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4-14

蒋庆泉在战争中负过伤，也立过功。

蒋庆泉不愿意讲起当年的往事。

《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形象深入人心。 （网络图片）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高喊“向我开炮” 83岁志愿军老兵蒋庆泉有着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一样的英雄事迹 但由于曾经被俘他一直不愿讲这段往事

　　电影《英雄儿女》中的英雄王成到底有没有原型？特别是王成向战友高喊“向我开炮”这个深入人心的场景有没有现实版？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不时撩起中国人的心绪。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公开信澄清，“王成、王芳并没有什么原型”，但“至于说到王成孤胆坚守阵地的事迹，这在朝鲜战场上是时有出现的，说不上谁是王成的原型”。

　　沉默58年后，83岁的志愿军老兵蒋庆泉近日终于敞开心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向战友发出指令“向我开炮”。他和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于树昌同属一个部队。但由于他后来被俘，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不愿讲的故事。

　　这位老兵就是生活在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面对记者，这位“王成”式的英雄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亲历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并不熟悉的另一种英雄生活轨迹。

　　在去往不知何方的路上，像水晶球般的血，颤颤巍巍滴在蒋庆泉的下巴颏上，那是上层担架上刚死的美军士兵还没流尽的鲜血。在这辆装满美军尸体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运输卡车上，他被颠醒了，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没死。

　　曾立功负伤本可以不参战

　　事情要回到1953年4月18日。围绕着无名高地的争夺战已进行了3天。201团2营5连仅剩下十多个人在阵地上坚守，已两夜一天没休息没吃饭喝水，通信兵蒋庆泉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在夏季反击战役的初期，“三八”线附近的石岘洞北山，志愿军23军67师正进行着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战斗，对手是美军王牌部队第7师。

　　如果不是因为几个偶然，蒋庆泉或许不会出现在这次战斗中。

　　2天前的16日下午，夕阳将落。67师步话机排一班的25岁战士蒋庆泉还在伤后休整中，此前他在战斗中受伤并立功。

　　蒋庆泉说，自己本是师部直属的步话机员，4月16日快打仗的时候，原本要跟二营营长下连队的步话机员有事走不开，一班副班长谷德泰就问他伤好得怎样，去临时代替下。谁知道这一临时安排，改变了蒋庆泉以后的命运。

　　16日晚8点，步话机员蒋庆泉仍和王福臣一组随二营营长来到石岘洞北山。只是战斗没打多久，王福臣就被炮弹炸死了，蒋庆泉一个人背着步话机前行。

　　“当时营长问5连剩下多少人，5连汇报还剩下20多个，连长和排长都死了。营长就叫我留下来联系炮火，等待4连、6连的接应和换防，他转身就走了。”58年后，再回忆此事，蒋庆泉仍难掩激动，“其实当我接到营长的命令叫我跟5连一起，我就知道自己不能活。”

　　随后发生的就是持续42小时的坚守。在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中如此描述，敌人一直没能拔掉这几颗“钉子”，它们始终钉在敌人的“脑门”上，敌人每次反扑上来，都只留下了几十具尸体。

　　顽强的声音与42小时坚持

　　这是蒋庆泉的功劳，敌人一攻上来，他立即把敌人的位置、人数陈诉到指挥所，来得多，要重炮，来得少些，就要迫击炮。我们的炮一开火，他一会儿叫向右或左修正几米，一会儿又兴奋地喊：“打得好！打得好！鬼子被打得叫唤了，哈哈，又在滚啦！”敌人逃跑时，我们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一直叮住鬼子。

　　现年79岁，时任67师师部指挥所步话机员、蒋庆泉的上线台陆洪坤则对记者回忆，“从16日晚9点蒋庆泉报告5连已占领阵地到18日下午3点多他的声音最后消失，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向首长汇报。18日下午1点多，蒋庆泉报告只剩下10多个人，2把冲锋枪，不多的子弹，快坚持不住。”

　　“敌人很多，有花生米(暗语：炮弹)吗？”

　　“花生米很多，往哪里送？”

　　“向我这里送，有多少送多少。”

　　“向我这里开炮，200米、100米、50米、20米……敌人距离这里只有10米了。”

　　说起58年前的那场战斗，电话那头的陆洪坤越说越快，只是到了10米时，陆洪坤觉得太危险了。

　　蒋庆泉则回忆，“当时我说别扯淡，10米就10米，你给我炸。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喊了多少回都没有回应。当时枪里都进了土，根本打不响，你说多窝囊，只能用手榴弹。”

　　18日下午3点多，步话机被炮弹击中，蒋庆泉的声音消失了，陆洪坤随后寻找了1个多小时也没找到，当时他觉得蒋庆泉已经牺牲。

　　然而记忆在此开始不同。在蒋庆泉看来，部队的炮火在关键时刻没跟上，美军的炮火把他所在的碉堡打开了花。陆洪坤则回忆部队的炮火一直持续着，反倒是蒋庆泉经过炸伤后可能忘了当时向他报告的情况：敌人已不采用正面进攻，而是用钓鱼竿勾着炸药包，不断地炸阵地。

　　蒋庆泉醒来时，发现自己脸上、浑身都是血，一会儿就又昏过去了，再一醒来已在敌人的汽车上……

　　看《英雄儿女》回家哭了一晚

　　作为战俘的蒋庆泉，先后被押解到汉城、釜山和济州岛的战俘集中营。“我先是在汉城的陆军医院治疗，周围是南朝鲜的护士，她们给我吃过鸡腿，伺候我大小便，大约过了1个多月我才开始能说话。他们先后审了我多次，但我的回答都是‘我是1953年1月参军，我在1军1团1营1连1排，我们排就我1人’。”随后，由于蒋庆泉的顽固，被送到济州岛的普通战俘集中营。

　　直到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后，蒋庆泉和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一起才得以回国，并以“归来人员”身份退伍回乡。1956年28岁的蒋庆泉结婚，随后在老家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乡一直务农至今，并育有2子3女，但“向我开炮”的这段经历此前却从没对妻儿提过半句。

　　唯一一次异常是1966年，家人回忆说，他看了人生中仅有的一次电影《英雄儿女》后，回家后整整哭了一晚。“我一看王成撩衣服的动作怎么跟我那么像。”直到今日，蒋庆泉也不愿过多谈起这部电影，因为他曾有个身份是俘虏。

　　后来，组织鉴定中，蒋庆泉所在的一排的7名战士包括他自己都按了红色手印和签名，一致同意恢复其党籍和军籍，23军67师的政治部也对蒋庆泉英勇退敌的行为予以了肯定，并对被俘行为仅给予党内处分的决定，这与当时其他归国人员的境遇相比已是幸运。

　　“不幸陷囹圄，战俘名声坏”，58年后，讲起这段被俘经历，额头上还有弹片印记的蒋庆泉仍激动不已。当地民政部门介绍，按照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老兵补贴标准，蒋庆泉每月可得补助800多元，每年还有1000多块钱的医疗费。

　　最近来采访的人多了，讲起被俘的事蒋庆泉说心就难受，他想找个代言人应对记者，可是谁又能讲得清历史的细节？

　　50多年后才知道的故事

　　1953年4月，原23军《战地报》记者、战地作家洪炉登上了刚进行过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阵地。他在向陆洪坤、谷德泰等人了解到蒋庆泉的英勇事迹后，1953年5月18日，在朝鲜江原道伊川郡写下了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然而，就在5月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按当时规定，被俘人员不能被宣传，这篇通讯也不能发表。

　　1953年6月底，23军73师217团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在石岘洞北山281.1无名高地时在阵地上喊着“向我开炮”，并在炮火中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据洪炉介绍，于树昌的英雄事迹被他和时任67师宣传干事的田镜波写成了通讯，其中部分文字来自《顽强的声音》，并收录在由申述、刘思主编的《志愿军一日》文集中，题目是《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上映，里面“向我开炮”的事迹正是取材于于树昌。

　　上世纪60年代，23军部分干部转业到地方，陆洪坤才从战友口中得知蒋庆泉原来没有死，而是被俘。在看到《英雄儿女》后，他更是惦念这位战友。

　　2008年，陆洪坤终于与蒋庆泉见面。2010年，洪炉也来到了锦州，见到了蒋庆泉。对于蒋庆泉来说，近60年后当他看到洪炉1953年所写的《顽强的声音》手稿和洪炉的讲述后，才知道自己真的有可能就是电影里“向我开炮”事迹的原型。

　　曾经被俘是蒋庆泉心中永远的痛

　　“我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狗熊”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公开信澄清，“王成、王芳没有什么原型。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成的每个行动都没有原型，那是不对的。王成最后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那是尽人皆知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同样根据剧情发展的，在王成守阵地时，选择了‘向我开炮’这一英雄事迹。……至于说到王成孤胆坚守阵地的事迹，这在朝鲜战场上是时有出现的，说不上谁是王成的原型。”

　　电影演员，王成的扮演者现年81岁的刘世龙在去年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向我开炮》作者是孙绍均，故事原型来自于树昌。

　　“近几年来，有些人声称王成的原型还活着或者王成的原型有好几个，我觉得这是亵渎历史上真实的英雄。起码，在我们拍片的时候，阵地上的王成原型只有一个就是于树昌。”刘世龙说。

　　现年81岁的洪炉解释说，这是由于刘世龙掌握的历史材料与现在不对称，毛烽还在世，目前在哈尔滨，对当年的情况比较了解。《向我开炮》的署名作者的确只有孙绍均，是因为当年采写《向我开炮》的时候是由田镜波写初稿，洪炉来写二稿并加入了《顽强的声音》中的内容。因为文章是以孙绍均的第一人称来描述于树昌，为了强调其真实性，文章就仅署了孙绍均一个人的名字，而没有署他和田镜波的名字。洪炉说，他不后悔当初没有写自己的名字，英雄的事迹能够传播已感欣慰。

　　时任23军201团副团长、后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烽火忆当年——23军老战士征战散记》中回忆，“于树昌与蒋庆泉的事迹相同，被宣传出去了。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记了，我为此深感遗憾。”

　　心愿是想找到老班长

　　对于王成原型问题，蒋庆泉对记者表示，“我也不承认自己是王成。但可以说，我不是英雄，但我也不是狗熊；我曾是俘虏，但我绝不是叛徒。”老人语调依旧高昂而有力，俘虏身份在他内心依然纠结。

　　现在，蒋庆泉的愿望是找到老班长谷德泰，他说，当年就是谷德泰把自己临时委派到了第三次战斗中。后来谷德泰坚守在阵地，成为二级英雄。洪炉也只记得谷德泰是胶东人，但是几年来他托人在当地寻找却没有踪迹。据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期间，通信兵中涌现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就过万人。

　　洪炉则希望找到失去联系的孙绍均和谷德泰，还有其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让蒋庆泉和于树昌的英雄故事有更多的人证明和补充。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于树昌的籍贯、年龄和其他资料。”洪炉遗憾地说。

　　链接

　　“向我开炮”的那些人、那些事

　　1928年，蒋庆泉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乡。

　　1949年4月，蒋庆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10月，蒋庆泉入党。

　　1952年，蒋庆泉随23军入朝，担任步话机员。

　　1953年4月，蒋庆泉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战役中，喊出“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后被俘。

　　1953年5月，洪炉写成《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同月传来消息，蒋庆泉出现在换俘名单中，文章按规定不能发表。

　　1953年6月底，于树昌在攻打石岘洞北山281.1高地中，喊出“向我开炮”并壮烈牺牲。1953年7月，67师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1953年8月，蒋庆泉以“归国人员”身份回国。

　　1954年，蒋庆泉复员，回老家务农。

　　1955年，有关于树昌的英雄事迹通讯《向我开炮》发表，署名为孙绍均。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

　　1994年，《英雄儿女》编剧毛烽撰文称王成没有原型，只是具体的行动有原型。孤胆坚守阵地的事迹，这在朝鲜战场上是时有出现的。

　　2000年以来，洪炉撰写《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文章，寻找从没见过面的蒋庆泉。

　　2004年，洪炉在央视《电影传奇》节目中说《向我开炮》的原型叫蒋庆泉。随后家人询问蒋庆泉，他说是媒体在炒作，不承认自己的故事。

　　2008年，时隔55年后，陆洪坤与蒋庆泉通过网帖联系上，并在江苏见面。

　　2010年，洪炉来到锦州，与蒋庆泉见面。此后蒋庆泉的故事开始为媒体所知。（记者 王丹阳 图/杜江）

     [广州日报]

中国青年报：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因被俘埋名数十年

蒋庆泉的复员证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