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最流行的成语是“一叶知秋”。

典故本来出自《淮南子·说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到了宋代，有一本《文录》，其中说：“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

与别年不同，1962年的“一叶知秋”另有独一无二的“典故”——这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了这样一段讲话：“（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自此，“一叶知秋”成了陕西户县村民杨伟名和他那封写给中央的《当前形势怀感》的代名词。

【其人】“户县三个党员”

毛泽东所说的“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指的是1962年又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执笔起草、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杨伟名三人联合署名的那篇《当前形势怀感》。文章出炉的背景，是“三年经济困难”。

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97年第2期刊登了雷敬轩、王一士撰写的《户县三个党员来信的处理经过与反思》（文章撰写于1992年）一文。文章如此交待“三个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与现状：

“三个共产党员，都是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他们的历史情况是:

“杨伟名，中农成份，1962年39岁。曾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平时爱看书看报，善于动脑子、想问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解放前曾被拉去当过三年兵，1949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5月户县解放后曾任副乡长，当年冬因组织调他到咸阳地委干校学习未去，自行回家而脱党，1957年重新入党。从合作化时起，一直担任社队会计，业务熟悉，工作主动，并善于钻研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曾写过农村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征购粮包干、生产队会计制度等数十份材料，有的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和鼓励。1962年因写信受到批判后，再未担任会计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因写信问题受整，于1968年5月含冤身亡。1979年6月19日中共户县县委发出《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由城关公社党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给杨伟名平反。

“贾生财，贫农成份，不识字，1962年49岁。曾讨过饭，拉过长工，当过店员。1944年后一直在家务农，土改中分地4亩，后又买地7亩。195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土改时为村农会主任。1953年组织互助组，任组长，初级社时任主任。高级社和公社化以后，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积极认真。1962年因写信受批判后，再未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在生产队当过几年队长。现瘫痪在家。

“赵振离，贫农成份，1962年27岁，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1959年人党后担任大队长，工作积极，劳动好。1962年因写信被指出其错误后，及时做了检查认识，于1963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系“当权派”，并联系1962年联名写信一事，受到冲击，以后再未担任大队干部，现在家务农。”

《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刊登的《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一文，对信件的起草者和执笔人杨伟名的个人形象作了一些补充。譬如其好学与不理家务：

“杨伟名幼年丧父，被拉过三年壮丁，1949年入党后不久，因家庭方面原因自动脱党，1953年妻子病故留下三个待哺的孩子… …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杨伟名30岁以前的主要生活经历，……1957年，杨伟名第二次入党，几乎在同时，他与河南女人刘淑贞结了婚。杨新民说，‘俺爸哪点都好，性情温和，讲理，从没发过火打我们；就是在屋里啥事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并兼调解主任后，这一点暴露得更突出。

“杨伟名只读了三年私塾，但人们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杨伟名的邻居谢志安说：‘别看杨伟名没正式上过几年学，但可以说，我是什么学历，他就是什么学历。’当过户县文化馆馆长的谢志安从国民小学一直读到了师范，他学过的课本杨伟名都借去看过。”

杨伟名对时事有着强烈的兴趣。“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杨家隔壁住着邮递员鲁和，他每天上午从县邮局取邮件，中午带回家，下午才分送各单位。杨伟名几乎天天中午到鲁家翻阅报纸杂志。”

但很显然，在那个年代，杨从报纸上读到的和自己亲眼目睹的，无法获得统一。如何解决冲突？——“深思熟虑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自己对基层实际情况的思考写成文章，反映给上级领导。”“白天，没空，大队的一大摊子事叫他根本无法脱身。只有晚上写。在家写不成，刘淑贞嫌费电，杨伟名只好躲到大队办公室写。一篇文章常常是一个月才能完成，甚至更长时间。”

一路写下来的结果，是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并作了定性批示。

【其言】“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历史学者雷颐在其文章《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中说：“（《当前形势怀感》）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观止。”

对一个农民而言，这样的赞美是不是过誉？最好的答案，当然是重读那些尘封、沉默的文献。

《当前形势怀感》摘录

……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1、克服困难需要政策上大胆“后退”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犊的再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2、“工商业改造”本身存在问题，导致市场供应紧张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1954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商品有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的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年消耗然（这与在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然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逐年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日渐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3、“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入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直接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4、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5、如何正确理解“民主集中制”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社会问题，简单的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集中制呢！从字面上讲，他们倒像没有说错，但从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序方面去了解，就会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即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结合，或折衷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阅读全文]

其他建言文章摘录

1、物资供应困难源自“定量供应”与“多劳多得”之间的矛盾

……目前的“物资供应困难”尤其生活日用品的供应困难，主要是“农业歉收”的结果，造成“农业歉收”的原因，除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外，“人为因素”也是一个主要方面，而所谓“人为因素”，除去冬整风整社运动中所及的“五风”而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情况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生活日用品的按人定量供应，与农业方面采取的“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问题。我们目前农村的口粮供应方法，是“大平均”的方法，也就是一个公社乃至一个县或数个县几乎一个口粮标准的方法，除口粮标准采取“大平均”供应外，其他副食品和日用生活必需品也都相继采取了按人定量的方法，……那就等于“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在全部生活资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定量供应”与“多劳多得”之间既有“矛盾”的存在，那么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也就很成问题了。

……怎样消除这个矛盾呢?这里不是要取消“定量供应”的方法，更不是要变更“多劳多得”的原则，而是将现行“定量供应”的方法予以合理的调整。所谓 “调整”，也不是将“定量供应”的方法全部调整，仅是限于农村的“口粮定量供应”，以及蔬菜、豆腐、粉条、猪肉、羊肉、鸡、鸭、鲜蛋等副食品供应。凡是来自工业方面的日用必需品，仍可继续采取现行的“定量供应”方法。这是因为:工人是固定工资制，轻工业原料主要来自农村，只要农业生产水平不断地提高，能够及时地向轻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这样随着工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日用必需品的产量亦将与日俱增，更随着生产量的不断上升，供应定量的不断提高，自到完全一可以满足群众日用必需品的最大需要，到了那时，“定量供应”与“多劳多得”之间存在的矛盾，将会归于自然消失。（摘自《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成文时间约为1961年3月中旬）

2、 供给制对促进走向共产主义起了反效果

……我们说:“供给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因素”，这是对的，从形式上看也符合共产主义的人道精神，但从促进走向共产主义的效果看却又是另一回事情，供给制在我县是1959年实行的，一开始在分配部分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后又逐次降低，近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曾有“也可以采取高级社时对老弱疾苦者予以适当照顾”的规定。就我个人的切身体会，目前还是适合“老弱照顾”的办法。供给制实行以来，老弱疾苦虽受实惠，但对生产不产生什么效果，有的在生活方面对供给制产生依赖思想，生产反而情绪消极，而另一方面，劳力硬的，因供给制而极为显著地降低劳动情绪。农业生产力要靠劳力，更要靠硬劳力，应该说，硬劳力是农业战线上的主力军，主力军的情绪如略有挫伤，其对生产关系之大，是至为明显的！

从多年来经验看，群众的劳动情绪与劳动的价值则表现为同升同降，两者之间，是“一份价值、一份情绪”。举例说，提过供给部分，劳动价值为1元，不提则为1.6元(如按20%提，则为1.4元)，这个1元与1.6元之差，反映在劳动情绪方面情况是极为一致的。供给制的实行除在生产方面引起的效果，已如上所述外，在供给制的计算手续上也是极为繁复的。（摘自《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成文时间约为1961年4月。共写三份，分别送省委、县委、公社党委各一份）

3、赋予生产队以“家”的形态

几年前，我们曾提出“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其含义为:“致富”之道，惟“劳动”;“发家”之窍，在“生产”。这和目前“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者，过去的“致富”，系一家一户的“致富”，“发家”者，系发“一家一户”之家。如果我们赋予这两句话以新的含义，使之适用于目前农业战线上的情况，那就应该说成“致富者，致生产队之富;发家者，发生产队之家”。从而“生产队”这一概念我们目前应理解为，这是新的“家”的概念。

关于生产队的所谓家的形态，大体应该是:(1)生产队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可以多打多吃，籽种、饲料等自行安排，如有剩余，可以出售给国家(自愿的)。(2)生产队不许买卖土地、出租土地、剥削雇佣、高利盘剥、投机倒把以及(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尽量服从国家计划等，在生产管理、生活安排等方面应有独立的自主权，大队除帮助、建议和进行指导外，不得擅自做主。

一个十分关心集体利益的社员，我们会赠给他“爱社如家”的赞词，这一则说明爱社如家的行为是社员集体观念的具体体现，再则“如家”二字实在意味着每个社员对于家，原来是十分爱的，那么，社员对于家，何以如此之爱呢?这很明显，每个社员都深刻意识到，家富了，自己就富了，家穷了，自己就穷了。家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实在是一回事。这是每个社员都十分爱家的由来。如果我们进而提出，如何把社员务自留地的那股“积极主动，千方百计”的干劲导向生产队这方面来?直接恰当的回答应该是，要让社员懂得生产队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样也是“一回事”。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惟一的方法是赋予生产队以“家”的形态，让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只要不属于剥削，富者可让其富;只要不属于天灾人祸，穷者可让其穷。在贫富明显的环境中，教育广大社员群众认识，生产队的利益就是自已的利益，生产队富了自己就富了;生产队穷了，自己就穷了。这样一来，才能使社员群众的心态由原来的狭隘的“爱家”扩大为“爱队”，才能把务自留地的冲天干劲来务队里的庄稼。（摘自《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这是一篇未完稿，仅完成前言及一、二、三小节，写作时间约为1962年初）

4、挑战中央文件《农业六十条》

按《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中所提“三级所有制”是以大队为“基础”的，但从同一《草案》中有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职权范围暨“所有权”的具体划分看，毋宁说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因为:

①大队的生产计划，是以生产队的生产计划为基础；

②生产安排，劳力调配，评工记分等，尽归生产队全权运用；

③大队除了政策上的掌握和坚持外，多属督促、检查、建议、协助……

④牲口农具如归生产队所有，劳力固定在生产队使用，所剩土地一项虽归大队所有，实际等于一个苹果归“甲”所有，但吃苹果的权属“乙”，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有实无名。“三包”超产部分，可以“全奖”，“三包”以外的收人，可以自行分配……

……目前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把社员们务自留地的积极情绪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如何把社员们爱家的思想，提高到爱生产队集体的台阶上来，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行之有效之方法，莫过于赋予“生产队”以“家”之形态，这个家是在原来“一家一户”的基础上，加以适当扩大，在性质上也比原来优越，这个家蕴藏着社员们无穷的幸福生活，并会立即在社员们的面前，展现出光辉的前景，它应该成为构成人民公社的惟一基础。（摘自《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文章写于1961年10月20日，由杨伟名起草，以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名义发出）

结语：对许多未经历过人民公社时代者而言，或许杨伟名的这些文章读起来会相当隔膜。但历史对此没有隔膜，因为之后的历史进程，与杨伟名当年的建言不谋而合——彼时，这位仅上过三年私塾的农民已经和妻子双双服毒自尽，连一个坟头都没有留下。

资料来源：本文资料全部来自《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 杨伟名/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文章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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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人民日报评论部

　　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对于维稳大有好处。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

　　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本系列评论到此为止。——编者）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