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6-13

谁是陈毅元帅“进了棺材都忘不了”的人？

1972年初，北京天桥剧场。芭蕾舞剧《沂蒙颂》举行试验性公演，一炮打响。怀抱婴儿的英嫂，用自己的乳汁救下解放军伤员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3年后，精编版《沂蒙颂》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这部红色艺术经典从此有了更多的知音。

5月23日，沂蒙六姐妹纪念馆在山东临沂市蒙阴县烟庄村开馆。这个由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拥军模范群体，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红嫂的杰出代表。站在馆中央巨大的六姐妹救助伤员的雕塑面前，六姐妹之一——88岁高龄的伊淑英泪如雨下。她对专程前去采访的本报记者说，“他们没有见过那个场面，怎么就做得这么像呢？”

剧组六下沂蒙采风 四万乡亲争看“脚尖舞”

“大家熟悉的精编版《沂蒙颂》，正式公演是在1973年5月16日。”像记得自己孩子生日一样，38年前的这个日子，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该剧编导李承祥的脑海里。这位年届八十的老人，是国家一级舞剧编导、著名舞蹈家，曾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时光转瞬折回40年前，在电话里，李承祥为我们述说着尘封的往事：京剧《红嫂》晋京演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夸奖，提出希望能改编成芭蕾舞剧。创作组于1971年初接到任务，在此后的6个月间，先后六下沂蒙山区采风。

“我是第一批下去的，到了沂南县横河大队，我和舞美、作曲三人一起就住在老乡家里。那时候，很多红嫂式的人物还健在，我们就带个小本子深入到山沟里去采访。山路不通汽车，下去全凭走路。到哪儿都有老乡拉着去采访，创作组仅走访当年救护过解放军伤病员的大娘，就有100多位。”

李承祥感慨，踏上沂蒙老区的红土地，就会明白“鱼水情深”这四个字的分量。在革命老区，当年家家都是医院，人人都是护士，老百姓对子弟兵比自家人还亲。《红嫂》的原型在沂蒙老区，但在战争年代，类似红嫂的妇女何止成千上万！

老区人民的纯朴善良，不仅成为丰富的创作素材，更成为李承祥最珍贵的记忆：看我们穿得单薄，大娘们非要把一叠布票塞到我们手里，叮嘱说回去后一定要做件衣服啊！老乡们自己吃得再差，都要想法子给我们做好吃的。一碗面条盛上来，吃到最后，发现底下还藏着一个鹅蛋，这本是他们准备卖了补贴家用的呀……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剧中，由《沂蒙山小调》衍化而来的主题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不胫而走，并传诵至今。作曲刘廷禹说：“在沂蒙山革命老区，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而舞剧《沂蒙颂》所描写的只是其中的一个。”

《沂蒙颂》诞生之后，曾多次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演出，1976年还出访德国、奥地利等国。而让李承祥和女主演程伯佳记忆犹新的，是在沂蒙老区的那场演出。北京试演后不久，剧组全体成员带着新生的《沂蒙颂》回到“家乡”。老乡们搭起土台子，用盖汽车的油毡布铺在台上，除了一些小型道具外，英嫂做饭的炉子等都是从老乡家里现借的。听说首都的剧团来跳“脚尖舞”，热情的乡亲们从十里八方赶来，崎岖的山路上有很多独轮车推着老大爷、老大娘前来看戏，山坡上站满了观众。当地干部后来告诉李承祥，共有4万人一起观看了这场戏，可谓创下了纪录。

沂蒙老区寻访红嫂 真情故事打动人心

5月28日，记者驱车一路盘旋来到蒙阴县烟庄村探访著名的“沂蒙六姐妹”。初夏的蒙山美得惊人，三面果树环绕，栗子花开得郁郁葱葱。

当初风华正茂的六姐妹，而今仅健在三人：伊淑英年龄最大，其次是86岁的伊廷珍，最小的张玉梅85岁。而公芳莲、杨桂英、冀贞兰已与世长辞。

蓝布上衣、灰黑色裤子，黑白发丝被整齐地挽在脑后，要不是常年别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伊淑英看上去与普通的沂蒙大娘没两样。

“现在吃啥有啥，上了天了。过去吃杨树叶、花生壳都还算是好的。伤员吃啥呢，我们背着布袋子、挎上篮子走上几十里山路，弄点面，做点面条，这就是好饭。”要知道，沂蒙六姐妹都是清一色的小脚，这几十里山路都是连走带爬坚持下来的。

“快解放的那两年，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打，战士们穿不上鞋，脚都烂了。没有布做鞋怎么办，很多人就撕身上的衣服。” 伊淑英和姐妹们搓麻绳搓得腿都烂了，可还是缺少布料做军鞋。

在沂蒙六姐妹纪念馆，挂着一幅宣传画。蒙阴县新闻宣传中心副主任宋国栋给记者还原了画面上那个真实的故事：为了做军鞋，村民杨化彩毫不犹豫地用牙撕扯自己的衣服大襟。六姐妹之一的冀贞兰知道这是她唯一的褂子，就赶忙阻止了她，把自己撕下来的大襟布给她。第二天，杨化彩第一个交来了四双军鞋。她4岁的儿子穿着盖不住肚脐的小褂，依偎在一旁，许久不舍得把鞋放下。庄上人都知道，孤儿寡母生活不易，这孩子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一双鞋……

沂南县，被誉为山东的“小延安”，革命战争年代，这里的红嫂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血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

5月29日，记者赶到位于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其中一个展厅里，满墙的红嫂照片令人震撼。在94张朴实无华的脸庞背后，是一个个历经战火硝烟的真情故事——创办战时托儿所以至于牺牲了自己四个亲生骨肉的“沂蒙母亲”王换于，带领32名妇女用身躯架起火线桥的“沂蒙大姐”李桂芳……陪同采访的沂南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顺利说，这里展现的，仅仅是沂蒙千万红嫂中的部分可以查证的代表人物。在解放战争中，沂南这一沂蒙根据地的中心区仅有28万人口，可支前人数却达到了33万人次。

小米推车支援革命 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

“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这是陈毅元帅的真情告白。在中国红嫂纪念馆，记者看到了很多共和国将帅的感人题词，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意，对革命事业一如既往的无私支持，让这些戎马一生的铁血男儿为之动容。

“从《沂蒙颂》和千万个红嫂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相依、患难与共、鱼水情深。” 党史专家、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刘喜发教授说。

据介绍，《沂蒙颂》故事发生在1947年秋天，其时代背景是国民党发起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奋起反击，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掩护我军伤员。这部剧昭示了什么道理？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无论在其控制的区域、拥有的军事力量、经济基础，包括外交实力，都要强大很多。挑起全面内战之初，国民党曾叫嚣：用3个月、至多6个月消灭共产党，非常狂妄，可实际上，只过了3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究其原因，谁争得了民心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刘喜发解释说，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盼望国家统一，但国民党方面将接收变成“劫收”，官僚体系全面腐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开展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真正翻身得解放。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亿万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解放战争是一场空前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共产党人得道多助，人民军队深受拥戴、无坚不摧。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清醒地意识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事业成功的前提和保障。为什么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什么说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红色艺术经典《沂蒙颂》给我们启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沂蒙老区采访时，记者还见到了“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儿媳、98岁的张淑贞以及孙女于爱梅，一家三代都是红嫂。退休在家的于爱梅奔波成立了“沂南红嫂协会”，她还想发挥余热多宣传一点老一辈的事迹，让“红嫂精神”薪火相传。

作品简介

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根据小说《红嫂》、京剧《红嫂》改编而成，表现了沂蒙山区的群众英嫂，取乳汁救护伤员的军民鱼水情谊。1947年秋季，英嫂外出挖野菜时，发现身负重伤、严重缺水而晕倒的解放军排长张铁军。回家取水路程远，留下亲人不安全，怎么办？英嫂果断地用自己的乳汁救伤员，并将他隐蔽在山坳里。此后，英嫂为伤员熬鸡汤，送汤送饭，助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保护解放军，还与还乡团斗争。最终，在乡亲们的帮助和武工队的营救下，成功地送亲人重返前方。

该剧编导李承祥、徐杰、郭冰玲，作曲刘廷禹、杜鸣心、刘霖，舞美设计马运洪、郑曰洋、李克瑜、管志坚，主要演员程伯佳、张肃等，音乐、舞蹈采用山东民间素材，富于乡土风味，充满生活气息。

“沂蒙”题材作品知多少

1960年，著名作家刘知侠以沂蒙红嫂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后被改编成京剧《红嫂》、《红云岗》，舞剧《沂蒙颂》等经典作品，传遍大江南北。

1976年6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沂蒙颂》(电影版)连环画小人书。

1997年，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红嫂》公映，由金莉莉、刘江等人主演。

2008年，根据著名作家赵冬苓同名小说改编创作的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经央视热播后，轰动全国。

2009年9月，影片《沂蒙六姐妹》公映，影片将镜头瞄准以“支前女性”为代表的战争中的女性角色和生存状态，剧情催人泪下，一举获得电影华表奖。

“红嫂”英模明德英

明德英，女，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因病致哑。抗战期间，明德英先后救下两位八路军伤员，伤员因失血过多，缺水休克，在周围没有水源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毅然用乳汁救活了伤员。随后，她又和丈夫李开田倾其所有，收养伤员半个多月，使其康复归队。

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随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明德英也被公认为沂蒙红嫂的生活原型，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红嫂”遍沂蒙，明德英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1995年，明德英与世长辞，享年84岁。2009年，明德英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陈毅命名“沂蒙六姐妹”

沂蒙六姐妹，是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女英雄群体，她们居住在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分别是：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

在莱芜和孟良崮战役的日日夜夜里，六姐妹和乡亲们始终忙碌、操劳，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来回20多里山路。据不完全统计，她们带领全村为部队烙煎饼15万斤，筹集军马草料3万斤，洗军衣85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1947年6月10日，当时的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就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田梅 刘艳元）

    [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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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共产党为什么能凝聚中华民族？

　　近访澳大利亚、新加坡，遇著名侨领、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邱维廉。老人深情地说，共产党为什么能凝聚中华民族？我们远在海外的华人体会深切。近代中华民族有三个时期凝聚力特强。一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一是抗日战争救亡图存，再就是现在的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了。共产党是应势而生，顺势而上。天时地利，必有人和。

　　海外有知己。共产党凝聚中华民族的真谛何在？我带着这个问题，一路向海外华人请教。请听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的一番见解。

　　郑永年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摆脱不了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孙中山先生痛感要使中国大众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建立国家是首要任务。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只有民族主义制度化后，才会体现出其政治力量来。组织政党，发动革命，就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救亡图存谋振兴的有力武器。他主张“以党治国”，这并不是说“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但当时“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是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

　　为什么孙中山之后，国、共两党都要建国治国，国民党却最终败于共产党？因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组织都不被中华民族所接受。郑永年认为，“简单地说，在社会基层，国民党所依靠的是地方精英，即地方绅士，而共产党则直接依靠农民，直接把中共的治国理念传达给了人民”，“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他还引用美国学者弗兰兹·舒曼的话说，共产党“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

　　当然，共产党也并非先知先明、不犯错误的神仙圣人。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

　　经过建党9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建国60年艰辛曲折的探索，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苦难走向辉煌。沿着这条路，建设一个日益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我们在这里凝聚，从这里复兴！

　　天时，天行健自强不息；地利，地势坤厚德载物；人和，睡狮一旦醒来力量就要爆发，民族走向复兴力量就要凝聚。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中华民族正当此天时地利人和。应势而生，顺势而上，共产党必能凝聚中华民族。（叶小文）

    [人民日报]

中共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升起了象征俄罗斯的三色旗，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由共产党执政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政治舞台上彻底消亡。两年前的同一天，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遭处决。在此前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垮台。在世界政治版图上，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虽然也出现了政治风波，但中国不但顶住了否定社会主义的风浪，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步伐愈加自信而从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倒的秘密，至今仍然是令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困惑并探讨的焦点。

　　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斯大林在世时曾武断地表示，对苏联经验的任何轻视，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允许的。他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经验看做是唯一的楷模，而且把是否照搬苏联模式作为搞不搞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为此，1948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不甘受制于苏联，被斯大林开除出苏联领导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冷战开始后，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绝不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有任何离心的倾向，要搞社会主义必须照着苏联的模式干。理论上的守旧和来自苏联的压力使得东欧各国始终未能突破这种模式的框框，以致积重难返，沉疴难除，最终分崩离析。

　　与东欧各国相比，中国较早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的，但对于照搬、照抄苏联，毛泽东一直是不满意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继任者赫鲁晓夫发表揭露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错误的“秘密报告”，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秘密报告”表面上讲斯大林问题，其实也就是讲苏共的问题，讲苏联模式的问题。既然你自己承认有如此多的问题，怎么可能要求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照抄、照搬呢？所以，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一反问，就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路。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的脚步一直未停。其间，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一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由“蜜月”变为陌路，两国两党关系跌至冰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摆脱了一向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的苏联的控制，取得了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权。当然，在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遭遇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挫折。但挫折之后，探索的主动权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是不一样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开启探索新“长征”道路的起点。在为这次会议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果不其然，十年之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就应验了邓小平的预言。

　　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的客观实际出发，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郑重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的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他的话主要是针对苏联而言，告诫他们不要干涉中国的建设事业。

　　与此同时，苏共仍然陷在其僵化的发展模式和观点中不能自拔。因此，当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宣布为实现苏联人民新的“复兴”进行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的统一意志，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

　　谢春涛 主编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