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

陈独秀及新青年杂志书影。章百家介绍，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对其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资料照片

一大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召开，时间原来只知道是在1921年7月，经多方查证最后确定是在7月23日。模拟照片

章百家介绍，党史在“文革”期间遭林彪、江青等人篡改，一度把井冈山“朱毛会师”说成毛泽东和林彪会师。资料照片

对话动机

去年7月21日，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今年1月11日，党史第二卷出版；近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又联合发文，决定今年在全国开展党史的学习教育。同时，各级组织部门将指导党校、干部学院搞好党史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加大党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育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分量和力度。

对于近期党史工作的多项并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党史研究的发展，并解析新出版的党史二卷的特点，漫谈研究党史的心得。

人物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开放史。

“文革”惨痛教训

凸显修史之重

新京报：今年是建党90周年，最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听说这一卷写了很长时间。

章百家：这部书记载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29年的历史。中央正式批准编写这部书是1995年，至今已有16年。如果从1977年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编写一部信史，到现在已34年。

新京报：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党史研究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

章百家：党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一点是求真求实，党史研究并无例外。不过，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党史研究具有更强的政治性与现实性。

“文化大革命”前，党史研究的内容局限在民主革命时期。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大约在1964年左右，中央曾考虑编写一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内容也放进去。但这项工作尚未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件事也就搁置了。

“文革”结束后，党史研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新京报：“文革”后，中央对于党史研究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转变？

章百家：“文化大革命”教训惨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局性失误？痛定思痛，这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文革”结束后，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重视党史研究，要写一部信史公之于众。这样做一是为了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二是为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新京报：党史研究也有拨乱反正的问题吗？

章百家：“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党史遭到林彪、江青等人随意篡改，以致人们对党史的认识非常混乱。例如，井冈山斗争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历史。“文革”时一度把“朱毛会师”说成毛泽东和林彪会师。在一些展览里，连朱德的扁担也被换成了林彪的扁担，这就显得很滑稽了。

从党史的全貌看，最严重的歪曲是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分歧通通说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文革”后期，党的历史被概括为“十次路线斗争”。如此一来，内容极其丰富的党史就只剩内部斗来斗去；而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奋斗，这个主流和本质方面就被抹杀了。

评价历史问题

不再非对即错

新京报：请用几句话简要概括一下党史研究的总体情况？

章百家：大体来说，党史研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对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征集整理，探讨各种新问题；九十年代是建立整体框架，开展专题研究；从新世纪起，党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人们对党史的了解由粗到细，研究的重点也逐步从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转移，并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伸延。

新京报：都有哪些突破和进展？

章百家：首先，通过新史料的挖掘、档案的公开和研究的展开，党史上的不少疑点和悬案被解开了。如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原来只知道是在1921年的7月，具体日期一直不清楚。经过研究者多方查找线索，最后确定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又如遵义会议，原来了解十分有限，直到找出陈云与会后不久所写的一份报告，许多情况才得以证实。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史学界两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同时，随着专题研究的开展，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也被完整地披露出来。如民主革命时期的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三大战役等。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几乎都是在这三十年里经过大量研究考证才逐渐弄清楚的。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党史书中对许多事件的记述都与以前有所不同，以前回避的一些问题现在也据实写出。

新京报：随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会改变吗？

章百家：如果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出现重要变化，那自然会影响到观点和评价；但新成果也可能是对以往看法的再认定或补充，那就须做些修正。

我认为，现在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不仅跳出了以往一切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框框，也开始跳出那种非对即错的简单思维模式。

新京报：对人物评价有变化吗？

章百家：没有人物不成历史。改革开放以前，党史人物主要是宣传革命先烈和英雄，评价问题比较简单。真正复杂的是对领袖人物、包括对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评价，这不仅牵涉到历史，还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现在，人物研究的成果是大量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传记、年谱等，关于其他党史人物的出版物也不少。

在人物评价方面，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从一些概念化的结论出发，而是把那些重要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据实分析。现在，对一些在历史上犯有过错的领导人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他们曾有功绩，也如实承认和肯定。对一些尚难定论的事件和人物，则允许探讨，不急于做出最后结论。

新京报：能不能举个例子？

章百家：例如对于陈独秀，党史学界已有详尽的研究。现在，对于他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依据已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作了细致分析，哪些应由他负责，哪些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已基本清楚；对他所犯错误的定性也力求客观，不再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改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其一生，总体采取惋惜的笔法来叙述。

党史二卷文稿

不刻意求突破

新京报：最近出版的党史二卷与其他党史著作相比，有哪些特点？

章百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权威，二是全面。这部书的写作是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反映了党对自身历史的总体认识和经验总结；同时，这部书也集中反映了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修改定稿的最后阶段还请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帮忙把关，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所以，这部书不同于一般仅由史家独立完成的著作。

新京报：在内容上有哪些突破？

章百家：就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大线索而言，这部书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脉相承，基本结论也大体保持一致。但视野更宽阔、内容更丰富、对历史的总体把握更全面、更准确。

如果问这部书有什么突破的话，应该说突破不是在个别点上，而是全面的。例如，在全国执政后，党要处理大量的外交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由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叙述只能是粗线条的，这些因素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说得也不太清楚。在党史二卷中，对这些重要方面都做了相当详细的记述。

新京报：编写这卷史书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难点在哪里？

章百家：一是这段历史内容丰富。党史二卷分四篇叙述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和向改革开放过渡。其中有意思的内容包括中苏条约的签订、抗美援朝决策、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庐山会议、经济调整、反修防修、发动“文革”、真理标准讨论等。

第二，一部信史不仅要全面反映成就还必须正视失误。一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此后十年则比较曲折，“文革”十年出现了全局性错误，最后是摆脱困境、酝酿改革开放的两年。要正确把握这段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和挫折的历史十分不易。这不是简单说说这件事做对了、那件事做错了就可以了，而要从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教训的角度说清楚。

全书结尾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经过反复斟酌，一是要说明我们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失误，二是这次会议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新时期的起点。

新京报：有评论说，党史二卷首次公布了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权威统计。

章百家：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这一数据。应注意的是，书中说“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仅仅是1960年一年，而非三年；减少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至于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各有不同说法，差距悬殊，但引用任何个人的统计都会引起争议。因找不到权威数据，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按过去的表述。

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部书并不刻意寻求突破。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一时仍难弄清的问题，以及个别仍比较敏感的问题都没有写到这本书里。

改革开放30年

提上修史日程

新京报：编写党史第三卷的工作是否已经开始？

章百家：改革开放已走过33年，这已经是一段不短的历史了。我们开展这方面研究也有十几年了，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工作是收集史料、勾勒基本轮廓、构筑框架、开展专题研究。不过，随着党史二卷的出版，新时期将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撰写第三卷的任务可以说已经提上日程。

新京报：怎么看当代人修当代史？

章百家：“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过去史家较通行的做法，但并不绝对。事实上，历史越修越近，反倒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就中共党史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当代人修当代史，这是党史研究吸引人之处，也是难点。

吸引人是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近，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难，也是因为近，不仅许多事情还很敏感，更主要的是沉淀不够，许多事情的结果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无论如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快，人们越需要及时了解自己所处的方位，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必然会不断缩短。只有对历史了然于胸，才能找准方向，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现在，对一些在历史上犯有过错的领导人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他们曾有功绩，也如实承认和肯定。对一些尚难定论的事件和人物，则允许探讨，不急于做出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