前往外国执行不为公众所知的外交使命。早在上塞纳省任职时期，盖昂便已通过与非洲政界过从甚密的帕斯夸处结识了不少非洲要人，也亲身参与了当时上塞纳省与加蓬、科特迪瓦、安哥拉等非洲诸国的投资项目。而在国家警察总长任上，盖昂又结识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一名担任该国军情机关负责人的近亲，以及身为卡扎菲亲信的利比亚情报机关负责人。无疑，就如盖昂本人所言，在“人情分量很重的非洲和中东”，这些关系都成为他如今代表法国展开外交得天独厚的条件。
2010年初，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对非洲多国进行访问，原计划最后一站造访科特迪瓦后返回法国，但最终却取消了访科计划提前回国。有知情人士说，因为时任科特迪瓦总统的洛朗·巴博只想见盖昂这位能在萨科齐身边“说上话”的重要人物。几个月后，在法国与卢旺达恢复外交关系前夕，同样是盖昂先于库什内前往基加利为两国冰释前嫌铺平道路。
盖昂的“多面手”形象甚至也延伸到了总统的私生活领域。法国媒体报道说，盖昂帮助萨科齐了结了与前妻离婚的各种手续，并扶持离婚总统走过了之后的“伤痛期”。2008年2月，盖昂又在爱丽舍宫一手操持了萨科齐与布吕尼的婚礼。
所谓“能者多劳”，难怪神通广大的盖昂需要平均每周七天、一天十五至十六个小时地辛勤工作了。而他越是勤劳肯干，萨科齐对他的信任也只会再增一分。
盖昂的“无所不能”显然让身为总理的菲永颇为尴尬。据法国媒体报道，菲永担任总理初期，萨科齐总是邀请盖昂参加每周例行的总统总理间会谈。在菲永争取了一年以后，盖昂方才不再出现于这两位国家一二号人物的私密会面中。但“眼不见为净”的菲永是否从此就摆脱了这位“副总统”的影子了呢？（记者/彭梦瑶）
小野善康：菅直人的经济谋士
无论是总额92.41万亿日元的2011财政年度预算案，还是在税制改革大纲中将日本企业法人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也无论是向高收入人群增税5500亿日元，还是提出扩大内需和就业的施政重点，在健康、旅游4个领域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和123万亿日元的需求……所有这些，体现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以个人增税保就业，以就业促经济增长。
这一理念的立案者，正是菅直人的经济智囊、大阪大学教授小野善康。
从混凝土到人
日本民主党2009年在众议院选举中击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开始建党以来首次独立执政。在经济政策方面，民主党提出“从混凝土到人”的口号。
“混凝土”指自民党政权时期以公共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刺激经济的传统手法。民主党则提出，要把公共支出的直接受益对象从物转移到人。具体而言，通过提高支付儿童补助金、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减轻民众生活负担，以此促进消费和就业。
这一口号背后体现的正是小野善康的经济理念。现年60岁的小野善康1973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是菅直人的校友，后来获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2010年2月，菅直人担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时，小野出任政府经济顾问。2010年10月1日，应菅直人邀请，小野善康出任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
小野曾著有《衰退的机制》一书，他的核心经济学理念是认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与选择空间日益狭窄的货币政策相比，政府财政政策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由此，他提出经济不景气时增税，景气时减税的反传统经济理论。
自民党政权时，只要经济不景气，就采取减税和增加公共投资的刺激政策。对此，小野认为，经济不景气时，人们普遍不愿花钱，即使是高收入人群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税把高收入群体的部分财富转移到低收入人群，后者把这些钱用于消费，最终也将有利于高收入人群。而政府承诺在经济景气时减税，则能促使人们更有信心花钱。
小野指出，日本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在增税方面犹豫不决，一直想依靠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摆脱通缩，但这不太可能。
小野在2010年10月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说，把目前5%的消费税提高两个百分点，预计能增加5万亿日元税收，相当于160万人的收入，把新增税收用于解决就业，日本失业率有望能减少2.2个百分点。
他强调，增税创造就业是摆脱通货紧缩的唯一途径，应该把公共支出从基建等传统投资转向环境、观光、医疗，在这些领域大量创造就业机会。他根据失业率和消费的关系数据认为，政府新创造50万就业岗位，就能促进10万亿日元消费。
在日元升值问题上，小野认为，通过增加就业刺激内需，将促使进口增加，从而减少贸易顺差，有望为日元贬值创造条件。
流动性陷阱
小野的另一主要经济理念是对“流动性陷阱”的警惕。据此，他指出，日本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无法引领日本走出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长期不景气和通货紧缩局面。
小野认为，短期的经济不景气，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影响市场利率，从而刺激需求，但在目前日本所处经济状况下，增加货币供应未必有效，只会陷入慢性需求不足和所谓流动性陷阱。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流动性陷阱的描述，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货币的投机需求将趋于无穷大。于是，不管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有多大，人们都将持有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投资、就业和产出都不会带来显著影响。
此前，日本内阁经济财政大臣海江田万里等民主党议员提出修改《日本银行法》，效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就业最大化”列入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
小野则认为，通过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促进就业不具备太多现实可行性，目前形势下，创造就业只能通过政府财政政策。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增加货币供应的传统手法确实能促进物价上升，但在9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后，货币量的增减对物价已经很难起到影响，相对物品，人们更愿意选择持有现金，这种流动性陷阱导致总需求不足。
小野说，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土地等金融资产缩水1000万亿至2000万亿日元，本来这些资产价值近些年在逐渐恢复，但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来，资产价格再次下跌，人们再次回到现金为王阶段，东西卖不出去，导致就业恶化，就业恶化使人们更不敢花钱，这种恶性循环使得通缩加剧。
他认为，这种情况下，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货币宽松对改善就业无济于事，除非投入10倍以上货币发行量，把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丧失的巨额金融资产填补上，但这种放手印钱的做法会使日本央行丧失信用。
小野的这一持论显然对菅直人产生了影响。此前，菅直人出任鸠山由纪夫内阁财务大臣时，就曾屡次发声施压日本央行，要求央行加大货币宽松政策的力度。（记者/冯武勇）
“助选老手”多尼伦
高中时他读了亨特·汤普森所著的《竞选道路上的恐惧和憎恶》一书，决定投身政治。他参与助选的名单从卡特、蒙代尔到杜卡斯基，再到克林顿、拜登和奥巴马。
从2010年11月开始，他接替辞职的詹姆斯·琼斯，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新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名字叫汤姆·多尼伦。
职业助手的人脉
在先后从美国天主教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他成为卡特手下的一名实习生，随后很快得到晋升。在卡特总统竞选败给里根之后，他帮助卡特恢复卸任后的私人生活。1984年，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的竞选协调员。1988年，他成为拜登参加总统竞选的最重要顾问之一。在拜登竞选失败之后，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斯基的高级竞选顾问。
1993年，多尼伦进入克林顿政府，担任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办公厅主任。1996年，他成为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期间，他访问了50多个国家并且参与了数个重要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涉及巴尔干和平协议、北约扩军以及中美关系等。
2005年，多尼伦被选为众议院和参议员国家安全顾问小组的成员之一，该小组负责评估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表现并且提出改进意见。
2008年，多尼伦本来可以为希拉里的竞选提供服务，但是他支持拜登的竞选尝试，并且在伊拉克问题上给他建议。拜登退出竞选后，多尼伦转而支持奥巴马。
多尼伦认为自己的专长是组织民主党的政治大会和竞选活动。1980年，他24岁就协助民主党全国大会的组织工作，期间他负责卡特的竞选活动。1985年他担任了民主党全国大会会议选举委员会的法律事务负责人。他自己承认，他对大会组织的琐碎、繁杂过程很感兴趣。
由于长期参加竞选组织活动，多尼伦在民主党内拥有极为广泛的人脉。他在2005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时曾和克拉克上将、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斯坦伯格以及苏珊·赖斯等共事。这些人中很多都成了奥巴马政府中的高官(斯坦伯格是现任常务副国务卿、苏珊·赖斯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1988年和2008年，多尼伦两次为现任副总统拜登的总统竞选服务，他和拜登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兄弟迈克·多尼伦从1981年就开始为拜登工作，现在是拜登的顾问。多尼伦在拜登作为奥巴马竞选伙伴期间同他一起到各地拉选票，并且帮助拜登准备了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而他的妻子凯西·拉塞尔则是副总统夫人的办公厅主任。
“伺机上位”的副手
《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当年揭露“水门事件”记者之一的鲍勃·伍德沃德最近出版了披露奥巴马政府内部阿富汗战争决策内幕的《奥巴马的战争》。书中有诸多提到多尼伦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多尼伦的政治抱负以及奥巴马身边小圈子中的人脉关系。
书中称，53岁的多尼伦是政坛老手、工作狂。多尼伦甚至将参加外交政策的研讨会当做消遣。多尼伦几乎是每一个和外交政策有关的委员会、研究所的成员。他和奥巴马曾经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大内总管”伊曼纽尔(伊曼纽尔已于2010年10月辞职)有着几十年的交情。
据《奥巴马的战争》透露，多尼伦这辈子都在努力想当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高官，他曾想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但是由于多尼伦曾经在金融危机中几乎倒闭、对纳税人造成十亿美元损失的“房利美”贷款公司中担任高管，这一污点给他的政治前途造成很大影响，若要担任常务副国务卿，多尼伦在参议院批准任命时会遇到大麻烦。
但是，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因此，在奥巴马上任之初，琼斯担任这一职务之后，多尼伦的老关系伊曼纽尔便极力向琼斯推荐多尼伦做他的副手。美国媒体一直批评奥巴马被身边一帮帮助他竞选总统的亲信所包围。琼斯上任之后一直感到被这个以伊曼纽尔为首的小圈子排斥在决策圈之外，琼斯甚至见总统都经常被伊曼纽尔以种种理由拒绝。在遇到有关国家安全政策问题时，伊曼纽尔常忽视琼斯，直接去找多尼伦。琼斯对此十分生气，这也是他后来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这种可能：奥巴马班子找到这位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具有极佳资历的琼斯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副手多尼伦一直在伺机上位。对此，恼怒不已的琼斯将奥巴马身边的这帮亲信形容为“蟑螂”，怒斥这些人根本不懂战争或者对外关系，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些领域的决定会对选举带来何种短期影响。
后来，琼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如果早知道多尼伦是这种人，他“一百万年都不会接受他作为副手。”
是“灾难”，还是意在大选
“你甚至连美国打了9年仗的阿富汗都没有去过，你却在白宫制定阿富汗战争策略。”琼斯鼓励多尼伦多到海外访问，他认为后者缺乏一手、实地的战争和外交经验，特别是缺乏在军中的威信。并且琼斯还要求多尼伦小心慎言，因为他有时会讲话不当，比较武断，对他未去过的地方或者没有会见过的领导人自作判断。多尼伦曾要求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辞职，理由是他对海地救灾反应过慢，但是他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奥巴马的战争》作者伍德沃德在书中披露，国防部长盖茨认为多尼伦不了解军队，对高级指挥官缺乏尊敬，对军队有敌意，盖茨曾说如果多尼伦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将是一场“灾难”。而美国保守派媒体的分析是，多尼伦作为长期参加竞选的官僚，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很强。他并非琼斯这种安全事务方面的专业人士，在制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时，他会更多考虑这些决定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对奥巴马今后连任的影响。
伍德沃德说，多尼伦曾否决过美军指挥官向阿富汗部署更多部队的要求，因此多尼伦上台后可能会加快美国在阿富汗的退出战略，因为奥巴马认为阿富汗战争对他和民主党在选举上的拖累很大。此外，多尼伦可能还会在外交政策上推动所谓的“再平衡”策略，也就是改变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过度关注，加强美国在对华关系、伊朗和朝鲜核危机上的关注。
多尼伦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有丰富的制定外交政策的经验。他在重要的外交政策上立场和奥巴马相似。多尼伦希望结束伊拉克的战争并且将更多资源集中在阿富汗，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更严厉地制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他认为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将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因此，他呼吁总统积极进行外交努力，同时对这两个国家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对于他受到的批评，美国左翼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曾刊文为多尼伦进行辩护。这篇题为《多尼伦：帮助奥巴马迈出关键战略步伐的最后、最佳希望》文章称，多尼伦可能和很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不同，他并未在重要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多少学术文章，但是他在多年的国家安全事务会议中积累了经验。文章称他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想法是系统、创造和务实的。多尼伦清楚，美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要恢复实力、以及增强美国决定国际体系的能力。文章还称他是务实、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实践者：他知道目前美国的实力受到质疑，并且需要进行彻底改造。（记者/冉维）
“财务当家”盖特纳
美国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是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智囊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奥巴马政府出手拯救金融危机的努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他还是代表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急先锋。
“国际视野”的公务员
盖特纳1961年出生于纽约，由于他的父亲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福特基金会工作，经常驻外，因此他的大多数童年在海外，比如印度、泰国和津巴布韦等地度过。因此，他的成长经历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这给他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多好处。
回到美国，盖特纳就读于常青藤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专业为政府和亚洲研究。随后他前往北京留学，另外，他还能说流利的日语。
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之后，盖特纳前往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1985年在那里获得国际经济学和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然后他加入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创立的咨询公司。
1988年，盖特纳作为一名职业公务员进入美国财政部。由于他的国际背景，他为一名副部长担任助手协助处理涉及日本的事务。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当时的副财长萨默斯对盖特纳青睐有加，认为他很有才能。有美国媒体报道，当时在财政部的内部辩论中，盖特纳是为数极少的能够直接和萨默斯直接进行辩论并且对他表达不同意见的官员之一。1994年，萨默斯提拔盖特纳担任财政部助理部长帮办，后来升为部长助理，再后来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盖特纳参与处理了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盖特纳是美国财政部首位晋升为副部长的职业公务员(美国政府部门的高官多是由当选政府从部门外物色)。此外，从盖特纳在美国财政部10多年的任职经历来看，他具有比较丰富的处理国际金融事务的经验。
在克林顿政府末期，盖特纳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负责政策研究的主任。2003年，盖特纳成为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他由此成为美联储在华尔街的耳目，负责监管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其实在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征兆之前，盖特纳就多次发表讲话提到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潜在风险。这些警告在后来看来是正确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但是盖特纳当时演讲时也表示，整个金融体系是稳定的。他也没有采取激进的手段来限制华尔街银行的高风险行为。
盖特纳在政府中担任公务员的时间超过了和他共事的许多高级官员(美国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或者高官通常都是来自学术界、商业或者政界，职业官僚并不多)，但是他和高盛系的多名高管有着紧密联系。当年看好他的克林顿时期财长鲁宾(萨默斯的前任)和他的前任鲍尔森都是前高盛集团的主席。《纽约时报》曾报道说，由于盖特纳缺乏在金融行业的工作经验，因此，他很依赖那些在华尔街有从业经历的高官给他指导，同时这几位高盛“校友”在他上升的过程中对他影响很深。盖特纳虽然目前在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内任职，但是他和民主、共和两党均保持良好关系，没有很明显的党派倾向。
金融危机的政策制定者
2008年，盖特纳、鲍尔森和伯南克成为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他们推行的政策包括从2007年9月开始减息，使得美联储利率在2008年12月降到几乎为零，并且保持至今。在美联储内部会议上，盖特纳比其他同事更愿意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来保护经济。
2008年3月，他促成了将破产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出售给摩根大通的交易，最终，为了完成这一交易他将290亿美元的美联储资产置于风险中。6个月之后，雷曼兄弟公司处于破产边缘，当时盖特纳更倾向于拯救这家公司，但是时任财长鲍尔森的强硬立场获胜，该公司随即倒闭。仅仅几天之后，盖特纳主导了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接管，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单笔政府拯救行动。
2008年9月，由于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陷入崩溃边缘，前任财长鲍尔森提出了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盖特纳在决定第一笔3500亿美元资金如何使用的过程中是重要参与者(他当时还没有正式上任)。在决定第二笔3500亿美元资金如何使用的过程中，盖特纳成为最重要的决策者。
在2009年2月，盖特纳宣布了他首个旨在稳定金融体系的计划，也就是《金融稳定计划》，该计划阐述了盖特纳将如何使用第二笔3500亿美元拯救资金。其中的措施包括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
在加强美国金融监管中，盖特纳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他是美国2010年7月通过的金融监管法案的重要推动者。该法案允许大型金融机构“有序解体”，改变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必须依赖纳税人出钱拯救的局面。该法案还首次对被认为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监管，并且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消费者监督机构，旨在保证消费者能够获取清晰、简单的金融产品信息(比如信用卡和贷款)。
除此之外，盖特纳还多次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和美国国内场合(比如在国会作证)中敦促人民币升值。2009年，盖特纳在写给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将在就贸易政策和中国进行谈判时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盖特纳表示，在和中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进行谈判时将使用“所有外交手段”。
2010年10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前，盖特纳曾提议，各经济体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应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以缓和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汇率争端，平衡国际贸易。这一提议实际上针对的正是中国、德国等出口大国，这一提议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其本质依然是想压迫人民币等货币升值，或者为美元贬值找到口实。（记者/冉维）
70后总统助理——俄罗斯政府经济智囊德沃尔科维奇
俄罗斯少壮派经济学家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1972年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国际象棋大师和国际象棋裁判，著有不少关于国际象棋的专著。德沃尔科维奇自幼酷爱数学，不过在他小时候，他父亲恐怕没想到儿子将来能成长为俄罗斯最为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同时受到当今俄罗斯两位最高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青睐。
29岁出任副部长
德沃尔科维奇大学就读于俄罗斯顶尖高等学府——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专业是经济控制论。1994年大学毕业时，他还拿到了以培养高端经济学人才著称的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文凭。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俄罗斯政府财政部经济专家组工作，主要是负责撰写国家经济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在专家组工作期间，德沃尔科维奇才华初现，在短短5、6年时间里，他由一个普通研究人员，很快成长为高级专家、专家组组长和学术领导人。在这段时间内，他还到美国留学，就读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1999年，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格列夫发现了德沃尔科维奇，非常看重德沃尔科维奇经济学和经济分析研究方面的才干，让他进入得到普京政府支持的战略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工作。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正是普京担任政府总理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当时，战略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定国家和地方中期发展规划。德沃尔科维奇领导了政府经济计划草案的研究工作。普京当选总统后，格列夫在2000年5月开始担任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随后，德沃尔科维奇出任格列夫的助理。次年，德沃尔科维奇出任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国家宏观经济分析与国民经济发展预测等方面的工作。这一年，德沃尔科维奇只有29岁。
在2004年3月普京连任总统之后，4月17日，德沃尔科维奇被任命为总统专家局局长。总统专家局是总统办公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和总统办公厅提供经济和金融政策分析研究报告，负责为总统起草国情咨文等重要文件。作为专家局局长，德沃尔科维奇同时又是国家主要经济问题研究负责人，对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他都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办法。他的很多建议和观点，比如对部分高技术进口商品实行零关税、支持IT行业公司等，最终都成了政府经济政策并得到实施和执行。
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之后，德沃尔科维奇于2008年5月成为总统经济和社会政策助理。俄罗斯一些专家认为，德沃尔科维奇现在是俄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俄罗斯政府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他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他超脱于政府主管经济政策部门和银行系统，可以全面掌握国家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在经济政策出台前的准备阶段对决策施加影响。他还可以通过各种科研和学术机构、工商界人士、各部门和行业的分析，对政府经济政策和银行系统的运行情况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经常上“推特”发微博
由于曾为两任总统——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起草年度国情咨文做出积极贡献，德沃尔科维奇两度成为得到总统亲自签署正式文件感谢的专家型高官之一。应该说，这两次年度国情咨文提出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4年的国情咨文，是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第一个国情咨文，确定了普京第二个任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调；而2009年的国情咨文，虽然是梅德韦杰夫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但在这个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提出了国家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思想，是现阶段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梅德韦杰夫总统国情咨文的起草工作主要还是由德沃尔科维奇负责组织协调。
在金融危机来袭的困难的时期，德沃尔科维奇提出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许多都得到政府的采纳，并成为政府反危机政策的重要内容。德沃尔科维奇对金融危机发展前景的预测更是给人印象深刻。他在2008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谈话中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很高，危机影响的传导非常快。这一当今全球经济的突出特点也表明，在危机来得快和影响深的同时，危机最坏的影响有可能很快过去。他曾预测，2009年第1季度，全球经济形势将比2008年第4季度更为严峻。而到2009年年中，全球经济将可能出现活跃迹象。到时候，俄罗斯应抓住机会，努力促使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初步增长。他的这一预测和判断与后来全球和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情况大致相符，在2009年1月下旬，在危机形势严峻的时候他大胆宣布，卢布贬值阶段已经结束。
作为年轻一代精英人物，德沃尔科维奇不仅思维敏锐，同时作风现代、开明。他经常接触媒体，就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敏感问题和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他还负责联系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关系，负责“8国集团”和“20国集团”等方面的工作，每当要召开这些集团的国际会议前夕，他都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俄罗斯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看法和主张。
德沃尔科维奇还是新技术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同梅德韦杰夫总统一样，他也在“推特”上有自己的微博，经常就民众关心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对总统参加的活动也做一些简明介绍。他在微博上的言论与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基本同步，使国家事务更加透明并能够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记者/谢荣）
俄罗斯官方与半官方智囊机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智囊机构改变了昔日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俄罗斯智囊机构主要包括官方智囊库、科学院系统智囊库、独立智囊库和国际智囊库在俄开设的分支机构等几大类别。
1992年2月底，叶利钦亲自签署总统令成立了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在学术机构、外交部、强力部门的专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参与下，战略研究所对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进行形势分析，主要研究国家安全保障的宏观问题、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全球或地区军事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等问题。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科研报告、专家评估等形式提供给总统办公厅、安全会议、联邦政府办公厅，以及议会的相应委员会。因此，在叶利钦时代，战略研究所在国家和政府对外决策方面发挥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直到今天，战略研究所依然是俄罗斯最为知名的智囊机构之一。
在俄罗斯活跃的智囊机构中，1992年2月成立的另外一个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该委员会虽然号称独立研究机构，但与俄罗斯当局高层和政府机构的联系十分密切，委员会由俄罗斯著名政治家、企业家、社会和国务活动家、强力部门与军工综合体代表、媒体精英人士与学术专家组成非政府团体。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起草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俄罗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研究报告。最为重要的有《俄罗斯战略》系列报告。1999年，该委员会为即将产生的新总统普京准备了题为《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2000》的报告。普京上任后，报告当即呈送给普京本人。报告中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建议，都在普京后来8年的执政期间得到了反映。
1999年，在时任总理普京的支持下，一个名为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正式成立。该中心的监事会由联邦政府各部部长组成，理事会主席由后来出任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的格列夫担任。当时正是普京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该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召集了众多主流专家和学者及高官，最终出台了厚达400页的《2010年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后来完全体现在普京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为该中心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后来都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格列夫由副部长提升为部长，纳比乌琳娜现在担任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德沃尔科维奇现在是总统经济和社会政策助理。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认为，现在俄罗斯学术界比较活跃的现代发展研究所是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前身是信息社会发展中心，2003年改为现名。梅德韦杰夫2005年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并负责国家社会经济中长期规划发展项目的时候，现代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帮助梅德韦杰夫做了许多课题研究。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之后，他答应该机构研究人员出任研究所监事会主席。（记者/谢荣）
81岁的国家安全战略元老
印度社会意见多元，很少有某一“军师”对决策有完全的影响，但印度安全和战略元老、81岁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则被视为印度安全政策和核政策形成的关键人物，长期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难有其他人能比肩。
印度核安全战略的奠基者
苏布拉马尼亚姆不仅参与和组织了印度独立后几场战争的政府内部回顾，是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的创始人和多年所长，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等多个政府要职，还是印度1998年核试验后成立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SAB)第一任召集人并起草了印度核武器使用原则，推动印度与美国达成了民用核能协议。退休后，他常常为多个报纸撰写评论，如今印度安全与战略领域的决策人物不少都是他的学生或下属。
K·苏布拉马尼亚姆1929年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1950年获得马德拉斯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并在当年的印度文官高考中名列榜首。
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国防部工作后，他于1966年被派往伦敦经济学院访问交流。回到印度后，他被任命为国防部新成立的IDSA主任，一直干到1975年。此后他继续担任多个资深的政府职务，包括1977到79年的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泰米尔纳德邦内政部秘书和负责军备生产的国防部秘书。
1980年退休后，他回到英国继续在剑桥作访问学者。这段时期他还是多个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研究组织的成员，研究印度洋、裁军和核遏制等问题，并撰写或合著了14部著作，包括《孟加拉解放战争》、《核迷思和现实》、《印度与核挑战》和《印度洋的超级对抗》等。为庆祝他75岁生日，一部由印度和美国政策专家以及学者、记者们写的关于他的文集于2004年出版。
遵循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安全政策尤其是核政策往往也被视为鹰派和强硬派。
他认为印度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大国的重视和尊重，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个全球角色和避免战争，那么它就应当发展最低的威慑力量。他强烈反对和批评《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不平等，并以“核隔离制度”来描述5个有核武器的大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自己拒绝减持核武器。他的主张成为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争取进入核武器俱乐部的理论支撑。印度在1974年曾进行名为“佛陀的微笑”的核试验，但并不成功。
1979年他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期间，起草了一份内阁文件要求重启印度的核武器项目，但时任总理德赛和外长瓦杰帕伊并不同意。直到1998年瓦杰帕伊任总理后，才同意进行名为“实力”的核爆试验。
这次核试后，K·苏布拉马尼亚姆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第一任召集人，该委员会起草了印度的核理论，涉及印度核武器使用和部署的各个方面。
与他的现实主义一脉相承，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是2007年印度总理辛格和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印美民用核能协议的坚定支持者，这一协议事实上突破了他一直批评的《核不扩散条约》，美国默许了印度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使印度成为核不扩散制度的例外。K·苏布拉马尼亚姆称印度和美国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印度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与美国合作。
印巴关系的重要影响者
除了制定印度核安全政策，他对印度政府如何看待独立后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战争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971年“东巴基斯坦危机”中，他认为印度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插手。这一意见不仅激起巴基斯坦政府的批评，也让冷战中支持巴基斯坦的美国不满，甚至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同年短暂访问印度时也告诉K·苏布拉马尼亚姆应谨慎考虑这一政策立场。但他的意见仍然在印度政府内赢得支持，印度出兵干涉，与巴基斯坦进行了第二场战争并取胜，也导致“东巴基斯坦”变成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孟加拉国。
此后K·苏布拉马尼亚姆收集了这一战争中多个关键人物的一手报告并发表了1971年战争的分析。这使得他所在的机构一跃成为受到尊重和有影响力的智库。他的一些评论和对印度外交的建议此后成为印度军事理论的一部分。
1999年K·苏布拉马尼亚姆还被指定为印度政府“反思印度与巴基斯坦卡吉尔战争”的委员会主席，分析战争中印度情报失误问题。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也被称为苏布拉马尼亚姆报告，致使印度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以批评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构著称，尤其不满几届政府对长远战略计划及相关机构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与总理首席秘书应该由不同人的担任，这一建议最终在曼莫汉·辛格于2004年担任总理后得到重视和执行。印度第一所国防大学也是在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长期要求下，由印度内阁批准了筹建资金。
记者最近一次见到这位耄耋却精神抖擞的知名战略家，是去年在一本关于印度长期战略的新书《远见》的发布会上。他再次提到了印度情报和有关部门缺乏对战略的重视。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和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均到场参加。
2005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任命K·苏布拉马尼亚姆领导一个政府特殊项目，研究下个10年“全球战略发展”。这一项目于2006年向辛格提交了报告，但目前尚未公开，仍然是政府保密文件。
2005年11月11日在IDSA成立40周年大会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特别提到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成就，“苏布拉马尼亚姆犀利的文章继续启发和影响国家利益关键领域的战略思想分析和决策者。我们期待这位印度战略界元老仍然能在未来数年中活跃于这一领域。”IDSA还在2007年设立了年度“K·苏布拉马尼亚姆奖”，向那些对印度的战略思想做出贡献的人物颁奖。
由于对印度核安全政策的影响，他被印度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周刊《今日印度》评为2006年印度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入选介绍说，他作为全球战略发展项目的主席，将塑造印度未来的战略思想。为了印美核交易，他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积极的召集人，成为众多声音中政府听得进去的一个(印美核协议谈判中印度方面的主要谈判人、印度外交部美国司的主管苏杰生是他的儿子)。
周刊评论说，以雄辩著称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对工作极其热衷，在1996年他进行了搭桥手术后，当时的美国驻印度大使来看望他，被问道“你读了我今天的文章了吗？”。1999年他还曾拒绝了印度政府为其颁发的荣誉莲花奖(Padma Bhushan)，认为政府官员和记者不应接受政府的颁奖。
有意思的是，他在担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期间起草了应对劫机事件的程序，他自己就曾在1984年一架被劫持飞往巴基斯坦拉合尔和迪拜的飞机上度过了36个小时，所有乘客均未受伤被释。劫机者被逮捕后，在法庭上却声称是K·苏布拉马尼亚姆“策划了整个劫机事件，目的是查看巴基斯坦的核装备”。（记者/毛晓晓）
影响历史进程的“金点子”
人类历史进程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决定，人类的活动又受人类的思维、判断、智慧或者愚蠢所支配。
20世纪堪称为“金点子”世纪。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0世纪，世界事务更加相互关联，更加复杂多变，决策是否高明，“点子”是好是坏，对历史进程、对世界事务和国家利益的影响更加全面、深刻，常常是“智者一计，天下色变”。正因为如此，20世纪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充满智慧、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金点子”记录。
马歇尔出计“先欧后亚”
在美国历史上，罗斯福是唯一一位打破美国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矩、蝉联四届的总统。罗斯福对美国的历史贡献，除了“罗斯福新政”，就是领导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然而，罗斯福身有残疾，并无过人的大智慧，尤其不太懂军事战略，如何能领导美国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国进行二战这样的复杂战争？答案是依赖他的谋士及谋士们的“金点子”。
在罗斯福的决策班底中，最主要的谋士是马歇尔将军。1959年，马歇尔与世长辞。在追思活动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称其为当代美国“最后一位伟人”，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称其为“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之伟人”。
马歇尔之所以成为丘吉尔眼中的美国“最后一位伟人”，主要不在于其权倾美国，而在于二战时期，他智计百出，辅佐罗斯福领导美国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艰难决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战略最辉煌的一页就是著名的“先欧后亚”战略。当时，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相继挑起战争，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方向同时受敌。不过，当时欧洲各国在第一线直接与希特勒德国交战，德国对美国的威胁并不非常直接。但是在太平洋战场，日本直接威胁美国的菲律宾属地、夏威夷、阿留申、中途岛等要地。珍珠港事件后，美日进入直接交战状态。美国战略界不少人，如海军上将、老资格的麦克阿瑟将军等，都主张美国在大西洋方向“坐山观虎斗”，任由欧洲国家与德军拼杀，集中美军主力于太平洋战场，首先与日本决战。
但是，马歇尔将军从全球大战略出发，认为在德日两大强敌中，德国最强大，是法西斯轴心国“主力中的主力”、“轴心中的轴心”，日本则相对较弱。盟国如能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则打败日本就不成问题。相反，如美国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国成了气候，再要战而胜之就困难多了。因此，他向罗斯福总统献策，主张美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取守势，集中力量投入欧洲-大西洋战场，全力支持苏、英等国对德作战，先消灭法西斯德国，再回头收拾日本。
根据马歇尔将军的“金点子”，罗斯福总统力排众议，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势，集中主力于欧洲战场。美国一方面向欧洲大量增派陆海空三军，同时又向困难中的苏联、英国等盟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租借援助”，有力保障了盟国扭转战局，直至战争胜利。
政治伏笔与两德统一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这标志着德国在分裂近半个世纪后重新统一，也标志着维系战后国际体制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提及德国长期分裂后的统一，人们普遍将其归因于苏联解体、苏联军队从东欧撤军以及冷战的结束，而忘却了阿登纳等德国智者们几十年前的努力及其预留的政治伏笔。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其中苏联占领德国东部，美英法分别占领德国西部。1948年，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为“西占区”，并决定以西占区为基础成立一个“西德”国家。1948年7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正式要求西占区担任各州总理的德国政治领袖们开会，制定一部具有联邦性质的德国“国家宪法”，并准备为西德国家的成立举行公民投票。
对于美英法要求制定德国宪法和成立西德国家的要求，德国政治领袖们喜忧参半，喜则在于美英法放权，给了西德更多的自主权；忧则在于他们担心德国从此永久分裂。后来担任第一任西德总理的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分析说，建立西德“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人们担心其结果将“导致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部分”。
鉴此，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政治领袖一方面欢迎西占区合并、由居民选举政府，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正式制订宪法，以防止造成德国永久分裂的事实。但他们不敢、也无力与美英法占领当局公开对抗。
在一筹莫展之际，阿登纳等人想起1875年的法国在普鲁士军事占领期间搞过一部“基本法”，既有宪法之实，又不是正式宪法，因而决定依例搞一部联邦德国“基本法”，并商定“基本法”交由各州议会批准而不是像宪法那样交由公民投票决定。美英法占领当局虽然对德国政治领袖们“不识抬举”非常恼火，但从对苏冷战大局出发，只得认可了德国政治领袖们的要求。
最后结果是，联邦德国有了一部具有宪法功能的“基本法”，但西德国家的建立又未构成日后德国重新统一的法律障碍。阿登纳等人搞一部“基本法”的“金点子”，既保障了日后西德数十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又为数十年后的德国重新统一铺平了道路。同时，“基本法”也是德国政治家们与美英法占领当局斗智斗勇的妥协点。
古巴导弹危机化解中的“金点子”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核时代的第一场核大战危机，美苏两个核大国围绕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问题剑拔弩张，美苏核大战一触即发。
1962年10月1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根据U-2飞机反复侦察得到的准确情报，探知苏联已在邻近美国的古巴建立了一批中程导弹基地。在这些基地中，除部署有当时最先进、射程达1100海里的SS-4中程导弹外，苏联还准备部署射程更远的SS-5中远程导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肯尼迪大动肝火，当天即召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们开会，研究对策。
在连续几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肯尼迪的智囊们先后提出了六种各有侧重的主张，“金点子”、“馊点子”轮番推出，搞得肯尼迪莫衷一是。国务卿腊斯克等主张外交解决，或与赫鲁晓夫直接会谈，或交由联合国解决；参联会主席泰勒等人主张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即组织大规模空袭，一举摧毁。这些方案或被认为太缓慢、软弱，或被认为太冒险、可能引起核大战，皆被肯尼迪总统一一否决。
最后，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利用美国的海空优势，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阻止苏联继续向古巴运送导弹，并在事件逐步升级的过程中迫使苏联撤出已在古巴的导弹。他认为“封锁”一案可进可退，成则可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避免直接冲突，如不成也为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留有回旋空间。几经权衡，肯尼迪采纳了麦克纳马拉的“金点子”，下令对古巴进行全面海上封锁。
为执行封锁任务，美国动用了90艘舰船、2万名海军官兵。10月24日，美军海上封锁部队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正式封锁古巴，对所有进出古巴的船只进行“船靠船”的检查，对可疑船只予以扣留，不允许任何可疑船只驶入古巴。为配合封锁，全球美军以明码发报，公开进入战备状态，并公开摆出大规模轰炸、入侵古巴的架势，宣称入侵第一天就要出动1190架飞机，连续轰炸一周，而后出动14万大军登陆。
在美军全面封锁和不惜一战的压力下，赫鲁晓夫决定让步。10月28日，赫鲁晓夫发表广播讲话，表示苏联将撤除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并加以包装运回苏联。
由于麦克纳马拉的临危“金点子”，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世界逃脱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核劫难，肯尼迪也挣足了面子。不过，赫鲁晓夫却因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丢脸而在两年后被迫下台。
时代呼唤好智囊
尽管“点子”有好有坏，但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异曲同工。历史上，那些“馊点子”、“烂点子”容易被人遗忘，如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战略失误，不但不为后人提及，甚至在《三国演义》中被极力遮盖、美化。与之相反，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金点子”，则通常为人传颂，千古流芳。正因为如此，如“隆中对”、如马谡为诸葛亮南征献策，以及20世纪的“先欧后亚”战略、麦克纳马拉为化解古巴导弹危机献策，等等，皆为后人津津乐道。
孙子兵法“计篇”在讲到战争中智谋的重要性时提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可见谋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在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事务的关联性、复杂性更突出。目下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外交战略已进入国际“深水区”，不能不对国际事务、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进行超前“庙算”。这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智囊、谋士，呼唤层出不穷的“金点子”。（林利民）
[新华网-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