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俊仪1956年5月至1967年2月任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

1960年底，重庆市粮食局关于停止农村粮食供应的报告。

1960年3月，张开华任书记的双龙党委批判“私分国家粮食”。

长寿档案馆中现存的纪俊仪1988年口述资料。

1961年，重庆市汇总各区县肿病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

　　来重庆市长寿区之前，记者期待还原一个大饥荒年代动人的“开仓放粮”故事。

　　某杂志去年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作者孙建人、王祖远）文章，讲述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在“三年灾害”期间，抵制左倾路线，为挽救更多人生命，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新中国首例“开仓放粮案”：纪俊仪等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在得知饿死人的消息之前，就向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争取4000万斤的救济粮，在遭到重庆市相关部门领导的阻挠后，救济粮在1960年农历正月初二下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生命，而原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更在除夕夜开仓放粮300万斤，事后受追查时，纪俊仪以“县委”名义为其承担了责任。

　　这篇稿子经由众多纸媒转载，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开仓放粮第一案”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刊发孙建人文章《1960，开仓放粮赈灾民》，内容与上述文章大同小异。在纪俊仪的老家长寿，该文成为老干部热议的焦点。当地党史办为此还接到老干部数千言来信，认为文章失实。

　　“这是假的，不存在。”1960年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对记者说，当地有好多人议论，说这是给纪俊仪竖碑立传。有老干部特地向他咨询，是否确有冒险“开仓放粮”之事，也有人希望他写文章说明此事，但他一直没有写。

　　事情由此变得复杂。遗憾的是，张开华早已去世，而纪俊仪的儿子以老人有病为由，婉拒了采访，为我们辨析事实增添了难度。

　　在长寿与重庆，记者先后采访可能了解决策的官员还包括：原长寿县长宋敬武，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王兴华，公安局长李在明，双龙区组织部长张长寿，双龙区16营（管区）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为慎重起见，记者还在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长寿区档案馆，查了4整天资料，内容包括1958-1962年重庆市、长寿县党委、民政、粮食、卫生部门及双龙镇的开放档案，以及相关报刊和史志。

　　让我们走近那个时代。

　　大量死人事实并未及时向市委汇报

　　有人抢粮了。

　　1960年1月，重庆市长寿县公安局接到下洞生产队一户农民的报案，他们家约20斤口粮在夜晚被不明身份的人抢走。局长李在明对此非常重视，带了治安股长和刑警队长亲自赶往现场。

　　“那时20斤粮是要命的事，机关干部每月才供应19斤粮。老百姓平均每天最多也就三两粮，农民把观音土晒干了，就吃这个。这东西吃了之后大便拉不出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51年后，79周岁的李在明在长寿家中向记者回忆起此事，仍忍不住唏嘘。

　　到了现场，李在明注意到，报案者阶级成分为中农，家庭非常贫困，泥巴与木板糊成的房屋破烂不堪，床上没有被褥，仅有几张烂油纸盖，院子里席子上晒着观音土。在回答李在明的提问时，这对40余岁的夫妇显得非常不自然。

　　“你们家几口人？”他问。得到的回答是：五口，还有三个娃娃。娃娃都去亲戚家了。

　　“他的亲戚怎么会给他养三个娃？”面对因饥饿而脸部严重浮肿的农民夫妇，李在明内心产生了怀疑。饥饿此时是长寿县最普遍的现象，浮肿的不仅是农民。“我也浮肿，跑都跑不动，县委书记纪俊仪也浮肿。吃个糠丸———主要是现在用来喂猪的糠做的，那时要县里批准，当治浮肿病的药吃。”李在明说。

　　李在明要这对夫妇带他们去亲戚家核实情况。他俩的眼泪就下来了，道出实情：孩子没有送去亲戚家，而是饿死了两个。尸体就扔在他家附近，一个准备安插电线杆的一米左右的土坑中，上面简单盖了点薄土。

　　根本没有人抢粮食，这对农民夫妇是报假警。为什么隐瞒孩子死去的事实？“饿死人了，他们也怕……另外，这样他们可以多领两个人的口粮。”李在明说，他很清楚，这是贯彻错误方针导致的结果，内心很不是滋味。他又去了数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去看了看，发现那里也死了五六个人。

　　他立即向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做了汇报。纪俊仪是李在明的入党介绍人，两人都是山东过来的南下干部。

　　“纪俊仪的原话是：你谈的是真的么？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这么大个事，我敢讲假话么？他说：如果确实如此，那我这个县委书记该杀头。老百姓饿死，我都不晓得。他很紧张也很自责，说马上下去看看，向市委汇报要粮。”李在明特别强调，纪俊仪当时不是一般的沉痛。

　　据孙建人文章，这一天是1960年1月19日，纪俊仪刚刚知道自己领导的长寿县出现饿死人现象：“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1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9万多人。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在纪俊仪1988年对长寿县党史研究办的口述（傅道全整理）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说法：“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

　　面对大批人饿死的事实，纪俊仪并没有马上向市委汇报。孙建人文章称，在当时“左”的氛围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

　　按纪俊仪的口述，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做了长寿饿死人的汇报，此时距李在明告知死人消息已近十天。而重庆市领导同样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也就是1月29日。“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1959年初秋即开始饿死人”

　　“如果重庆不支援粮食给长寿，长寿还要多死人。我们发现得早，我们也没有隐瞒这个事情，在长寿，死人这个阶段，长寿县委的我、牟克波、荣春萱、刘克瑞经常下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长寿损失还是有，今天说，还比较大，但是比较起来在重庆市算好的。”纪俊仪在1988年的口述中这样说。

　　纪俊仪没有隐瞒灾情么？他是1960年1月才刚刚知道长寿饿死人的消息么？

　　1955至1961年任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相当于现在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郑德芳说，他在1959年秋天就知道饿死人的事实，在他的老家———长寿县渡舟公社凡安桥生产队。

　　“大概9、10月份的样子，那时二季稻还在地里长起，没有收割。一天下午，纪俊仪和我说，去乡下看看。”郑德芳回忆，他们还没到凡安桥，因看见一头牛在二季稻田里吃谷子，纪俊仪就让车子停下来牵牛。这时凡安桥的一个老太太拄个棒棒，拿个破钵走了过来。“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刘家壪的大食堂要稀饭吃———那时哪里有干饭吃，能吃上稀饭就不错了。凡安桥的大食堂早就断炊了，她说冉炳林家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纪俊仪听了就很恼火，他说荣春萱（县委副书记，也是山东南下干部）在这边大食堂驻点，怎么没听反映这个情况。他回去打电话问问。我们这才发现下面死人了。但之后纪俊仪和荣春萱怎么说的，我就不知道了。”

　　郑德芳的记忆表明，长寿县早在1959年初秋即已饿死人，而纪俊仪对此知情。“我记得是这样的。和纪俊仪不一致的地方，以他说的为准。”作为纪俊仪的老部下，郑德芳无意冒犯他。

　　而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显示，在1960年1月之前，长寿县并未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情况。

　　虽然爱人和孩子在农村，但1959年一整年，郑德芳很少回家，除了“回去没吃饭的地方”，还因为“工作多”。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是个需要大庆特庆的日子。“每个县都要写文章，寄给毛主席，‘一县一文’。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长寿县就落在我头上了。”郑德芳说，他写的文章《高山出平湖，灾年变丰年》，刊发在重庆《人民公社好》杂志上。

　　灾年其实并没有变成丰年。但媒体上每天都是利好消息，甚至于在1960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重庆日报》也几乎没有一篇关于饿死人的报道。

　　1959年是大跃进的第二年，长寿遭遇了一场天灾。据《长寿县民政志》，长寿经常出现伏旱，干旱天数常达50日左右，而1959年7月4日至9月13日，连晴高温72天———也就是比普通旱年多旱了约二十天。饥荒开始在这里蔓延。

　　“为啥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1958年没产多少粮，1959年又天旱，加上四川省领导又充漂亮，收购‘过头粮’（即公粮收购过多）。”郑德芳说。

　　长寿县真的没隐瞒死亡人数？

　　虽然减产，但包括长寿在内，各县市仍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救济的不及时，加重了死亡率。据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我们县里死两万多，涪陵（县）死二十几万，丰都死15万，垫江死15万，江北（区）死17万。”1960年前后在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的王兴华则估计，涪陵县饿死人最多，有20万，长寿虽少也有5万。郑德芳的估计更多些：5万都不止。

　　据《长寿县志》，该县1958年至1961死亡人数分别为19661人、23573人、21030人、15306人，而1955-1957年死亡人数仅为4897、6250、6061人。大跃进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较此前高出1万到2万人。不过，官方人口统计也未必精准。曾任长寿县公安局局长李在明说，1960年，长寿县公安局做户籍人口统计时，有意将人口数“多加了一些”。

　　1960年，长寿县是否如纪俊仪所说没有隐瞒死亡人数？

　　重庆市卫生局四科1960年1月15日的汇报材料《本市肿病发病简况》显示：“本市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先后在各区县发现了‘肿病’，特别是，到十二月以后，情况更有所发展，据与各区县联系，到最近为止的不完全统计，全市共发现患者26423例，死428人……发病最多的是綦江，已有9417人，沙坪坝、长寿、巴县也均在3000人以上。”后面列表显示，刚刚统计的长寿肿病发病人数为4433人，死亡92人。从中亦可看出，包括长寿在内的各区县的统计数字，均严重缩水。此后的每月统计表，也显示汇报数字的随意性，譬如綦江县，1960年1月15日上报的死亡人数为208人，但接下来1月全月的统计中，又变成死亡109人，南桐区则从75人回降为26人。长寿县1月份全月的肿病死亡统计数是空白，2月仅死亡49人（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089，目录3，卷号281，54-56页，59-79页）。

　　或者，是如纪俊仪所说，因为2月份开仓放粮，导致死亡人数下降？

　　开仓放粮，为何春节后仍大批死人？

　　范清明出现在长寿二中的时候，大概是1960年3月。

　　此时，郑克荣在学校读初中，一年后，他将从这里毕业。郑克荣与范清明同为江南镇龙山社区9组人，他看见范清明“三根骨头两根棒”———这是浮肿消退后的干枯现象，如不及时治疗和补充饮食营养，将很快死去———在五儿子的搀扶下，进入了校园。范清明的三儿子也在这里读书，比郑克荣低一个年级。大跃进期间，学生也曾停课二三个月修高炉炼钢，但他们有校地种，还不至于断炊。

　　“范清明在农村饿得要死，说话都没心气了。他三儿子是我叫来的，给他盛了些饭。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姓白，不准他吃，说这是给学生吃的。把饭收走了。他也没办法，就哭一场算了。从学校回去，没走到家，在河滩上饿死了，喊着要吃米汤没吃上。”郑克荣对我说。

　　1960年一整年，都在持续饿死人。与郑克荣同组的彭会清（音），是在这年冬天出去野外找食物的过程中，饿死在河边的。郑克荣在学校读书，对村内死亡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他印象中，七八十人的9组，饿死了五六个。

　　江南镇距长寿县城不远，越过长江即到。按原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人员王兴华的说法，像江南镇这类靠近水源的地方，死人相对少些，渡舟镇属于死亡人数中等的地方，边远的山区如双龙等镇，死人更多。

　　郑德芳1960年春节在死人中等的渡舟公社凡安桥度过，他从腊月三十住到正月初二，就返回了县委。“算上我，一家五口人，过年就只吃了我带回去的一个罐头。”他不愿细说自己家乡的死亡情况，“当时还不是死人最高峰。我亲二哥，是在春节后饿死的。”

　　1960年长寿总人口51万余人，农村人口45万。如果纪俊仪争取到四川省拨来的4000万斤救济粮，按每人每天半斤的标准及时下放，可以维持半年，完全可以接续上早春麦的收割时节，何以仍有那么多农民没有饭吃，连续饿死？

　　开仓放粮的真相到底为何？

　　长寿在收购“过头粮”上更为积极

　　王兴华说，他记得1960年春节前夕，纪俊仪在办公室内说，他向市政府要的粮食，马上可以拨下来了。

　　这一年的春节前后，有粮食发放到死亡线上的农民手中，应是事实。李在明说，他接到手下特派员反映的情况，粮食发放时，在洪湖公社（现万顺镇），前来领粮的农民，有二三人死在回去的路上，终于没能吃到“救济粮”。“那时正下雨，天冷路滑，水肿病人倒下就休克了。”

　　李在明已经记不清饥饿的农民一次可以领多少粮食。

　　纪俊仪一次性争取到4000万斤粮食么？王兴华说，4000万斤粮食应该是逐次分批下发农民手中的。

　　1960年2月初重庆市粮食局《关于1960年第一季度粮食销售计划的安排意见》中提到：“今年第一季度的粮食统销工作，仍本着‘瞻前顾后，细水长流，以丰补欠，留有余地’的方针进行安排……远郊三个县（包括长寿，记者注）及北碚、南桐区等五个粮食作物区，共有农业人口195万人，根据省规定的吃粮标准1-2月每人每天吃4两（旧称）贸易粮，3月份吃半斤贸易粮，共需安排5850万斤。”

　　由此可知，最初第一季度下发给长寿等五县区的粮食总量是5850万斤，而且，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天2两5钱（旧称16两为1斤），这些粮食根本不能饱腹。可能还需强调的是，这些所谓的“救济粮”是作为贸易粮———即返销粮发放的，并非免费，而且价格比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还要贵一些。这一点和原长寿双龙区16营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的记忆一致：“1960年上半年，没有钱是买不来粮的，一斤米8分8，非要现金。村民都去田头采折耳根（鱼腥草），拿去公社换钱来买粮食。到下半年才可以免费领救济粮。”左传荣说，当时提倡生产自救，政府救济为辅，他曾把抗美援朝回来共积攒的1000多元钱，去粮站买了三万多斤粮，分给了六个农村“兵团”。

　　记者在长寿档案馆中查到一份1960年3月13日，长寿县粮食局所作《关于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的简要汇报》，其中透露出，自3月1日长寿县委召开电话会议贯彻市委关于农村人口每人每天平均吃半斤粮的指示后，才开始贯彻落实每人每天半斤粮的指标。

　　另外，长寿粮食局《关于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粮食年度统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1959年下半年，因农村缺粮而销售的粮食为735万斤，1960年上半年则为2925万斤。由此可知，上级给长寿的返销粮食指标在1959年下半年即开始，只是1960年上半年更多些，但这些粮食一直都不足以满足农民的需求。换个角度说，长寿县1960年争取的粮食，和重庆其他区县并无太大差别。

　　让长寿很多老干部不满的，不仅是纪俊仪所谓争取救济粮的数字，还有他“截住”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要粮的说法，以显示其为民请命的姿态。我采访的老干部中，的确无人知道这个事情。在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中，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可以向市里要，但我觉得不可能直接向李井泉要。”张开金说。

　　档案中提供的事实，有时反而能证明，长寿县在争取粮食问题上，不如其他区县有力。重庆市粮食局党组1959年12月3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粮食购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称：“今年农村征购后的留粮水平一般是够吃的，但由于严重旱灾影响，蔬菜多，粮食少，为适当照顾农民口粮的粗细比例，已在上年度节余指标内拿出贸易粮2250万斤，借给巴县1500万斤，綦江450万斤，南桐100万斤，北碚200万斤，调剂群众的细粮需要。但经各地安排的结果，全市尚有111万个社员（占50%），每天吃不够四两粮食。”———这个自相矛盾（一般够吃，但拨了2250万斤仍有一半人口每天不及4两粮）的报告显示，在重庆远郊5区县中，唯独长寿没有获得“救济”———这或许和长寿一直是西南农村工作试点模范县有关？或者是重庆市扣下了纪俊仪从省里争取来的4000万斤贸易粮？目前不得而知。

　　另有一件事，似乎说明纪俊仪比其他县市在贯彻收购“过头粮”上更为积极。重庆粮食局党组1960年10月21日《关于农村粮食工作队会议的情况报告》称，三县两区从今年十月到明年5月底止，平均留粮水平，以綦江县为最宽，每人每天合16.6两（旧称），长寿县最紧，每人每天6.2两（不及现在4两），仅略高于綦江的1/3.

　　1960年底至1961年初，长寿迎来另一个饿死人的高峰期。

　　“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

　　孙建人描述的“开仓放粮第一案”，最核心的细节其实发生在长寿双龙区。区委书记张开华在“4000万救济粮”发放前两天，即除夕夜，自作决定开仓放粮300万斤。

　　据双龙镇志，1959年末该地共有3642户、14076人。一夜放粮300万斤，意味着每人可以得到200余斤、每户可以得到800余斤。这当然是三年灾害期间的大事，但接受我采访的官员当时无一人知晓此事。“张开华活着的时候，没听他说过，我也不知道此事，没问过他。”原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说。

　　“国库的粮要上级批准才行，政府断断续续给各个伙食团放些粮救济，但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时任双龙区组织部长的张长寿对记者说，双龙1959年下半年开始没吃的了，1960年最恼火，种了点粮食，还要上缴国家，饿死了很多人。“没听说张开华向上面要过粮，我们天天在一起。”印象中，张开华下半年主要忙于组织生产，催（缴公）粮催款，上半年安排农民生活。

　　当时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说，如果张开华有开仓放粮，当地的粮站应该向粮食局汇报，但他不记得有这回事。

　　双龙当时下设16个营（管区），左传荣是其中16营副支书兼副营长，家住沙坪寺村。他记得1959年冬天断粮的时候，张开华喊他和村民去十里外粮库挑粮食，此时距春节大概还有一个月时间，“我们村里还没死人，有些人脚上的浮肿开始流黄水，水不像水，血不像血。流完就要死了。”这应是1959年下半年政府断断续续“救济”的一部分。

　　左传荣说，“1960年过年那天晚上，我、妻子和大儿子三个人，只有三两米，第二天就没吃的了。”这一年，沙坪寺村死了60人，黄坡村死了77人。

　　张长寿说，黄坡是双龙死人最多的村子，1960年下半年，他被派去驻村十余天，改造这个“生产搞不好的后进队”。“我去的时候断粮，断了三两天，政府不拨，我也没办法，在食堂吃萝卜缨子，闹肚子好几天，没有盐，更别说油了。”

　　张长寿要把农民召来开会，教育农民：大家还是好好劳动，把粮食种出来。“那时政府的政策是，主要靠农民自己，大家共同劳动把生产搞好，度过灾年。但是起不到作用，吃的都没有，怎么劳动？大家困的困，坐的坐。”

　　张长寿驻村的时候，还有个叫张远亲（音）的50多岁农民，因为饥饿，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从镇上出去，路上就能看到尸体。”

　　对张开华和纪俊仪，张长寿的评价是“工作负责任，但还是过左，上面政策照搬，白天督促、强迫群众劳动，饿肚子也劳动，这是上面让搞的。纪俊仪也很左”。张开金的评价是：“张开华文化程度不高，态度比较生硬。纪俊仪当时也是官腔十足，‘文革’后改了一些，没那么官腔了。”王兴华的评价更正面一些：“张开华是直性子人，不怕得罪人，不管别人接不接受得了，都要说。有人说他德行不好，就是因为他脾气不好。纪俊仪也是急性子人，‘文革’批斗他时说他是暴君，其实不存在。他是不顾情面的人，批评不含糊，有啥说啥，不留一手。”

　　在重庆与长寿相关开放档案中，目力所及，记者没有发现张开华除夕夜私自开仓放粮300万斤的任何记载。仅在1960年6月24日重庆市财贸部《关于长寿县小春粮食收管用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瞒产私分严重，双龙公社召开党员大会，党员自报私分数平均每户为30斤。”这指的应该是春粮打收入库前的截留。

　　“文革”武斗时发生过开仓放粮案

　　虽然减产，但大饥荒年代，长寿乃至整个四川征购公粮的弦仍拉得很紧。在长寿县开始成千上万饿死人的时候，1960年1月16日，长寿县粮食局宣称，“（1959）全年调出省外粮食4628万斤，完成计划4568万斤的101.24%.”虽然调出很多粮食，但事实上长寿县内各粮库仍有很多存粮，1960年6月底的统计是，该县国家储粮2449万斤，公社储粮1687万斤，合计4000余万斤。粮库甚至还有糜烂粮食（11463斤），更有385万斤遭严重虫害（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01，目录3，卷号291，54-56页，188-191页）。

　　纪俊仪在1988年的口述中说，“当时，有的人怕上面晓得死了人没有面子，我就不要面子，要对人民负责。以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问我‘你的人是怎么死的？’我跟他说‘是饿死了的’。他说‘饿死人就要给粮，不给粮还要饿死人’。我说‘对，就是给粮’。”可是，一直到通常意义的“三年灾害”（1959-1961）结束后，1962年长寿仍在大面积饿死人，仅官方档案中记载就有上千人（仅1月1日到24日就死了1145人，见长寿档案馆藏档案《长寿肿病有关情况的调查汇报》）。

　　王兴华认为重庆市长寿县比涪陵几个县饿死人少的原因是：涪陵可能执行政策更左一些，而且重庆比涪陵工业条件好，物质丰富，更有条件支援县市。长寿一直是模范试点县，靠近长江，水库等建设也比其他区县好。就重庆而言，江北区死人相对多些，这和其面积大人多有关。

　　“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因为别的区县死人多，我这就死人多。”原长寿县长宋敬武说，关于开仓放粮，他只知道“文革”武斗期间，他调任重庆市任水利局副局长时，发生过一次，但具体不详。从长寿粮食局长职位卸任的张开金说，那是1969年，“也很困难，但没有1960年困难。垫江县的造反派‘反到底’和长寿的‘反到底’联合起来，打开国家粮库，一起放粮。”

　　我没有找到大饥荒年代“开仓放粮”的感人故事。至少在重庆范围内，“开仓放粮第一案”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发动的。这真是历史的复杂与吊诡之处。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发自重庆

　　其实，本文标题中指明的所谓“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主要指的是放到“桌面”上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少，即在正式的党的组织生活中，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

　　现在出现党内批评声音越来越少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三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一些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党内批评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他们错误地认为，党内批评多了，不利于党的稳定和团结、不利于党的形象和大局、不利于党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甚至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攻击党的口实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他们就有意无意地限制、控制党内批评。例如，对党员在党报党刊上公开点名批评领导干部设置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规定，从而使得这类批评少而又少；对来自党员的批评(包括公开批评、实名批评)漠然置之、不予回复，采取“冷处理”的做法，从而使得不少党员失去了批评的热情；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各级党代会上)不创设开展党内批评的条件，如大会发言稿要严格审查、不能有批评领导的内容，小组讨论会上的批评意见不写入大会简报以控制知晓批评的范围，对批评意识强烈的党员尽量“集中”、“平衡”，不使其被选为党代表，对错误、失误及有争议的问题由领导率先定性引导、别人再难批评，甚至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尖锐指出的：“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第二，某些党的领导干部囿于自身利益而本能地排斥党内批评。无需讳言，有相当一些领导者是害怕党内批评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面子”问题，即批评使得领导者盲目的优越感受损，使得个人感到某种难堪，更是因为担心由于批评可能导致个人利益受损。例如，担心批评会揭露矛盾，影响自己的政绩，从而影响到上级对自己的评价；担心批评会影响自身形象，降低自己的威信；担心批评会激起民怨，甚至引发连锁反应，从而会冲击自己的权力、地位及种种既得利益。因此，一些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打压党内批评，党内因此形成了若干有形无形的批评禁区。这些批评的禁区，虽然绝大多数都没有具体的党内文件规定，但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却早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壁垒。

　　第三，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权利还难以得到真实有效的保障。从现实来看，由于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机制还很不完善，因此党员开展党内批评往往很难。至少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一是划不清党内党外的界限。从党内民主的理论形态上讲，党员在党内生活的范围里发表的任何批评意见，只要不是无中生有、人身攻击、诽谤谩骂，即使批评意见有错误或与事实有出入，也不得追究党员的纪律责任，相反，还应受到应有的保护。但这一点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往往比较模糊，不少时候很难真正做到。二是划不清行动一致与批评自由的界限。列宁的基本观点是：“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行动一致”是党的纪律的基本要求和集中体现，是衡量党员是否违纪的准则；二是在“行动一致”的前提下，党员在党内有充分表达自己批评自由的权利。

　　此外，由于“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在党内有着长期的消极影响，由于在党内生活中还缺乏讲真话的氛围，特别是在不少党内生活中一直突出地存在着“讲真话的遭殃，讲假话的吃糖”的不正常现象，这是一个现实的教员，它自然地、必然地引导着相当一部分党员的价值取向，从而反作用于党内生活。在这种氛围下，自然很难有像样的党内批评。这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作者：刘益飞 摘编自2011年8月8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