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河南南阳，家父尹心田，生于1903年，1922年投军冯玉祥部，在河南开封加入冯玉祥的“陆军11师”学兵团。从1923年起，即被冯玉祥将军调到身边工作。1926年随冯玉祥将军赴苏联访问，并遵照冯的指示留苏学习军事，主修炮兵。1928年底奉命回国，历任冯的机要参谋、传令队长、钢甲列车大队长、交际课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汾阳军校)教育长、抗日同盟军二师一团团长、冯副委员长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等职。1938年后，又先后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查团干事长、“军法总监部”军法督察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后冯治安)驻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部)办事处主任及副官处处长等职。军衔陆军少将。他自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方特科、成为我党特殊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后，从未暴露过秘密身份，一直长期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和原“西北军”部队中为党工作。

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我自幼在西北军的军营中长大，和冯玉祥将军及其家人(包括原西北军许多历史人物)，有多年近距离接触，耳濡目染，了解一些西北军及冯玉祥将军的情况，现记述如下，以飨读者。

留学回国后的“第一课”

1928年底，从“基辅炮兵学院”毕业的先父尹心田，和同时从苏联各军校毕业的17名同学一起，从莫斯科出发，途经西伯利亚、海参崴、日本，回国到达上海。冯玉祥派其副官处长韩复达(韩复榘之兄)从上海将他们接回南京，直接到军政部报到(冯玉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报到的当天下午，冯玉祥就接见了他们，并说:“你们在苏联穿着红军的呢子军服，脚蹬大皮靴，住着洋房，吃着面包过了三年。但是，你们知道国内现在是什么情况吗？我请赵亦云(冯的随行摄影师)在励志社布置了一个中原地区灾民现状展览，我请韩处长先带你们去看看这个展览，给你们上‘回国后的第一课’，等你们看完了，咱们再聊。”

尹心田和一同回来的张金瑞、张培哲、任子勋、魏凤喜、祁光远、彭秉钧、李啸仓等同学立即去看了这个展览。该展览以照片为主，真实反映了当年河南、陕西、安徽等地旱灾灾区的实际情况，当看到饿殍遍地、孤儿独坐墙头、垂暮老人绝望的眼神、被插着草标当“货物”卖的年轻妇女……大家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不仅如此，该展览还展有大量灾民充饥的“食物”:树皮、草根、蝗虫、蝎子、厕所里捞出来晒干的蝇蛆、观音土、各种叫上不名字的野菜……大家沉默不语，心情沉重。

第二天，冯玉祥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现在已经是民国十八年了，政府叫‘国民政府’，咱们是‘国民革命军’，但灾区的老百姓竟然是那个样子，而首都南京的大官小官们，每天却是过着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这还是什么‘国民政府’！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吧。”

不久之后，冯玉祥就辞掉“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的官职，带着部下回河南了。

“请别临渴掘井”

冯玉祥将军是陶行知先生的好朋友。陶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教育，冯玉祥一直给予同情和支持。后来，陶先生被迫离开晓庄。但冯将军听说晓庄又办起了儿童自助学校，他很高兴，也时常惦记着。

一天上午，冯玉祥由尹心田和魏凤喜俩人陪着来到晓庄儿童自助学校参观，儿童自助学校的负责人、陶行知的学生胡同炳亲切接待了他们。冯玉祥鼓励他们说:“你们学校有陶先生的办学精神，孩子们自己的事自己做，很了不起。”接着又关切地问胡同炳等人:“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子生皮肤病的为什么这样多吗？”胡同炳一时答不上来，心中十分惭愧，他没想到，冯玉祥将军在短短的时间里观察情况竟如此细致。

冯玉祥曾在晓庄住过，深知附近老百姓吃的都是池塘里的水，很不卫生。就对胡说:“这都是因为吃的水不干净才引起的。”接着又说:“要想办法改变水源。”说完之后就和大家告别了。

几天以后，陶行知先生的长子陶宏高兴地对大家说:“冯将军要为我们学校打口井，给我们解决吃水问题，要我们赶快报个计划。”附近农民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极了，奔走相告。

不久之后，工程完工了。新井就位于学校的东侧，在一位姓丁农民的桑园边。冯玉祥将军还特地来新水井看看，并叫人取水样送卫生部门化验，看看水质是否符合饮用卫生标准要求。他还应当地老百姓的请求，兴奋地提笔为水井题词，写了“请别临渴掘井”六个大字，同时又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要收复咱们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送给在挖井中出力最大的唐凤荣先生。

遗憾的是，这口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造福当地老百姓的古井，在80年代后期拓宽道路时，被填埋了。为此，当地老百姓曾在拓宽道路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保留这座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的古井。

公务员加薪风波

1928年“国民政府”定居南京以后，许多国民党人认为“政权到手，大局已定”，可以开始享受了。骄奢淫逸、贪污腐败之风，开始弥漫南京官场。具有北方农民纯朴感情和率直性格的冯玉祥将军，不仅对这些看不惯，还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进行抵制。比如，别的部长们竞相坐名牌豪华小轿车，他出门则乘军用卡车，自己和司机坐在驾驶室，随员们站在车厢里；别人大修豪华“衙门”，他主持工作的“军政部”盖竹篱茅舍；不仅如此，还把省下来的基建费用买了大量树苗，亲自带领军政部的部下们，把这些树苗栽遍南京大街小巷……这些还不算，终于，在一次“国务会议”上，他公开发作了。

当时，“财政部”拟了一个公务员加薪草案，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加薪的幅度挺大，级别最高的公务员，月薪可达大洋800元。由于是给自己加薪，参加“国务会议”的多数人纷纷踊跃发言，大谈这次加薪是必要的、合理的……而坐在一边的冯玉祥将军，却始终认真听大家说，没吭一声。当会议主席蒋介石询问大家是否还有意见？没意见就付诸表决时，冯玉祥将军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有意见！”接着，便声色俱厉、慷慨陈词。他从当时弥漫首都南京的骄奢淫逸之风谈起，说到官场的贪污腐败日盛，说到灾区人民的疾苦，说到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说到大批伤残退伍军人的安置无着，说到北伐死难烈士及家属的抚恤远未落实，说到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最后说，总理(指孙中山先生)早就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人民公仆”；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到处挂着，但我们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哪有主人还在受难，“公仆”倒先加薪享受的道理？总之，“坚决不同意公务员加薪！”刚才还在一片“欣然同意公务员加薪”声中的热闹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了。隔了片刻，李烈钧、于右任等人发言，表示“焕章说的有道理，公务员加薪之事，应徐图之”。至此，已显尴尬的会议主席蒋介石，“就坡下驴”，提出“此案缓议”。这次“国务会议”便草草收场。

不久，冯玉祥将军辞职离开南京后，在另一次“国务会议”上，“公务员加薪案”还是一字未改地高票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