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如果展开写，可以写一部好的小说。如拍电影，会比现在的谍战电影精彩。　　———　任远

　　在延安，任远被选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第一期保安干部训练班，接受专门的特工训练。他的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陈云、李富春、徐特立、李克农、潘汉年、谭政文等。

　　国民党特务有戴笠等十三太保，当时任远等十三名特工也被称为十三太保。任远是13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还被起了一个外号，叫“小人大将”。

　　25岁的时候，任远已经是冀热辽区党委社会部长，负责冀东及东北的情报联络工作。那是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但这一年的10月17日，在河北丰滦县召开冀热辽特委、行署、军分区扩大工作会议时，他们被日军包围，牺牲430多人，另有约150人被俘。聂荣臻称其为华北抗战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身负重伤的任远，成为150名俘虏中官衔最高的一个。他受到日军的礼遇，未曾遭遇酷刑，在以特(务)制特的周旋中，他向日军提供了部分口供，并因此获得监视下的自由，后在中共情报人员的帮助下，成功回到解放区。任远领导的地下情报系统并未受到破坏，但他在敌人面前的供述是否构成了叛变，成为困扰他此后数十年的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党组织做出的结论不同，这种审查的持续与反复性令他吃尽苦头，他还为此“文革”期间在北京卫戌区负责管押的北郊交通部干校内被隔离监管了七年。

　　最后的结论是在1979年12月29日做出的：“任远同志被俘后，虽在叛徒指认下和敌人审讯中承认了自己是刘杰(被俘前任远对外用名，记者注)，笼统地供出了自己的任务，但政治上尚无原则错误。经历次审查，任所领导的地下组织没有受到破坏，没有查到任有叛变投敌和被敌特派回来的事实。任远同志回到革命队伍后，向组织做了交待，态度是端正的，工作表现一贯是好的。”

　　5年后，任远离休。离休时的干部级别与他40年前被俘时一样，正局级。作为中共延安特训班第一期毕业生，他的一生与情报结缘。退休后，他仍工作不辍，直到四五年前，还时常出差做情报史的整理工作。

　　现年92岁的任远非常健康，耳聪目明，看报，做笔记。几年前，他撰写了回忆录，自印成册，在小圈子内传阅。据介绍，该书最初即在公安部备案，认为并不涉密，在将部分章节删除后，金城出版社今年6月出版了这本《红色特工忆往事》。

　　这本书的内容尚嫌简略，南都记者日前又对任远进行了专访，还原更为繁复的历史细节。

　　从绥德师范学校走向延安

　　1935年年底，任远16岁的时候，红军长征到瓦窑堡，并在陕北站稳脚跟。这个消息令任远振奋，趁着放寒假的当口，他随同学一起偷偷来到王家沟。王家沟是苏区(苏维埃政权组织所在地)，而他所在的绥德城是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任远等人见到王家沟县委的王世英、王海山等人，提出要参加红军。

　　在陕西省立绥德师范读书的任远，两年前就接触到共产党的宣传，秘密加入了少共团。

　　说起来，任远家原本是书香门第。“我曾祖父是清末翰林，爷爷是举人，教书的外祖父是个秀才。以前我们家很富有，到我父亲这代才败落。”任远对南都记者说，他大伯做烟土买卖赔了钱，奶奶也抽大烟，父亲则从绥德跑去河南给国民党军队当了9年兵，并无钱财寄回来，甚至连一封信都不给家里写，所以他和父亲的关系很淡漠。

　　生于陕西绥德城内的任远，蜗居在漏雨的土窑洞中，从小就体味到贫穷的滋味。一家三代7口人，主要靠母亲给别人缝补衣服维生。“我6岁就开始挑水卖，去富人家掏炉灰、捡废炭。他们富人家的情况我很清楚，和我是两个世界。我一看，就想把他们打倒，不打倒地主没有出路。要饭吃怎么行？”任远说。

　　贫穷导致任远9岁才读私塾，6年后，他考入官费的陕西绥德师范学校，不仅免交学费，而且还有津贴可发。任远的学业成绩仍然优异，还被选为甲级班主席，他体格健硕，每天仍坚持卖水养家。绥德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对他一生很重要，包括在延安的受重用，也和他具备较好的文化根底有关。

　　当任远与同学1935年年底来到王家沟县委要求参加红军时，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被摆在重要战略位置。白家沟县委认为他在白区绥德师范学校求学，有个便于掩护的好身份，决定让他返校进行地下工作。经过短暂的秘密培训，他1936年1月返回了绥德城内。

　　此时“停止内战、抗日救亡”是共产党宣传政策的主轴。任远在学校中也组织宣传队，并创办抗敌壁报，沿街张贴并下乡宣传。当时陕北有民族解放先锋队，任远也发动80余名同学成立了绥师区队部，他本人被推举为区队长。他的表现非常积极，1937年11月，在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黄静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青海省委书记)和绥德师范学校同学安志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计委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1938年1月，中共绥德特委即决定，让他随特委书记郭洪涛一起秘密前往延安参学。临行之前，他只告诉了自己的弟弟，他感觉自己和家人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了，“家人守旧，不懂革命，只知道赚钱、教书、当官。”

　　中共特工也有“十三太保”

　　任远还记得，到延安的第一天，他就与其他新生去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团和西路军部分领导。任远的目光被飞机所牵引，并没太注意不远处的一个高个子就是如雷贯耳的毛主席。直到他在飞机轰鸣声中，听到一句湖南口音的“真是喜从天降”，才从身边学长口中知晓其身份。

　　第二天，他拿着党组织开的介绍信，开始去陕北公学报道。学期很短，只有一个月，除了学习好，任远还表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在学习之外发展了20多个党员。毕业时，政治上可靠并在各方面表现优异的他，还获得公费留学苏联学习坦克的机会，带队者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任远回忆，他那时一门心思想留在国内打仗，为此找到陕北公学校长啜泣求情，才得以留下。在中央党校读了一段书后，转学到了抗日军政大学。

　　任远由此踏入情报部门，他学的专业是“侦查保卫”。后来，他还被选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第一期保安干部训练班，接受专门的特工训练。他的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陈云、李富春、徐特立、李克农、潘汉年、谭政文等。“在延安，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没有苏联专家。这个班里的学生后来当部长、省长的有好几个。”任远说，特训班共有学员36人，分为三个班，任远担任2班班长。

　　任远在延安受教期间，他的弟弟曾前来看望过他。“弟弟1938年8月来看我时，我的爷爷和父亲还没死，但没过多久就先后去世了，爷爷活了60多岁，父亲因在国民党军队修战壕积劳成疾患肺病而逝。家里发了电报给我，但党组织直到我年底毕业才拿来给我看。”任远对南都记者说。

　　特训班结束后，任远先到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工作，很快又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1939年3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战区部长杜理卿(后更名许建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带领包括任远在内的13名特工，前往华北考察。“任远”的名字就是那时起的，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任远原名马嘉善，在投考绥德师范学校时曾改为马耀武。在其一生中，还有过其他名字，和本文直接相关的是“刘杰”，这是他被俘前对外公开的姓名。

　　“国民党特务有戴笠等十三太保，当时我们十三人也被称为十三太保。许建国说，我们不和国民党比，他们叫十三太保，我们不叫。”任远说，他当时是13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还被起了一个外号，叫“小人大将”。

　　一次不成功的特工策反

　　在东渡黄河前往晋绥根据地途中，任远路过自己的老家绥德，许建国许其探亲，还给了他23元白洋以作家用。任远此时尚无工资，许建国此举与先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朴素亲切的作风一致，更增加了他对党组织的忠诚。

　　在此后的三年内，任远主要从事敌占区社会调查、情报派遣与联络等工作。1942年10月，他被调到冀东特委，任务是建立东北情报联络站。冀东位于晋察冀边区与东北伪满洲国地区联结的最前线，情报工作非常复杂。

　　“那个时候我们情报人员的工作主要针对日伪，针对国民党的不多。如果觉得谁有利用价值，就通过朋友介绍与其接触。冀东特委的情报工作比较好做，因为这里靠近辽宁，每村都有去东北做生意、打工的人。东北情报也由冀东情报站负责，下设3个分站。我手下直接管理20多个干部。”任远说。

　　做特务工作，要打入敌人内部，需常常和伪军头目联系进行策反。

　　“当汉奸没有出路，谁都知道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汉奸为什么也和我们联络，就是为了找条出路，日本战败他们也不能去日本呀。”任远对南都记者说，那个时候双头间谍很多，内线常常叛变，有时给敌我双方都服务。

　　以任远1943年策反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为例。中共此前已成功派遣情报人员江东打入张爱仁内部，并出任了连长一职。张爱仁也拟与中共合作。1943年，任远奉命假扮商人，在江东的接应下潜入秦皇岛与张爱仁晤面。

　　张爱仁后来称日寇已对他有所怀疑，准备提前起义，虽然共产党对其起义的真诚性仍抱有疑虑，但还是答应与其接应。任远在张爱仁起义前又与他碰了一面，敲定在该年中秋节后第三日，张爱仁率团部由秦皇岛向北挺进，而共产党的12团则在该市西北部的海阳镇假装迎战，再择机而动。

　　对于张爱仁投诚的真实性，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有很多疑虑，最后还是决定亲自带警卫部队随12团行动。结果，他们中了张爱仁的圈套。任远说，中秋节后第三天，约定时间过了半小时，也不见张爱仁部队，他们派去联络的同志一个也没有回来，侦察员则报回周围据点有增兵的消息。李运昌召集开会判断张爱仁起义有诈，撤退主力，仅留下任远和少数同志再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任远和几名战士在敌人的包抄下，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借着雨大风急的掩护，成功逃脱，但他18岁的文书陈敏则中弹身亡。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特工策反事件，显示出情报工作的复杂性。接下来的岁月里，任远和张爱仁以及打入张爱仁内部的连长江东还将继续博弈。

　　那是1944年任远被俘前后的事了。

　　150名被俘人员中官衔最高者

　　1944年10月，任远经历了此生最难忘的激烈战斗。他后半生的麻烦也由此引发。

　　那天早上，任远下意识里感觉有事，天刚蒙蒙亮就爬起床。此时，除了任远和警卫哨外，其他同志都在休息。

　　此前一天，在河北丰滦县皈依寨召开的冀热辽特委、行署、军分区扩大工作会议上，正研究“减租减息”运动时，他们接到日军在附近大量增兵的情报，于是决定撤到杨家铺，拟休息一晚后，第二天西渡滦河。

　　任远起床后在门外待了一会，正准备回屋。一排子弹从其身边扫过，打到土墙上。他向枪击处望去，发现村后东山已被日军占领，火力网从四周扫射过来。他们开始寻求突围。这次战斗导致包括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在内430余人牺牲，仅120余人逃脱。

　　在突围前，任远请示了特委社会部部长钟子云，然后下令将江东枪毙。

　　“江东是我派到张爱仁部去的，但他腐化堕落，张爱仁将其抓起来后，利用他和我联络。我通过其他情报，得知他已叛变。他后来带了一条枪，和另一情报人员张杰一起回来。张杰没有叛变，我们重点怀疑江东，审查了一个月，已经有了他叛变的结论。当时江东还有自由，如果不是被包围，我们也不会枪毙他，会继续利用他，派他出去进行情报工作。”任远对南都记者说。

　　任远也在这次突围行动中两臂中弹，昏迷过去，成为150余名被俘者中官衔最高的一个。“日本人一看我穿干部服，就说：大大的太君，一条大鱼。优待我，如果没穿干部服可能我会被打死。”

　　据任远1979年8月所写申诉材料，“被俘后第二天被日寇押运到丰润县看守所单独囚禁，因我双手打坏，自己不能吃饭，开始由狱中难友喂食，后经要求，让李永同志(我的交通员，敌不知)来囚房陪我喂食，当时我伪供警卫连长骗敌，隐瞒自己真实身份。敌从唐山找来叛徒特务张铁安等亲自来我囚房辨认，这样敌在叛徒证实下，方知我是冀东军区联络部负责人刘杰(化名)。在这种情况下，敌特宫下在看守所院内第一次审我。当时被捕同志均可在房内听到，有的可以看到，我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日寇毒打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凡当时在丰润被捕的村干部均可见证(但他们不知我是何人)。”

　　任远说，他当时想，敌已查明身份无法隐瞒，重伤难逃，只有牺牲，决心自尽。“因之，当晚动员李永同志可在夜间用室内挂手巾的一条麻绳将我勒死，我并在墙上写下‘以身殉难’四个字，并给李运昌同志写有两段遗言交李永设法带回。午夜李永用力勒住，我已一度失去知觉，不久，李永在我耳边小声说，外面有人不好再动手，我手脚乱动他怕敌发觉，不久天已拂晓，自尽未遂。敌似发觉，第二天将李永调走。”

　　任远的说法也得到“文革”期间核二院审查任远专案组成员宋必信的证实。他对南都记者说，他“文革”期间约见李永，李永说他下不了死手，看任远昏迷腿不蹬了，就不再勒了。

　　借“招供”铲除汉奸叛徒

　　在被俘虏期间，任远受到日军的优待，被送进开滦医院住一单间疗伤，有专门护士护理。任远说，年轻特务梁明启住在他的病房进行内部监视，外面有两个日本宪兵日夜轮流看守。梁每日向他进行汉奸宣传，公开表示：只要听日军大尉宫下的话，即可娶一日本漂亮的年轻女子做妻子，并且担任伪方重要职务，生活上一切宫下会完全负责等。而他本人住院一个月中，思想与言行并无任何动摇表现。

　　伤情痊愈后，任远即被押送到唐山川上宪兵队单独囚禁，两个日本武装宪兵同屋看守他，生活上给予“优待”，1945年新年日寇举行宴会，还拉任远参加。任远说，他事先并未被告知，“当我发现这是敌之阴谋，立即推病退席，以示拒宴。”后来他还得知，在自己刚刚被俘后不久，日本人即用飞机向中共根据地散发《刘杰告冀东同胞书》，宣扬东亚共荣、中日亲善。

　　但知悉他身份的日军，终要从他口中获得中共地下情报网络的信息。宫下大尉开始套取其口供。“他看我25岁年轻有为，主要也想利用我，让我当汉奸。”任远对南都记者说，他最初表示要考虑考虑再讲，很费了一番脑筋，而后“讲了三十多个关系。其中大约一半，我告诉他情报人员真名、假名、代号、住址、派出时间、联络方法、联络人的名字及具体执行什么任务，讲得很详细，但事实上都是瞎编的，没有这个人。我的原则是，东北情报网的地下关系全部讲假的。供出的另外一半人是没有太大价值的，而且是和日军也有联系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在《红色特工忆往事》中，任远提及，他特意招供了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说他一直派江东秘密与中共联系。任远希冀借刀杀人，并表示愿与张爱仁当面对质。宫下并未让张爱仁前来对证。任远后来听说，此人已被日军扣押，送往东北劳改。

　　任远还供出一个长期与共产党保持商业联系的日军头目———秦皇岛日本宪兵队队长武田。“我们的警卫员赵濯华被日军逮捕后，武田队长让他贩卖鸦片赚钱，他就开始穿梭于共产党与日军之间。”任远对南都记者说，当时吸鸦片的人非常多，他们就通过赵濯华用烟土换日军的药品。据说武田后来因“私通八路”被判刑十年，并押送回日本。

　　任远被俘时，曾被日军带来指认他身份的张铁安，也必不可免被任远“供出”。任远称张铁安是他的内线，曾提供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情报资料。之所以供出张铁安，是因为此人一贯脚踏两条船，且在任远被俘后又出卖了他。

　　按照任远说法，他还有意保护已被日伪怀疑的中共唐山情报站站长张家声，称其虽曾与共产党联系，但被捕后已叛变。在任远脱险后，张家声仍留在唐山，未受日伪威胁。

　　张家声此前被日军抓获曾有自首行为，但仍为中共做地下工作。任远认为，当时情报工作的确复杂，被抓捕后的自首也有几种情况，有的暴露重要秘密并替日本人干事，有的虽然也有泄密，但释放后仍与党组织联系。张家声虽然有自首，但并未暴露重要秘密，不能算叛变。但此人在1952年“整党”时被开除，“三反”期间组织怀疑他有贪污行为，他在恐慌中自杀了。

　　反复的审查　数十年的困扰

　　任远“招供”后不久，于1945年农历春节前半月被释放。在两个宪兵便衣的监视下，身穿“协和服”，来到唐山杨博民家住下来。日伪每月送任远一袋面，还指派杨博民负责照顾他起居，实际亦有监视之意。杨博民原是与李运昌、佟麟阁一起发动冀东大暴动的领导人，后被俘叛变。

　　在杨博民家期间，任远得以与张家声等人接触。但最后助其成功逃脱日伪监控的是王新民。任远说，王新民原名鲁宁，曾任中共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后被俘叛变，但释放后经组织争取，又重返革命队伍；但不幸的是，他再次被敌人发现，受到严刑拷打，再次叛变，并出任开滦煤矿高级职员。吊诡的是，他此时又再次秘密联系冀东特委，“大家都不愿意当汉奸，他和共产党联系，也是希望抗战胜利后好有出路”。

　　任远被俘前，曾经想联系王新民发展情报工作，但组织说不要联系，意义不大，因为他多次叛变，敌人已不重用他，不会让其知晓重要情报。不过，1945年任远是在王新民的帮助下返回根据地的。1979年，任远听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说，他之所以能安全逃出来，是通过李运昌直接领导的单线地下关系说通伪唐山市商务会拿出巨款，贿通日本宪兵队及翻译等人，营救他出狱的。为此让张家声通知王新民设法把任远带回，因王是伪开滦煤矿高级员工，并准备了可靠的两个秘密交通员，用两辆洋车送出市外。

　　后来，王新民在1945年返回根据地后，因“叛徒”身份被革命群众打死。“其实他叛变的招供也没对党组织造成什么破坏，因为都在根据地，日本人抓不到。后来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打错了。”任远说。

　　1945年2月，任远结束4个月的被俘与监控生活，重回冀东根据地。“我出来后写了三份报告。”他开始书写交代被俘经历的书面材料，接受组织为期一年多的审查。次年7月1日由晋察冀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人共同审查讨论后，正式作出恢复党籍的结论。结论中称任远在“被俘期间政治上没有原则错误，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相信本人交待，决定恢复组织生活……如发现新的情况，另行处理”。

　　正式恢复组织生活后，任远被降级使用，担任张家口公安局二科副科长。此时他的敌人已从日伪转为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远表现积极，在抓捕国民党潜伏北京间谍郑介民和上将特务张荫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安部长李克农为此点名让他从北京公安局调到公安部，他还参与秘密护送毛泽东首次赴苏。但在1952年整党时，他的“被俘”问题再度被提，连续十年间，不断的审查鉴定汇报，几乎占据他所有业余时间。1954年在铁道部公安局工作的他，被铁道部机关党委认定“自首叛变”，“清除出党”。这一年他患了神经官能症。

　　却顾所来径，恍如一梦中

　　任远一直在申诉。

　　1955年5月，铁道部机关党委重新讨论后，撤消了“清除出党”的决定，仍保留原恢复党籍结论，但又认为任远犯有“政治动摇性质的严重错误”。1957年2月，铁道部机关党委重新审查，取消“政治动摇性质的严重错误”结论，认为“是一种在敌人面前的错误行为”。

　　1957年的复查意见称：“据(任远)本人1945年8月15日在晋察冀分局党校所写自传材料看，他在被俘后曾决定供三种人应付敌人，一是说出敌已知道的一部分关系，二是借刀杀人，假供一些与我方无真实关系的汉奸分子，国特分子，三是我方关系敌已发觉者告敌，但设法掩护其真正的一面(即忠实于我一面)扩大其另一面(如对我假供情报)，以求得不致大加破坏。在同一材料中并写明他在上述原则下曾与敌特宫下做了一次正式谈话。在这次审查中任说：事实上他在敌人面前所供者是这样三种人：一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一种是曾和我们有过关系，以后向敌自首坚决作恶者，一种是编造的假供，任远同志不承认曾经供过任何真实的关系。任远同志解释说：以上晋察冀分局党校所写材料是一种思想上的准备，当时的想法是：王友同志(当时的冀东区党委社会部长)身上有整个外面地下关系的名单，王当时负重伤，不知其是否牺牲，怕王身上文件被敌搜去，另外任的全部材料在警卫员李锡如所带皮包内，李与任同时被俘，李被俘时将皮包藏于何处不知，怕敌人发觉上述材料，自己不供，反陷被动，故做了以上思想准备。但一经与敌特宫下谈话，假供了一些工作关系，并写了书面材料后，敌人再未深追，故再未造成事实上的更大错误。”

　　复查意见还说，任远承认“因贪生怕死，存在着投机取巧的思想，想巧于对敌应付，借机逃出，曾表示对敌忠诚无隐，曾答应向敌交出自己所知道的工作关系，未拒绝给予他的优待……”

　　任远对此结论基本同意，但还有部分不同意见，他请求组织上慎重考虑。他说，当时铁道部机关党委个别领导认为他态度不够端正，因此不同意已经大会公开宣布的他任专业院副院长的职务和提为十一级工资待遇的铁道部党委决定，使他长期在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担任代理副院长。1961年年底，新的调查报告仍同意1957年机关党委结论，就此结束了复查。

　　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文革”开始后，他再度受到批斗与隔离审查。“我的汇报材料，江青、谢富治、陈伯达和康生都亲自看。主要是因为他们打‘许建国叛党集团’，而我是许建国手下的一员大将。”

　　1974年，中央三办专案组曾从沈阳日本关东军处找到任远的档案，内容和任远当时和党组织汇报的基本一致。1975年的结论，在关键问题上给任远以肯定，但还是认为他“犯有政治动摇表现”。任远继续申诉的结果是1979年最终复查结论，重回1946年的“政治上尚无原则错误”。

　　却顾所来径，恍如一梦中。任远仍自豪于自己在情报战线的表现。“我的故事如果展开写，可以写一部好的小说。如拍电影，会比现在的谍战电影精彩。”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