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化装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照片，从左向右分别是中队长益子重雄、第二小队小队长猪股、第一小队长佐佐木。佐佐木后来在作战中阵亡。

八路军挺进冀东根据地

抗日战争中被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

　　缘起：矢尽弓折、宁死不屈，是中国军民抗日精神的顽强写照。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京郊大地燃遍抗日烽火。

　　寻迹

　　2011年7月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的烽火燃遍燕赵大地。

　　1938年2月，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以雾灵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宋时轮、邓华的率领下，分两路通过平绥路，向冀东挺进,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冀东根据地，位于平谷鱼子山村的冀东军区18分军区军械修理所赫赫有名。军械所负责制造地雷、装配手榴弹、修理军械枪支，转运军需物资。据《平谷县文史》和冀东暴动史料记载，军械所南通平谷三河蓟县，北通承德、兴隆、密云，是抗战期间的秘密通道，发挥了重大作用。

　　鱼子山村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在明朝时就曾设立过军事要塞。山上橡树成荫，东西两坡花果飘香，山上还有祥云古刹，每日早晚，可闻钟鼓之声，有诗云：“一轮红日照山川，二凤展翅望虎山。古刹钟声常报晓，泉水潺潺入龙潭。”

　　抗战时期，鱼子山村曾为冀平密抗日联合政府所在地，成为当时平谷县抗日斗争中心。1940年9月，平谷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鱼子山党支部在鱼子山村成立，当时共有党员9人，焦若愚同志也在鱼子山村老乡家养过伤。

　　从1933年5月日军侵入平谷境开始，至1945年9月13日日伪军逃往三河的12年期间，鱼子山村共有180多人被杀害，2000多间房屋被烧毁，鱼子山村成为一片焦土。但是，在多年的抗日斗争中，鱼子山村民始终以顽强的精神，坚持斗争，赢得了“铁北寨、铜南山、打不垮的鱼子山”的美誉，成为冀东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典型代表。

　　1998年，鱼子山村建成“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如今，鱼子山村被评为市级民俗旅游村、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

　　寻史

　　妄想俘虏包司令

　　天皇表弟被活捉

　　1939年，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保存实力，时任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的包森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他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在他的指挥下，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其中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包森以七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当时在冀东一带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司令”。而敌人则把他视为克星，伪军们一旦发生口角，经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

　　智擒裕仁天皇的表弟赤本大佐后，包森成为日本天皇钦点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中国将领。

　　派到遵化执行特殊任务的宪兵大佐、日本天皇表弟赤本，认为八路军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想找到包森劝其投降，为此他找来刚刚被俘获的八路军战士王振西。

　　“你知道包森在哪儿吗？”赤本问。

　　王振西心想：“要我带着你们去抓包森是妄想，不过趁这个机会倒是有可能逃跑，若凑巧遇到八路军，或许能把赤本逮住，即使自己牺牲了也值得。”

　　想到这里，王振西干脆地说：“我是他的警卫兵，还能不知道他在哪儿？”

　　一听这话，赤本顿时精神一振，于是对王振西说：“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和他面谈。”

　　1939年4月26日，王振西带着赤本来到遵化东北的孟子院村。临进村前，王振西对赤本说：“你带这么多部队，包森看见还不跑？再说，你也不能穿这身衣服。”赤本一听有理，便和翻译换上了礼帽、大褂，并将部队留在了村外。自负的赤本认为，经过春季扫荡、烧杀抢掠，包森的队伍肯定被打散了，他一个人东躲西藏，找到他、抓住他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其实，前一晚，由支队部的贾振远、第五大队队长年焕兴、队部手枪班侦察员马兰田、警卫员王志民（真名夏永江）、还有3名战士等7人组成的小游击队，奉包森的命令，到遵化县城北张家坟（属孟子院村的一个小自然村）执行侦察任务，当夜就隐蔽在村里。

　　26日一早，一身当地老乡打扮的几个战士，一起帮老乡脱坯。脱坯的地点在一个坝台上，前面不远就是一条东西向的乡间小路。快到晌午时，就见打西边走来了3个人。前边一个人穿粗布便衣，后边有两个穿大褂的，像是做买卖的商人。

　　侦察员马兰田眼尖，仔细一看，可把他吓了一跳：走在前边的人，不就是和他一个班的王振西吗？两三个月前他被捕了，现在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乡间小道上呢？

　　马兰田对年焕兴、贾振远使了个眼色，假装没看见，继续给老乡干活。支队部的贾振远小声说：注意！听我的命令。

　　王振西也认出了化装成老百姓的同志们，他快步走到年焕兴跟前，用胳膊肘碰了年焕兴一下，冲着马兰田努努嘴，小声说：“后边是鬼子和翻译。”

　　等到这两个穿大褂的人走到坝台下，贾振远、第五大队队长年焕兴和马兰田同时拔出手枪，从坝台上跳下来，用枪口顶住两个人的腰眼儿大声呵道：“不许动！”

　　见状不妙，赤本赶紧伸手掏枪，可手还没把枪掏出来，就被战士们撕开大褂，缴了他的花口橹子手枪。

　　制服了这两个人，王振西说：“咱们快走！大批鬼子就在十里铺。”十里铺离这儿不过二里地，于是，战士们押着赤本和翻译向北撤离。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赤本嘴里叽哩哇啦地叫着，就是不走。

　　情况紧急，年焕兴找来一条猪毛绳，三下五除二把赤本捆上，连拉带拽地往侯家寨撤退。

　　路上，贾振远边走边盘问那个翻译。从翻译嘴里得知，这个鬼子叫赤本，是宪兵大佐。

　　走了十几里，快到侯家寨的时候，后面的枪声越来越密集，估计是鬼子的大队人马发现后追上来了。

　　一脚踢倒小战士

　　被三斧子要了命

　　赤本一听枪声，耍起了赖皮，说什么也不走了。于是，战士们生拉硬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到侯家寨北边的长城烽火台里。

　　实在是拖不动了，战士们开始审问赤本。就见赤本叽哩哇啦地叫着，战士们一句也听不懂，只好让翻译给翻译一下。原来，赤本说他要找包森，要和包森见面。

　　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战士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否则有被包围的危险。

　　贾振远指着翻译征求大家的意见：把他放了吧！几个战士谁也没说话。贾振远便对翻译说：你走吧！翻译赶忙作个揖，说：“谢谢几位！”转身一溜烟地跑了。

　　拖着赤本，大家继续往北撤。过了长城，后面的枪声还在响着。

　　傍晚，大家到了只有几户人家的马蹄峪北边开庄柳树沟子。又渴又饿的战士们在一户老乡家吃饭。战士们给赤本盛上一碗，没承想，这家伙死活也不肯吃。

　　吃完饭，战士们想带赤本继续撤离。就见这家伙跪在地上，撕开大襟，露出脖子上系着的小铜佛，嘴里还不停地叨咕，像是在念佛。

　　看到赤本又耍赖皮，一个矮个战士就从身后拽他。不料赤本腾地站了起来，侧身就是一脚，把小个子战士踹出去好远。这个举动可把战士们气坏了，上前按住他。赤本一边嚷，一边又跪在地上。

　　贾振远和年焕兴商量了几句，然后对大家说：“后边的鬼子肯定会紧追不舍，干脆把赤本就地处决算了。”

　　于是，王振西跑到老乡家，拿来一把旧斧子，照着赤本的脑袋连砍三斧，边砍边解气地说：“叫你不走！叫你不走！”

　　三斧子之后，就见赤本瘫在地上，立马没气了。大家又七手八脚把死尸拉到房子北边的河沟里，刨坑把这家伙埋了，然后在上面插上一个柳枝作记号。

　　埋完赤本，年焕兴对贾振远说：咱们分头撤吧。

　　于是，贾振远、王振西和马兰田往东，年焕兴几个人往北，分头转移了。

　　贾振远、王振西和马兰田三人在马蹄峪北边山里藏好，王振西才得空把骗出赤本的经过讲给大家听。

　　三四天后，在侯家寨东面的禅林寺，大家见到了包森。

　　包森握住王振西的手说：活捉赤本，干得好，你们为抗战立了一大功！

　　贾振远惋惜地说：可惜，赤本叫我们处死了，没有能把活的带来。

　　包森一听，笑着说：处死也有功嘛！

　　川岛芳子出马

　　企图交换赤本

　　赤本是日军驻唐山的特务机关长、宪兵司令、天皇裕仁的表弟。赤本被俘，非同小可，在日本国内震动很大。于是，日伪军出动大批兵力，到处“扫荡”，企图夺回赤本。

　　硬的一手不行，日伪军又来软的一招。

　　日军在冀东张贴布告，一个是《致八路军包司令官》，请求释放赤本司令。另一个是《告冀东人民》，晓谕三事：第一、有赤本司令在何地相告者，赏洋五千元；第二、见过赤本司令官一面或代交司令官手书者，赏洋二千五百元；第三、带有赤本司令官口信者赏洋一千元。

　　他们还强行派遵化城里的商人往山里送信，提出愿意用50挺机枪、数十箱子弹换回赤本。信封有二尺长，上面写着“面呈包长官”。

　　马兰田到侯家寨侦察情况，给包森还真带回了一封。包森边拆封边说：鬼子还给我封官了。

　　看完信后，知道送信人还在侯家寨等着回信，包森笑着说：“告诉他们，讲条件嘛，两条：一是让他们滚出中国去，二是让他们投降。”

　　据说不久后，日军还派出汉奸女谍川岛芳子到遵化，带着日本兵到处宣传，要同八路军讲条件交换赤本。

　　不久，八路军总部编印的《八一》杂志，刊载了活捉赤本大佐的战绩。

　　1941年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记者袁勃撰写的通讯——《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被俘记》。

　　注：据遵化党史办公室程水星同志讲，赤本是天皇表弟一说，是当时的翻译官对马兰田等人讲的，后汇报给上级。1946年，叶剑英曾提过此事。

　　补白

　　两支日军特别杀人队 悄悄潜入根据地腹地

　　1942年，日军在太行山区进行扫荡时，曾经使用了一支化装成八路军，专门以八路军指挥机关为目标的“特别挺进杀人队”。

　　这支“特别挺进杀人队”的成员来自日军特种部队，他们的衣着、武器完全模仿八路军，活动在根据地腹地，以奔袭八路军指挥中枢，狙杀八路军高级军官，搜集情报和破坏为主要任务。

　　携带八路军首脑照片

　　在《刘伯承与一九四二年反扫荡》一文中，这样记述这支日军：“每人印发了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并对整个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身着便衣，面涂褐色，伪装成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甚至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住店，或分散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窑洞、山谷内窃听我电话，或捕我单个人员，或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行进途中得知邓小平在太岳，又在‘邓小平’的照片下特地注明‘在太岳’三个字。”

　　几十年后，这支日军的真实面目随着《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身隊》（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这份日文资料的公开，展现在世人面前。

　　1942年5月15日至7月20日间，日军第一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称为“晋冀豫边区作战”，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在山西东南部的八路军根据地。然而，此前的作战中，八路军总能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迅速将主力跳出圈外，使日军无处发力。针对这种情况，日军要求各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36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

　　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两支“特别挺身杀人队”登场，这就是“益子挺身队”和“大川挺身队”。

　　竟与八路军同村吃饭

　　“益子挺身队”由益子重雄指挥。5月22日夜，这股日军向武军寺的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事实上，早在这天早上，他们的行踪就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一百人，后去向不明。”可见，这路日军刚一出动，身份就已经暴露，根本就没人把他们当作八路军。彭德怀、左权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

　　另一路由大川桃吉率领的“大川挺身队”，冒充八路军新六旅一部试图袭击129师在会里村的师部。这支敌军化装较像，竟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接着就骑自行车奔袭会里。不过，当时日军判断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是129师总部。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大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因为他的任务是突袭129师师部，怕自己贸然攻击会里打错目标。结果，刘伯承恰好在此时组织129师师部撤离，等大川确认了情报赶到，129师总部已经撤离几个小时了，只好无功而返。

　　最终发现八路军总部

　　但是，在随后的战役中，这支“特别挺进杀人队”的凶恶之处，也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益子挺身队”真正给八路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它首先发现了撤到郭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

　　前几次八路军总部遭到突袭，最终无恙的原因是129师主力在周边活动，以重大代价保卫了总部。这一次129师师部同时遭到攻击，自顾不暇。此外，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对突围拖累甚大，5月23日，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全军要到24日晚上才能起身，而且行动迟缓。在益子挺身队的准确情报帮助下，日军在十字岭截住了撤退中的彭德怀纵队。日军猛烈围攻并以第29独立飞行队反复轰炸，尽管总部经过激战最终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左权将军就是在此战中殉国的。

　　参考书目：

　　萨苏 《国破山河在》 山东画报出版社

　　《档案中的北平抗战——北京档案史料》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