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３０５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十年风雨情》）

　　和周恩来不同，王海容是把章当“自己人”来打招呼的。她希望章站在毛的一边，和周、乔他们划清界限。但那时，章和乔已然打得火热，用章对乔的话说：“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因此，在那次“批周”的过程中，“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同上）。

　　“周旋”一词用得十分巧妙，仿佛章是在批与被批之间。而行文中，章更巧妙地把自己划进了被批的一方。事情果真如此？非也。章提到“批周”时上边传下来的话，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外交部要掺沙子”。自称“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章含之，是否也是掺进来的沙子？此事怕是路人皆知。只是不晓得，这一次是沙子被带上了贼船，还是贼船靠沙子上了岸。章虽不便明说，细心人仍不难看出端倪。

　　“批周”后周恩来没有参加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而“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是“批周”的主要内容，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形势。“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章含之的说法，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了”（同上）。

　　然而，“批周”却并未消失。第二次“批周”，源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士谈话，对周恩来在会谈中的“右倾错误”严加申斥：“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亲自拟定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名单，即四老：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小：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章由此成了“批周”会上的“小人物”之一。

　　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开会“批周”。会议是怎样的惊天动地，只有参加者才会知道。但章含之却说：“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昨日旧事残梦》）被与会高层人士慨叹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会议记录，据说已经付之一炬了，而参加会议的人却宁肯让局外人去研究，后人又怎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呢！

　　作为局外人，我们只能从相关人员的回忆中，感受到会议的紧张、激烈。

　　一次，警卫战士张树迎进会场送药，见“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目睹现场，“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每天散会后，“（伯伯）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 （《我的伯父周恩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限吧！”（《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在会场外，周的警卫、保健大夫也备受冷落，“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彼此目光接触……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同上）。

　　随员们甚至做好了蹲大狱的准备：“我们的直感是……像要动手杀牛了。” （《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别看是政治局会议，左右形势的还是“小人物”。就是调门最高的江青，也免不了不得要领。如她说周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显然是把上次“明灯”的谈话挪了过来，急得一位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把问题弄反了，搞颠倒了”。小人物比政治局委员还明白，盖是身份使然，王海容、唐闻生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口衔天条，自然了得。张颖听一位与会者说，周恩来癌症在身，右手发颤，想让一位小人物帮忙记一下。那位小姐杏眼圆睁，怒斥道：“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外交风云亲历记》）

　　忝列“小人物”的章含之，自然比不上联络员风光，充其量不过是“偏师借重黄公略”罢了。但章和乔的批判，恐怕也可圈可点。章曾这样剖析：“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现在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叶帅，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用力握一下手；纪登奎则会悄悄地问张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一握手，一句话，暖遍了周家人的心。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乔冠华是总理从１９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也是真刀真枪啊！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据章说，１９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曾向总理痛切剖析１９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我也想，周大概不会去说那些工作人员吧！

　　我很欣赏章书中的一句话：“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没经历过疾风骤雨的政治斗争，断然写不出如此深刻的语言。（本文节选自《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一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20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