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在北京溘然长逝。　

　　这位87岁的科学巨匠，成就卓著而又宁静淡泊，如同寰宇中那颗明亮的“朱光亚星”。

　　从22岁与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一起赴美国考察原子弹，到35岁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者，从见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到全面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朱光亚的一生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9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我国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临危受命，承担起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

　　当时，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中。朱光亚等从苏联专家一份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使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有了重大突破。

　　他还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对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西北大漠中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成功了！看到那惊心动魄的壮景，老成持重的朱光亚激动了，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

　　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授予朱光亚等23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两弹”的研制中，朱光亚被称为“科技众帅之帅”。

　　当时，这项工作汇集了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还提出将核试验转入地下，以及“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等，对加快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步伐起了关键作用。

　　和朱光亚一起工作过的张开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当年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门对门，每天一上班就看到他埋头伏案，除了处理事务就是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当时连一个电风扇也没有，闷热的夏天，汗流浃背。

　　他参加了新中国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参与了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组织领导了历次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他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94年，69岁的朱光亚当选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在他主持下，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增选制度、原则、实施办法，院士人数从最开始的96位增选到400多位。

　　朱光亚一生淡泊名利。

　　1996年，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100万港元奖励。他拿到奖金支票后，马上就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他叮嘱身边同事不要将这件事宣扬出去。以至于社会上对此事几乎闻所未闻，就连中国工程院内部都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说。

　　很多年来，媒体上一直鲜见描写朱光亚的文章，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2004年，朱光亚80岁。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杜祥琬院士与朱光亚曾共事46年。有一次，杜祥琬与朱光亚合写的一篇文章将在《物理》杂志上发表。当杜祥琬将这篇文章交予朱光亚审阅时，出于尊重，将朱光亚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而朱光亚看后却将自己的名字挪到了最后一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