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9-20
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思考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还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主要表现在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0年来，我们的民族从不断沉沦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从风雨飘摇、濒临灭亡边缘到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从穷苦不堪到总体上实现小康，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实现的？其中蕴涵着怎样的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它们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在经济上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1895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漆树芬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不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这些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和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这两个运动最终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血腥镇压下惨遭失败。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总结了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功做法和失败教训，决心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改革，发动了戊戌变法。但这些改革举措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变法活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在慈禧太后的镇压下夭折。
这三个方面的斗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旗帜下开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像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继者只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道路，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覆。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在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先生特地要求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其对后来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思想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辛亥革命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而且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人们在道德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革命活动本身就是对许多陈腐观念的巨大冲击和涤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大人”、“老爷”；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影响。
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先生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综观我国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正确认识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没有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也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巨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之运行，川流不息、奔腾向前，前后承续、无法切断；又如登临崇山峻岭，必须由低及高、拾级而上，每一个台阶都是通往顶峰的必经阶梯。看到过去的贡献而无视现实的超越，或者以今天达到的水准去嘲弄昨日之幼稚，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
任何历史人物，即使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其历史局限性，会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辛亥志士们在革命理念和斗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这需要进行认真总结。但是，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来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事实上，所有辛亥志士无不是由爱国精神所驱使而投身于革命的。鲁迅写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吴玉章写过“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诗句，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心声。他们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求取国家的富强，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甚至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魂牵梦绕的关注，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执着不屈的追求，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支向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独裁政权宣战的战斗队伍。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重要目标；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孙中山先生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一群开始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个虽然已经腐朽却还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辛亥志士们勇敢地直面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个概括，既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经历的真切写照，也是许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前，给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诀别书：“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对于这些革命先烈，我们由衷地抱着至深的敬意。
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数万万同胞为实体的具体存在。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是他们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他们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谋幸福，必须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当有人批评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时，他们回答说：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后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伟设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
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从而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判断和决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成为孙中山先生自觉遵循并时刻不忘的座右铭。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才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孙中山先生本人，从和平改良到武装反清，从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以俄为师”，从依靠某些军阀势力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始终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前进。同时，辛亥志士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他们坚信，一旦革命成功，中国一定能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言论，在革命派其他人物的口中也屡见不鲜。
100年前，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人们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没有失去思想光辉，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李文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辛亥革命的现代启迪
■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是接触过新思想，拥有新观念的时代青年。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正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而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
一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的一次武装暴动，引爆了一场结束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成功地推翻了专制、腐朽、卖国的清政府，首要原因在于后者不能与时俱进，有效地实施并推进政治改革，自我调整与革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9世纪末，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将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转换为现代民主体制。在亚洲，日本于1868年通过明治维新，也初步完成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一举跻身于列强行列。在国内，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许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开始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在君主之上还应有宪法这一更高的法则，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无名小辈邹容的《革命军》甫一问世，轰动朝野，显示出面对列强欺凌、国势衰微，人心思变，已经达到无以附加的地步。
面对如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却未能“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实践证明，当统治阶层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他们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慈禧却用血腥手段对之加以镇压。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后，面临反清运动蓬勃兴起，清政府于1901年1月颁布了变法诏，但所谓的“新政”，却回避了实行宪政这一变法自强的关键。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意愿，清政府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将被新政动员起来的体制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推向敌对的方面。直到清朝灭亡，议会未成立，国会未召开，宪法也未曾颁布。清政府的颟顸与顽固，使其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自我改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它的只能是破产。
辛亥革命彻底扭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方向。自此后，民主与宪政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渐成主流，如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辛亥革命使中国封建传统文明延续两千年的历史寿终正寝，中国在制度上进入现代化的时期由此开始。辛亥革命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产生飞跃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
辛亥革命从酝酿到爆发到成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清政府逐渐丧失自上而下领导改革能力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统治的忍耐程度不断降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的过程。
辛亥革命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的一个必然结果。最早“洋务运动”发起和领导者，不是满族中央“朝廷”，而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运动本身虽然很“温和”，但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继而，“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和发起者，不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但清政府却以十分“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最终，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社会变革的动力便又往下移，“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
辛亥革命又是一个清政府将越来越多的臣民推向与自己对立面的必然结果。贪腐的清朝政府，不消说，根本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从范围上说，民心的丧失也只有达到对政府不满、希望政府倒台的情绪成为一种普遍而持久的心态，统治者的地位从根本上遭到颠覆的日子才会真正来临。从程度上说，“可意、可以，可忍，不可忍”，是张中行先生用以衡量夫妻关系的四项指标，也可以用以评估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对政府不拥护，但可以忍受，是一种程度；而种种迹象表明，到辛亥革命发生时，人民对清政府的统治已经达到深恶痛绝、不共戴天的、“零容忍”的程度。
1900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再次于惠州三洲田起义，但再次失败。但一前一后，据中山先生的切身体会，民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三
有学者认为晚清的新政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时的王朝统治者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才。此言大谬。
参加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归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士兵、地方士绅、农民、游民等。但若论其领导力量，则如杨天石所说：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
历史的反讽在于，这些清政府“培养”的指望拯救自身灭亡命运的青年知识精英，到头来却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实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如派留学生，组织翻译西书，开办新型学堂，训练新军等，本意在于挽救大清帝国的命运，借法自强，实现“中兴”，但客观上却为辛亥革命准备了领导力量。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除孙中山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领导力量——新军，则是洋务运动的产物。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组织与领导者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由于清政府未能及时扩大政权基础，采取广泛吸纳社会优秀人才的有效举措，使上述改革措施造就的社会新生力量，迅速地产生出离心倾向。当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革命的社会力量正在聚集之时，清政府却把这些原来聚集在洋务派周围、或是对皇权寄托希望的新知识界领袖排挤到体制之外，迫使他们与社会下层原有的异己力量结合，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
清政府还给青年知识阶层送去了革命领袖和纲领。原来接受洋务派宣传的改良思想启蒙的孙中山，正是在上书李鸿章失败，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其宗旨即使：“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历次改朝换代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农民或者不同程度拥有农民观念的人士。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却是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是接触过新思想，拥有新观念的时代青年。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正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而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