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1958年教育大革命”，实际上是从1958年开始，至1960年结束，前后持续近三年时间的一场影响中国教育乃至中国命运极为深远的一场教育革命，是当年举国“大跃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教育革命的历史背景，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年。这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1958年8月12日，毛泽东又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根据这一意旨，国务院9月19日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此一指示规范了“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主要内容。其影响今日犹在。专题选择一乡一城两个案例，以求窥豹。

1958年，举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农业大放粮食高产卫星，工业大炼钢铁处处报喜，教育界自然也不能例外。下面这段文字，出自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河南“大跃进”运动》一书，真实记录了发生在河南登封县的“教育大跃进”的疯狂：

“在河南“大跃进”运动中，登封县一马当先跃居在全省的前列。大办红专大学，就是登封县“大跃进”的产物，曾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快，三官庙红专学校的经验，在全省得到推广，于是登封的各乡、社都办起了红专学校。

“红专学校、红专大学都是“大跃进”的产物，红专大学是从红专学校演变而来的。自三官庙乡红专学校开办以来，《河南日报》、《登封报》不断夸大其词，宣扬其如何取得伟大的成绩。三官庙乡又声称为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政治、文化技术素质，在此基础上又办起了共产主义大学。该校分所谓7个院：马列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文化科学院、医学院、政法学院和化肥、水泥、钢铁、地质、水利、畜牧、财贸、林业等20个系。学习方法是书记挂帅，全民上阵，会啥就当啥教授。学习安排是每月逢三、六、九日统一学政治，二、五、八日分班学文化，一、四、七日分系学技术，学习结合生产，生产结合学习。

“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的要求，在向文化科学技术进军的口号声中，三官庙乡所谓的典型示范震动了全县。1958年6月23日，县委召开动员会，提出全党全民齐出征，书记挂帅，党员骨干当先锋，硬干苦干三昼夜，红专大学遍登封。县委第二书记苗化铭作了关于办大学的报告。结果两天时间，全县就办起红专大学35所，各种学院210个，系2，756个，入校学员13，2154人。学习方法是什么乘风破浪、乘胜前进、全面开花、全面结果；集中学政治，分系学技术，分班学文化，系系建立试验田。学习时间安排是每周一、二早晨学政治，四、六早晨学文化，上、下午搞生产，晚上整风，星期日做检查。当时的提法是:全党全民办大学，大家是老师，大家是学生，会者就教，不会者就学，结合中心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推动生产跃进再跃进。至于机构问题，红专大学是总称，下设有工业、农业、宣教、卫生、科学、财经和马列学院等。在当时浮夸风的影响下，县委还积极组织召开现场会；利用板报、壁画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还声称要“抓好重点，创造经验百结合中心、推动生产，掀起一个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的新风尚，把红专大学办得四季长青，力争达到全民红与专”。在县委的动员下，各乡各社你争我抢办大学，比学赶超学文化。当时中岳庙乡党委会、红专大学校部曾在《登封报》上发表“诗篇”，歌颂红专大学，题目是《中岳庙乡普及红专大学》：

吹响文化进军号，中岳庙群众劲头高。

全党全民齐出征，向文化技术大进攻。

苦战激战一昼夜，红专大学办成功。

八院三十单二系，各院各系有名称。

农学院土壤、粮食病虫害， 棉花红薯和农械。

工学院地质矿藏和勘察， 水泥陶瓷和煤铁。

……

军事学院真英雄，专门学习降海空。

马列主义是灵魂，政治法律好几门。

林枚学院真正好，伺养繁殖和治疗。

植树造林把苗育，一嫁接授粉和杂交。

……

苦学苦练加油干，全民力争红又专。

“在所谓“书记挂帅，全党动员，从干部到群众，人人都要红与专”口号鼓舞下为月25日新登封煤矿红专大学成立。6月30日，县直机关干部红专大学典礼在县委礼堂举行，300多人参加了大会。校长苗化铭在会上讲:“这个开学典礼就是向科学宣战的誓师大会，只要我们具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气魄，科学的神秘化完全可以打破;登上科学高峰的理想就会变成现实。”这次会议，对登封创办红专大学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村乡党委在已办有水利学院等农业技术大学的基础上，又办了一座农业机械研究和一座妇女跃进大学，仅一个乡就办了8所大学。……”（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登封市委党史研究室）

登封县全民疯狂办教育的情形，不过是当时举国形势的一个缩影。数据统计显示，从1958年开始到1960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相比1957年，都以违背教育规律的疯狂速度在增长（注：统计数据不包括登封县所办的这类“红专大学”）：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天津大学的讲话，明确给出了全国高校“改造”的三个基本方向，即：实现党委领导高校；高校教育走群众路线；教育方式采取与生产相结合。浙江大学也不例外。

1、党委领导高校

事实上，浙江大学的革命改造要早于毛泽东的天津讲话，从1957年就开始了。这年第四季度，中央和浙江省委陆续抽调200多名干部到浙大工作，使学校干部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变为以工农干部为主。

此次人事变动，共新调入党委书记兼校长和7名党委副书记及20多名处级干部。稍后，改组了校务委员会，建立起了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决定后施行，8名党委副书记分管了学校各个方面的工作。

系一级党的领导控制力也得到了空前强化。系党总支由科级升格为处级，由以前的监督保证作用，升格为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系主任不是党员的各系，须改由党总支书记或副书记兼任系主任或副系主任，并逐步配备党员教师任各教研组(室)主任或副主任。学校各部门、各系的领导人，多由新调入干部充任。新的校党委强调：党不仅要加强对学校政治思想上的领导，而且要深人到教学、科研、生产等各个方面。实际上是从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2、知识分子改造

与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步进行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毛泽东1957年5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高等学校里的右派知识分子正在抢夺教育界的领导权。这是1958年高校教育大革命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依据。

据浙江大学杨达寿、邱焕章教授记载：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浙江大学）党委曾多次研究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由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委还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经过痛苦是不行的，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出来还不够，还要组织群众性的批判。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办好高校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连续出现了一些简单、片面甚至是粗暴的做法。”

这种简单粗暴，主要表现在强迫组织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参加过量体力劳动。这一运动始于1957年年底，先后下放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的教职工300多名。下放时间短则三月，长可一年。对在校的教职工和学生，也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他们参加体力劳动。

1958年浙江大学全校教职工和学生在校外参加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夏收夏种等劳动少则千余人，多则几千人；在校内则生产了百万套滚珠轴承，大炼钢铁、种农业试验田，参加校办工厂劳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3月至8月，仅学生参加劳动就达35万个劳动日，严重影响了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正常运行。

对知识分子的批斗，也是此次教育大革命简单粗暴一面的重要表现。从1958年3月起，浙江大学掀起“自觉革命、向党交心”运动，要求教师、学生、干部向党报告自己思想中的“阴暗面”，且多公诸于众。稍后又开展了“红专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等批判运动。许多教授专家被定性为“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代表人物”。

3、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教学改革

毛泽东号召1958年教育大革命要走群众路线，其结果有二：一是各地掀起大办高校的狂潮，许多地方搞到村村有大学的荒唐程度；二是高校的教学改革受群众运动大干特干的影响，不顾科学性地盲目冒进。

就浙江大学而言，盲目冒进最突出的一点，是大办专业。1958年，几乎所有大学都在盲目扩张专业，譬如武汉大学物理系轻率地由3个专业猛增为9个专业。浙江大学1958年全校新增专业20余个，倒并不算是最狂热的。这些新增的专业，大多数后来都夭折了。

另一盲目冒进是组织群众自编、大编教材。这其实也是当时所有大学都存在的一种狂热。具体到浙江大学，此次群众自编、大编教材运动的宗旨虽然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破除资产阶级观点，确立无产阶级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生产劳动”——但群众运动的方式显然有误。此次运动，浙大共编写教材192种，然而，由于参加编写者毫无教学经验，专业知识更是不足，所有教材最终都因质量低劣而无法使用。

结语：1958-1960年的中国高校教育大革命，实为一场极宏大的政治运动。虽然1961年中央制定了《高校六十条》作为对这场运动的纠正，但其对高校教育的消极影响迄今未息——譬如，理应作为高校教育政策共同体的教育领域专家、学者、教师，却被排除在政策共同体之外，甚至放到了被革命的位置，“教授治校”、“专家治校”自此成为空谈幻梦；再譬如，在整个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教育立法，整个教育改革过程，都是在政府的“指示”、“通知”、“草案”下推动，其对法治的无视，亦延续至今。教育乃一国兴衰命脉之所系，1958年教育大革命这样一场影响中国教育命运剧深的运动，倘不做深刻反思，实在是一种悲哀。

资料来源：任永全、孙保定主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王杰主编《学府史论》，天津大学出版社；苏渭昌、雷克啸、章炳良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山东教育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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