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1884年，恭亲王被慈禧逐出朝廷核心决策层后有感。

本年6月，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和约，终结中法战争。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西南边疆亦不得不对外国开放。后世论及此事，痛心疾首处，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之语。

这种说法流播至今，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彼时，清廷已是强弩之末，水师全军覆没，陆军中世纪色彩浓厚，可胜一时而不能持久；战事连绵两年有余，朝廷财政已然濒临崩溃；加之日、俄构衅……在不赔款、不割地的前提下，做出一定让步签订和约，乃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在这种“明智”背后，另有一种体制病在隐隐作疼。当慈禧太后1884年以中法战争为筹码驱逐掉恭亲王，视国家安全如儿戏时，许多人就已经觉察到了这种体制病：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竟可以为了个人权斗而绑架国家重大事务决策，甚至于绑架一场国家战争，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1885年不存在什么“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然而，如果朝廷决策机制不是如此地糟糕，整个中法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也不至于搞到战事连绵数年，马尾水师全军覆没，国库几乎被彻底掏空的局面。

1884年4月3日，左庶子盛昱（左图）上书朝廷，责备张佩纶、李鸿藻等举荐将领不当，导致前线部队败绩，并同时涉及军机大臣奕訢等人。盛昱说：

“越南战事错失良机，议者都说责任在于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奴才以为，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当然无可宽恕，但是，枢要之臣蒙蔽推诿之罪，比唐炯、徐延旭之流还要严重……外间众口一词，说唐、徐二人是侍讲学士张佩纶所推荐，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所力保……恭亲王等人久在中枢，并非没有知人之明……居然也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责备，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盛昱希望朝廷明降谕旨训斥军机大臣及张佩纶等人，责成他们戴罪立功。并希望朝廷藉此将主战的立场明确宣示天下，造就一种举国合力抗击法国的形势：“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弃地赔款者，即属乱臣，立置重典，不以小胜而喜，不以迭挫而忧”。

然而，盛昱所不知道的是，他所指出的朝廷在和与战之间徘徊的局面，恰恰正是慈禧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一方面，慈禧在将奕訢推上处理中法冲突的前台之后，即不再透露自己关于和、战的任何意见；另一方面，既屡屡以谕旨安抚李鸿章，要求他“维持和局”，同时又鼓励纵容朝中清流弹劾李鸿章和他的“和局”。慈禧的这种态度，直接导致恭亲王和军机处在中法冲突问题上无所作为，因循敷衍，是和是战，始终没有定见。

盛昱终将为自己这道冒失的奏折而后悔不已。数天之后，慈禧发布上谕，以“谬执成见”、“因循日甚”的罪名，对整个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礼亲王世铎取代恭亲王奕訢执掌军机处，原军机处成员无一留用，全部按照慈禧的意志替换。这一被后世称作“甲申易枢事件”的重磅政治炸弹，导火索正是盛昱的奏折。

礼亲王世铎素以贪财好货以及无能著称，军机处实际上落到了慈禧的亲信醇亲王奕譞手中。奕譞的能力同样无法与奕訢相提并论。盛昱试图补救，与一班官员再次上书，以军机处职责重大，必须依靠有能力的专业人才办理为由，要求朝廷收回谕旨——“枢机重任，责成宜专，请收回成命”。但可想而知，结果只能是碰壁。

大多数历史著作在谈到“甲申易枢事件”时，都习惯性地将慈禧视作主战派，与恭亲王为代表的主和派划清界限，并将主战与主和的矛盾看作“甲申易枢事件”的主要矛盾。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误解。首先，在慈禧训斥恭亲王的谕旨里，找不到任何关于中法之间是战是和的字眼；其次，“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同样并不是什么“主战派的代表”。慈禧根本不关心战还是和，她关心的，只是如何借朝廷内部的战、和分歧扳倒恭亲王，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仅举一例即可说明这一点：罢免恭亲王，任命一贯主战的醇亲王主持总理衙门，是在当年旧历三月十七日；当月二十五日，慈禧又秘密谕旨李鸿章，要他通盘筹划，“保全中法和局”，并赋予其酌情办理的特权。军机处走马换将，两面手法依旧，前方将士仍然不知所措，盛昱所希望的“朝廷明确战、和之策”，仍然只是水月镜花。

搞掉了主和的恭亲王，换上了主战的醇亲王。但慈禧对这场战争实则完全没有概念。其召见将领史念祖时的一段对话，完全暴露了慈禧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法战争的一无所知：

慈禧：“你带队打仗都在些什么地方?”

史念祖：“安徽、山东、湖北、河南。”

“现在法人欺侮中国太甚，说话的人也多，也有说非战不可的;也有说和的好的。中国受欺不是一年，您想这回五条都是步步退人，其势万不能忍。论中国与洋人呢，自然是和好的好。但是，中国总要能战，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样样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即以这回五条而论，如果自此以后，永远不起波斓，中国让洋人也不是一年了。”

“太后无非俯念两国苍生，不忍开衅，圣心苦衷，天下共见，就是再添五条，臣愚以为太后也未必不勉如所请，怕的是五条才答应，不上半年，又出题目，将来想战不能战了。”

“可不是，可不是。(上意甚喜)。如果能保永远无夺，皇天上鉴，谁愿意开这个大衅?然而，颇有说中国现在力弱，断断不可战的。”

“论现在器械，诚然有不如他的地方。臣以为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就是这个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真不成事。(少停)你在营里带队多年，打的是粤匪，是捻匪，还是回匪?”

“粤匪、捻匪都打过，后来各省肃清，蒙太后天恩，(忘却磕头)简放甘肃安肃道，也打过回匪。”

“究竟打洋人可是与粤匪一样?他们颇说全然不同。这一回北宁竟弄成不战而逃，可恨已极。”

“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并没有见谁与洋人真大打过。说不同的，大约也是悬揣。臣总以为，无论打什么仗，将要有谋，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是呀。”

“至于不战而逃，实在是统帅不知兵，并不是洋人狠。”

“你说的是。他们都说洋人上岸，不如我们；海里，我们不如他。”

“海里也不是人不如他，是船不如他。他在海里，能全仗住船好，炮好，上岸全要凭人，他先失其所长了。”(少停)

“现在都换了知兵督抚，也不知事情如何?”

“太后请放心，知兵的督抚虽没有十分把握，此后总可有胜负，无溃逃。中国久不与洋人开仗，漫漫的把风气开了，连兵勇渐渐也就不怕他了。”

“可不是，所以万不能再往下获弄了。”(按:获弄，即糊弄，北京方言，意谓蒙混。)

“这一回太后天威震怒（指甲申易枢），固然出于不得己，也是看着一年难办一年。臣尝同朋友论到人才难得。粤匪平定二十多年了，当日带兵四、五十岁的，现在都没有了。”

“当日二三十岁当兵的，现在都四五十岁了。”

“太后圣明，想人到四五十岁，除非做统领大将，自然是老成的好，其余连营哨官，也要壮年耐劳!·一此刻再犹疑，将来何堪设想?”

“你见得很是。你知道历年总理衙门，如文祥他们，专讲获弄，凡遇洋人麻缠，怕我生气，都瞒住我，颇有多少下不去的事，我几乎不与闻。(少停)现在弄到如此。(又少停)大沽海口你见过么?这是最要紧的。”

“太后圣心万安，大沽天险，自同治末年线沙一天长一天。李鸿章受国厚恩，以重兵防一处，似乎不至再叫太后受惊。”

慈禧对清军与洋人作战的胜负优劣毫无了解，希望从史念祖处得到些有用的信息，史念祖却唯唯诺诺，一味只顾着揣摩迎合慈禧的话锋。这段对话发生于甲申易枢之后——随后中法战争何以会继续处于一种战、和不定的困局之中，此段对话已能够提供充分的解释。即便是在清廷正式对法宣战之后，慈禧仍然没有放弃她自以为高明的两面手法，所以最后才有了福建水师在猝不及防下的全军覆没。

慈禧如此，她选择用来取代主和的恭亲王的醇亲王奕譞（左图），对这场战争所持的观点则更加离奇。

奕譞始终主战，而且一贯主张大力发动群众来搞排外运动。早在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之后，奕譞即曾表达过对奕訢、曾国藩等人处理方式的极度不满，以辞职相要挟，愤然向慈禧递送密折：

“欲复深仇，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后亦难望转机矣。”

曾国藩事后也承认，以杀害中国百姓为洋人抵命的方式了解天津教案，确实是自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奕譞对这一点的批判是中肯的，但值得警惕的是，奕譞希望政府引导民愤，以此向洋人复仇。这跟若干年后，慈禧太后所搞出来的那场义和团运动的出发点，实在极其相似。

奕譞对利用民众来抗击洋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于平日，仓卒于临时，而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

具体该怎么做呢？奕譞也有谈到：

“（假如）舍炮台而讲清野，舍船费(此指铁甲)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加以炸器惊其马，水军抢其船，进无所获，退无所归，似乎一两仗后，彼气自馁矣。”

坚壁清野、全民发动、节节设伏、以刀茅对抗火器，这种作战方式，与若干年后的义和团，是何等相似。

而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奕譞的这一备战方案，得到了慈禧的认可。不思讲求军事技术的近代化，反而迷信于驱民众为炮灰，希望将洋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寒心的事情。倘若中法战争没有在1885年结束，奕譞所希望的这种“人民战争”会不会被当局煽动起来，实在犹未可知。

中法战争的仓皇落幕，给一众期望中兴的朝野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无限的遗憾。尤其是战争末期那几场偶然、无法复制的胜利（譬如镇南关大捷），让中兴的荣光转瞬即逝，自然更是加重了这种失落感。故而，这场战争最后得了个“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评价。

但最高决策层认为和议是及时和明智的，中法双方的现状也确实能够支持这一论断。然而，朝、野两个层次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还是给帝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改变。

对那些无法接触到这场战争的核心决策内幕的在野知识分子而言，“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实乃咄咄怪事，这种屈辱只能归咎为清廷的腐败。若干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如此追述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乙酉”，即1885年，那一年，孙中山20岁。

体制内知识分子们显然比孙中山们看得更加清楚——如果不是朝廷自始至终“战、和不定”，这场战争本不至于打成如此惨局。而朝廷之所以长期“战、和不定”，不过是处于最高决策层的两三人之间忙于个人权斗，而且不惜为赢得个人权斗而以国家战争为筹码。

两广总督张树声和他的淮军，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成了朝廷战、和不定的牺牲品。临终之际，张竭力呼吁朝廷开设议院，实有深意——张试图以议院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最高层决策制度，须众人“民主”论政于议院，而不是一、二人“独裁”论政于深宫，方可避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重演。

与张树声持同样意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非常之多。譬如：汤寿潜建议搞“上院”和“下院”，前者由在京高级官僚组成，后者由在京中下层官僚组成，凡有政事，上、下两院各抒己见，做出决策，最后由宰相“上之天子，请如议行”；陈虬则主张在京师设置都察院，其中设议员36人，由中央各部推举，以此机构议论国事……诸如此类。

一如前文（《1884：两广总督临终请求朝廷开设议院》）所言，张树声们所掀起的请求朝廷开设议会的舆论潮，与西方以弘扬民权为核心的议会制度并不是一码事。体制内知识分子试图照搬西方议会的形式来弥补帝国独裁决策体制的弊病，虽只是缘木求鱼，但只要将“求鱼”坚持下去，“鱼”终究会来；对体制内决策“民主”的呼吁，终究会扩散到体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