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1-16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１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已于今日正式出版。该书编写历时１６年，凝聚了几代党史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述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２９年的历史。该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充分吸收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分上下册，全书９８．８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为方便读者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也经党中央批准校订重印。
[新华网]
官方评论
中共编撰党史新卷不回避历史错误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４日电（记者赵超）“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依然能够阔步前进。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年逾八旬的中共党史专家逄先知１４日在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这样说道。
如今，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随着１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史专家对这部书做出了如此评价。
中共一向重视党史编写，并设有中央党史研究室这样专门的党史编写与管理机构。历时１６年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被看做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此时，距离第一卷的出版已过去２０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的是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共２９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众所周知，在这段历史中，中共经历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的重大失误和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何种态度描述这些历史，成为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
逄先知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则认为：“正确看待失误和曲折，要把这２９年党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９０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
逄先知还表示：“对于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部党史也写得比较公道，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杀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者看到专门为“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设有一编，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全书为１０７４页，这一编则超过２００页，约占整本书的五分之一。
在记述了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后，这一编特别设置一章，对“文化大革命”十年进行了基本分析，用“五个必须”总结了历史教训。书中指出：“只要正确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它同样能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在谈到中共的经验教训时，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对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自身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和前进的动力。”曲青山说，“正是中共总结和汲取了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辟并形成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中共认为，学习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当天，中共三个部门即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进行学习。
“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不断地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得到支持，不断地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才能披荆斩棘，不断开拓出前进的道路。”曲青山说。
[新华网]
中共《党史》二卷问世 客观评价建政前29年功过
《党史》二卷问世：
“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对于1948年至1978年期间中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但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也负有集体责任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外界眼里，张启华是敢说真话的人，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作为历史学者，张启华认为，这是一段曲折探索的历史，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历史，这种复杂性，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艰难探索的写照。
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中国新闻周刊》和张启华的对谈就从这句话开始。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党史》二卷反映的时间段，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本书任务是对这29年历史进行客观叙述，同时作出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更需研究者反复研究讨论，以取得正确认识。
事实上，本书稿经过了中央的几次审查，众多专家学者的多次审读、反复修改，同时考虑到在一些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还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这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样一部长篇著作，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并不算很慢。现在完成的《党史》二卷，有9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中央没有通过早前书稿，是因为写错误多些，显得灰暗，是这样吗？
张启华：的确如此，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我们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
但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写错误，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发挥党史特有的资政育人作用。
同时，对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写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意多写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这样写出来，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了，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
张启华：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一开始大家的思想不是特别统一，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也觉得这段历史不能肯定，犯的错误太多，伤人太多，持否定态度。
为了统一思想，也为了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清晰，我认为确定这段历史的主线是个重要问题。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我认为，这条主线，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条主线。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前辈一定要非常尊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要多看他们的贡献。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犯错误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
总之，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段历史的编写，中央领导人有何指示或态度？
张启华：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党史》二卷写的这29年。这是我们写这29年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个根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对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应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
邓小平、薄一波对这个29年也有许多指示，都是我们的重要参考。
在2010年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要明确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主流和支流，等等，也是我们的参考。
中国新闻周刊：在二卷编写时，对一些历史疑难、重大问题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张启华：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
我认为是探索就会犯错误，原因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是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头脑发热的主观原因，加上国际上的一些客观原因。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纠正错误，纠正虽然不彻底，但是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在摔跤中走过来的。
《党史》二卷既充分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例如，实践经验不足，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例如，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等。
二卷特别强调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总之，《党史》二卷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这29年是一部错误历史，你如何看待？
张启华：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正确解释这段历史。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或者由于这段错误多，就把党的这段历史说成全是错误，这既违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符合事实。
对这29年的历史确实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乔木举过两个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49至1956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另一个是“前后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
张启华：“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一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是两个概念。“文革”是这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但在这十年中，我们还干了其他事，在某些领域也有取得的成就。比如外交、科技、经济发展等领域。
有人认为写成这样就是美化“文革”，这是不对的。当然，没有“文革”，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胡绳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正确。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历史，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
中国新闻周刊：党史二卷写作时是否参考了机密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张启华：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说4000多万的，还有说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说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比如说河南信阳，确实死人很多。这跟地方领导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有关，所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对历史的分歧？
张启华：随着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这对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是不利的。
总之，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刊记者/王全宝 文/王迪
[中国新闻周刊]
《党史》二卷对丑化领袖人物的现象“正本清源”
一部重要的党史著作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离我们很近，同今天有着直接的关联，深入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学习这段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怎样把一个四分五裂、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空前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哪些重大步骤；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又遭受了哪些严重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犯错误、遭受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在复杂多变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而始终立于主动地位；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了怎样坚定而有理有力的斗争；在严重困难面前，以怎样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去战胜和克服困难；我们党是怎样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的领袖们是怎样殚精竭虑、苦苦思索，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建设社会主义规律；他们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采取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何等地令人钦佩，等等。了解了这29年的历史，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29年的否定，它恰恰是在29年所奠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全新的东西。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这29年党史的真实纪录，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阐述。它的出版，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整个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部党史优点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对于党史，站在不同的立场，就必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们写党史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即党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党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比如，对“大跃进”，《党史》二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和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书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作了详细叙述，同时也讲到另一面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这部党史在讲党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我们党就是在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这部党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评价就是这样，书中说：“历史地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而且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每逢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应看到，统购统销制度在客观上割断了农民历来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对于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部党史也写得比较公道，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第二，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这部党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过程中都有所分析和评论。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深入而恰当。当你读了一段事实的叙述之后，感到需要评论的时候，一段精彩的评论果然就出现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满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和数字，都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铺直叙，材料和观点融合得比较自然。对于重大历史问题，不仅说明事实是什么，并进而说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比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党史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它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来说，当时情况是，就总体而言，国有企业优胜于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又优胜于私营企业。正如书中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同时，书中又指出了“三大改造”的不足之处以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第三，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是历史书，主要写历史发展过程，但不能写成编年体。这段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统战、外交、党建等等，头绪纷繁，非常复杂，而又互相联系。因此，全书的编、章、节的划分和编排需要有精心而周密的设计。我认为这部党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整体结构是合理的，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逻辑性比较强，前后连贯而不重复，可以一口气读下来。关于结构，有两点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一是关于前七年要不要分为两编的问题，即所谓“前三后四”。我赞成现在这个本子的划法，把前七年作为一编。前七年中也有阶段性，即前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后四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和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实，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社会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正如书中所说：“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前三后四”这两个阶段，同前七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一个层次的历史阶段，不宜分成两段同它们并列，而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叫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说过，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是关于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在第二卷好还是将来放到第三卷好的问题。这两个方案都各有其道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决定放在第二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如果第二卷以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作为本卷的结束，读完全书会使人感到压抑、茫然，中国将向何处去呢？得不到答案。以第四编作为本卷的结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况：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有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人们看到了重新振兴的希望，令人鼓舞。
第四，文风比较好。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遣词造句比较考究。用概括而准确的语言讲述历史，翔实而不烦琐，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内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别是一些点睛之笔、提神之笔，读后令人感奋。书中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历史风采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党史读起来很吸引人，不觉得枯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基本著作。它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吸收了多年来党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以翔实的材料，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历史决议》的内容。这部党史的出版，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有助于正确把握未来。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有新的认识，受到新的启迪，温故而知新。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从前人的艰辛探索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汲取经验和教训。
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人们有教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欺骗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这是广大党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所热切企盼的。
近些年来，人们在议论这样一个问题：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解体了，而中国共产党尽管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却是永葆青春活力，越来越壮大，坚强有力地领导着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向着自己的目标阔步前进，这是为什么？我想，只要了解和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特别是读一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会得到答案的。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教材。对于全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学习这部著作是非常有益的和必要的。（逄先知）
[人民日报]
中共党史二卷主编:把执政以来29年"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外界眼里，张启华是敢说真话的人，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作为历史学者，张启华认为，这是一段曲折探索的历史，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历史，这种复杂性，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艰难探索的写照。
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中国新闻周刊》和张启华的对谈就从这句话开始。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党史》二卷反映的时间段，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本书任务是对这29年历史进行客观叙述，同时作出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更需研究者反复研究讨论，以取得正确认识。
事实上，本书稿经过了中央的几次审查，众多专家学者的多次审读、反复修改，同时考虑到在一些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还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这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样一部长篇著作，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并不算很慢。现在完成的《党史》二卷，有9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中央没有通过早前书稿，是因为写错误多些，显得灰暗，是这样吗？
张启华：的确如此，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我们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
但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写错误，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发挥党史特有的资政育人作用。
同时，对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写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意多写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这样写出来，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了，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
张启华：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一开始大家的思想不是特别统一，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也觉得这段历史不能肯定，犯的错误太多，伤人太多，持否定态度。
为了统一思想，也为了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清晰，我认为确定这段历史的主线是个重要问题。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我认为，这条主线，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条主线。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前辈一定要非常尊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要多看他们的贡献。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犯错误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
总之，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段历史的编写，中央领导人有何指示或态度？
张启华：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党史》二卷写的这29年。这是我们写这29年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个根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对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应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
邓小平、薄一波对这个29年也有许多指示，都是我们的重要参考。
在2010年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要明确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主流和支流，等等，也是我们的参考。
中国新闻周刊：在二卷编写时，对一些历史疑难、重大问题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张启华：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
我认为是探索就会犯错误，原因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是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头脑发热的主观原因，加上国际上的一些客观原因。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纠正错误，纠正虽然不彻底，但是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在摔跤中走过来的。
《党史》二卷既充分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例如，实践经验不足，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例如，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等。
二卷特别强调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总之，《党史》二卷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这29年是一部错误历史，你如何看待？
张启华：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正确解释这段历史。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或者由于这段错误多，就把党的这段历史说成全是错误，这既违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符合事实。
对这29年的历史确实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乔木举过两个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49至1956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另一个是“前后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
张启华：“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一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是两个概念。“文革”是这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但在这十年中，我们还干了其他事，在某些领域也有取得的成就。比如外交、科技、经济发展等领域。
有人认为写成这样就是美化“文革”，这是不对的。当然，没有“文革”，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胡绳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正确。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历史，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
中国新闻周刊：党史二卷写作时是否参考了机密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张启华：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说4000多万的，还有说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说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比如说河南信阳，确实死人很多。这跟地方领导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有关，所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对历史的分歧？
张启华：随着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这对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是不利的。
总之，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记者/王全宝 文/王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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