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1-23
彭钢，彭德怀最小的侄女。彭德怀一生没有子女，彭钢是和他生活时间最长，也是交流最多的晚辈。从12岁住进中南海永福堂开始，她断断续续和伯伯生活了15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最为惨淡的日子，彭钢都历历在目。
在部队，提起彭钢，常会听到两种极端的评价：“厉害得很，不讲情面，见到她都躲着走。”“讲原则，办事认真，踏实。很值得交的朋友。”彭钢曾有个外号叫“军中女包公”，从总后勤部的专职纪委副书记到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彭钢干了整整十年，她的认真、较劲，远近闻名。
彭钢任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期间，工作的范围是监督军以上的干部，常常是在原则、争议和压力面前艰难抉择。人们都说这个官最难当，很烫手。特别是对于彭钢来讲，更难，因为她说：“总有一面镜子在那里照着”，这面镜子就是的伯伯彭德怀。
中南海里的天真少女
1938年，彭钢出生在湖南湘潭。从她记事起，家中就动荡不安。“我们不停地躲藏，不停更换姓氏。我从大人们那里听说，大伯搞了平江起义，是‘共匪头子’，国民党扬言要斩草除根，把彭家所有的孩子全杀光。”
“国民党派军队驻扎在离我家一里地远的地方，监视我们。为了不连累老乡，我们最后只能躲在山上。”彭钢至今还记得，一个漆黑的晚上，山上下着小雨，阴冷恐怖，她紧紧钻进二姐的怀里，不停地哭喊：“天怎么还不亮……”
彭钢的父亲彭荣华和二伯父彭金华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受大伯牵连，他们先后被国民党杀害；彭钢的母亲也受了伤，手腕的骨头被打断了一块。“国民党甚至两次派人来挖了我们的祖坟，连家门都给封了。”
1949年，彭德怀的老战友吴德峰，派人将彭德怀的侄子、侄女共5人，接到武汉汉口上学。一年后，他们来到了北京。12岁的彭钢在北京饭店第一次见到了大伯父——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她坦言：“初次见面，挺拘束的。”
不久，彭德怀将彭钢接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戒备森严的中南海，与轻松活泼的学校相比，彭钢更喜欢后者。直到上初中，彭钢都一直住校，只有周末回来。“那时伯母经常出差，伯伯回家后总是冷冷清清，他劝我‘还是走读吧，家里热闹些’。我不愿意，觉得不自由。”彭钢提出条件：“走路上学要半个小时，这个时间我还可以看书呢。除非给我买自行车，否则我不走读。”一向节省的彭德怀，真的破例给侄女买了辆自行车。“这辆车是‘永久’牌的，天蓝色，非常好看。”彭钢视其为珍宝。
彭德怀总是担心侄女的安全，一到放学时间，就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说：“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不要出什么问题啊！”每次彭钢一推开家门，便看到警卫员匆匆赶来，“快上去吧！你伯伯正着急呢！”
彭钢说那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永福堂里有两棵海棠树、两棵杏树。我看到海棠熟了，就爬上去摘果子。警卫员吓得大喊，‘快下来！’惊动了伯伯。他冲出屋，立即示意警卫员不要喊。我在树上冲他做鬼脸，他在树下冲我笑。等我下了树，他变了脸，狠狠责备我，‘风吹树摆你也摆，吓不吓死人呀？！’”
1955年9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居十大元帅的第二位。彭钢记得，“那天他穿着蓝色的礼服回来，说‘你看，像不像女人穿的衣服啊。’我说，‘你们自己定的，还说什么。’”那时的彭钢对元帅并没有什么概念，她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梦想当兵。
最早明白“沉默是金”
1959年，高中毕业的彭钢如愿以偿考取了第一志愿——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十年没有回湖南老家的她，利用假期回家，给伯伯带回来一份特殊的礼物。“我早想好了，要带个南瓜给伯伯。因为他总给我讲有关南瓜的故事，说太行山地区的南瓜养活了多少人，湖南老家的南瓜养活了多少人。”回到北京，彭钢一直憧憬着伯伯见到南瓜时的表情。
1959年8月19日，彭德怀从庐山开会归来，彭钢兴冲冲地赶到机场迎接伯伯。“以前他开会我也去接过，那天很奇怪，人们都低着头不吭声，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跟人家打招呼。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从下了飞机就没有放。他就问了我一句，考的怎么样？我平静地说，考上第一志愿了。他又问，你妈妈在家怎么样？我说，妈妈挺好的，我还给你带了个大南瓜。”伯伯再也没有说话，彭钢期待的情景没有出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回到家中，伯母浦安修把彭钢叫到了卫生间，边说边哭起来：“你伯伯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伯母劝彭钢去换个专业，不要读军事院校。话音未落，彭德怀听见了。“伯伯说，‘你跟她说什么呢，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后来情况说明，伯伯在这方面还是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在学校确实受到了牵连。”
之后的日子，彭钢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每天看着伯伯坐在书桌前写信，写了撕，撕了又写。有时候坐在那里不动，有时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彭钢就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默默地陪着伯伯，看着他走。她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一夜间就成了反党人士。
“在我即将入学的前一天，伯伯走进我的屋里，他说‘我看你东西不多，把我出国时用的小皮箱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上了’。伯伯的一句话，让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扑扑地往下落。收拾完行李，他突然说，晚饭把你带回来的南瓜吃了吧。”
那是一顿异常安静的晚餐，吃南瓜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饭后，彭德怀把侄女叫进办公室。“伯伯对我说了很多，他说‘你现在走向社会了，再也不是我身边的小孩子了。你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要为我的事操心。你还要争取入党，要好好学习。’这是伯伯出事以后，讲话最多的一天。”
1959年9月，彭钢进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的彭德怀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被罢官的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传说，这里曾是吴三桂住过的园林，解甲后的彭德怀在院子里挖地种菜，过上了农民般的生活。
彭钢说，她青年时期最先明白的人生道理就是“沉默是金”。“刚上大学，我还和一些同学有来往，后来常有指导员来打听彭钢都讲了些什么，我再也不说话了，叫我干什么我就干。”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一下子就变得非常老成。
1962年，迫于各方压力，彭钢无奈休学。她放不下伯伯彭德怀，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他。
父女，朋友，知己
“在吴家花园，我对伯伯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1962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伯伯又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这让他更加痛苦。”
彭钢清楚地记得，当时文件发下来，伯伯就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进去时，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把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话给我看，意思是别人都能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在国内搞颠覆活动，里通外国。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伯伯说他要上诉。”此时的彭德怀，已经把小侄女视为知己。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彭钢，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考虑几天以后，伯伯告诉我，他要用事实说话。不表功，只说事实。所以他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就是人们说的‘八万言书’。后来毛泽东认为这是翻案书，其实他写的都是实情。他在信中有很多地方还做了自我检讨，伯伯一向严于律己，甚至有些不该检讨的地方他都检讨了。”
写完八万言书，彭德怀坚持要求侄女认真阅读，他将彭钢带进卧室里，反锁着门，非常谨慎。“我看了一下午，直到六七点钟，把吃饭都耽误了。他再三问我，记住了没有？我奇怪地说，这些事情我又没有经历过，又不像小说那样吸引人，我记不住。”之后，彭德怀总是有意识地反复在侄女面前，讲述他“八万言书”中的内容。
彭钢知道，此时无论说什么，也无法排解伯伯的苦闷。她陪伴伯伯一起读书：“我推荐《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他看，挺厚的三大本，伯伯看后还和我讨论主人公巴特诺夫，很多外国人的名字他都能记住。伯伯最喜欢《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还买了很多本送人。他说那本书写得很真实，既写出了马克思的聪明好学和才智过人，也把他童年时代的顽劣和青年时期一度有过的放荡甚至吃喝玩乐、耍酒风，都描写出来了。他称赞这本书表现出马克思是一个从小就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人，写出了马克思的个性。他认为青年人就应该这样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伯伯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书，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有《二十四史》，还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伯伯很爱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看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
彭钢认为，她和伯伯之间的感情既似父女，又似朋友，更似知己。伯伯的无微不至，她一辈子都难忘。“我喜欢游泳，但家里没有热水洗澡，他总是把一盆一盆的水拿到院子里面晒热了，等我游泳回来用。即使父母也很难做到这样。”彭钢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地点很远，下班回来后总是疲惫不堪。“伯伯就帮我洗衣服，他说‘反正我闲着也没事’，我听后特别心酸，再也不敢留下脏衣服在屋里。每天上班，伯伯总是一早就把奶粉调好，再把鸡蛋打进去，才敲我的门叫我起来吃；吃完早饭，他会送我到公车站，说就当散步；晚上下班，伯伯已经站在站台上，等着接我了……”每每提起这些往事，彭钢都难掩泪水。
侄女的“万言书”
1965年，彭德怀被派往成都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两人由此告别。谁也没想到，再见面时，彭德怀已重病缠身。
“庐山会议后，伯伯在巨大的痛苦中生活了15年。1967年他被红卫兵揪斗打断肋骨，接着又被专案监禁，直到1973年４月发现癌症晚期入院，我才得到允许去看他。”1974年10月，彭德怀半身瘫痪，他用唯一能动的手紧紧拉着彭钢说：“我想死后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但是他们是光荣的烈士，我却被打成反革命，我怕玷污他们……”说着眼泪流了下来。11月29日，自称“我仅是一个幸存者”的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
1978年，当彭钢看到很多曾经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同志都陆续得到平反时，她决定向党中央写信，为伯伯澄清冤屈。“我突然间意识到，伯伯一次次反复向我讲述‘八万言书’，似乎早有用意。我写的就是伯伯‘八万言书’讲的事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知道了，答应帮助我。我从此一头埋进回忆中，写作的过程非常艰辛。从来不抽烟的我，一夜抽了一盒烟。但我越写越坚定，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这么做。20多页的纸我不知改了多少遍，写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王震的帮助下，彭钢的信终于送到了邓小平手中。不久，党中央为彭德怀平反。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然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中，却未见“庐山会议”的事。彭钢着急了，她去请求黄克诚。“因为当年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就剩他一个人还活着。开始黄伯伯认为这是个人问题，不方便出面。后来我急了，我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我把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拿去给他念，念完跟他说，你看，这里说你不但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你还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下可把黄伯伯给说动了，他半是无奈半是赞赏地说，‘你这家伙还真有头脑，你伯伯没白疼你。我是应该站出来说话，你也以家属的身份给中央写信。’”彭钢用激将法，说服了黄克诚。功夫不负有心人，彭钢最后终于看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不久，彭钢也重返部队，又穿上了久违的军装。1999年，彭德怀的侄子侄女们，实现了彭德怀的遗愿———将骨灰送回湖南湘潭老家，葬在两个弟弟身边。彭钢心中百感交集，“不管怎么样，伯伯终于回家了。”
总政第一位女将军部长
也许是长期生活在伯伯身边的缘故，彭钢的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彭老总的一身正气。1990年，总政治部正式设立纪律检查部，彭钢先后被任命为副部长、部长和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1991年6月27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授予彭钢少将军衔，她成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九位女将军，同时以“第一位女将军部长”的纪录，载入总政治部的历史。
做官越久，彭钢越能体会到伯伯的不易和勇气。很多上级领导不好处理的事情，最后就派彭钢去“排雷”。有些本来查好的案子，由于一些原因，上级领导犹豫不决，就让彭钢重新写报告，甚至吃饭时也有领导劝她，“彭部长你手抬一抬就过去了。”彭钢并不据理力争，她只是坚定地说：“首长，这不是抬不抬手的问题。”
2007年，有朋友来告诉已经退休的彭钢，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免职。审判时，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项，死都不承认。他曾给某军事学院批了几千万，凭他一贯的做事方式不可能分文不取。王守业急了，无奈地喊道：“我敢吗？那个‘铁姑奶奶’的侄子在那里工作，我不是往枪口上撞嘛！”王守业提到的“铁姑奶奶”就是彭钢，可见她的威慑力。
其实，彭钢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凶巴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纪检部门也负责把你没有的事情，给你更正过来”，这是彭钢查案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据说，有一位过去的战斗英雄被告有四项违纪问题。一见面，那人就给彭钢一个下马威：“彭部长，你坐在主审席上，你今天是要审我啊！”彭钢反问道：“我小时候就是听你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你过去的英雄气概哪去了，怎么成这样了？”接着彭钢又以柔克刚：“咱们先不谈问题，这刚过年，我先给你拜个晚年。”这么一来，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彭钢核实后发现，四个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不存在，剩下的属于管教子女不严。之后，当事人便讲：“你们都说彭部长厉害，她的确也厉害，但是她是讲道理的，没有就没有，她还是公正的。”
记者见到彭钢时，她刚刚出差回来，看上去异常忙碌。“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和彭德怀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这辈子最后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出版彭德怀的文集。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这是我晚年的心愿，也是给伯伯的一份告慰。”
本文摘自《领导人后人谈家事》，环球人物杂志社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5。本文原标题为“为伯伯再上‘万言书’——彭德怀侄女彭钢回忆实录”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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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女解密彭德怀在中南海的7年与"八万言书"手稿保存始末
彭梅魁是彭德怀的大弟弟、烈士彭金华的女儿。1940 年，在彭德怀的老家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国民党特务半夜闯进彭家，彭德怀的二弟弟彭荣华当场被杀，大弟弟彭金华被捕，5 天后也惨遭杀害。之后，彭梅魁的妈妈因此精神失常了。12 岁的彭梅魁带着二三岁的弟弟彭康白，既当爹又当妈，同时还要应付国民党特务的搔扰，生活过得非常艰辛。
1945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到湖南，派人找到了他们，但由于当时彭梅魁的身体不好，怕她北上延安长途跋涉吃不消，最终，王震只带走了哥哥彭起超。
直到1950 年1 月，党组织才把彭梅魁姐弟接到北京，送他们进入华北小学读书。
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和6 个侄儿侄女在地毯上睡了一宿
1950 年6 月，一个周六的下午，彭德怀派人把彭梅魁和弟妹6 人接到了北京饭店，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彭梅魁第一次见到了想念已久的伯父彭德怀。
此前，她对未曾谋面的伯父的了解，是小时候从爸妈和乡亲们的口中得到的，她只知道伯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她的心目中，伯父高大、威严，她为有这样一位伯父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然而，当伯父实实在在地出现在面前时，彭梅魁却不知所措了。她不知道问什么，也不知道答什么，只是眼里噙着泪花，不时地盯着伯父看。
亲人的第一次相见，不仅6 个孩子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彭德怀更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不停地跟孩子们问这问那，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糖果，分给孩子们吃。对这几个孩子来说，有很多个人生第一次是在这一天发生的。
第一次乘电梯，孩子们把电梯叫作“一间小屋”，说在楼下一间小屋里，有人“咔嚓“按了一下，就上来了。彭德怀笑着说，傻瓜，那是电梯。逗得孩子们一通儿大笑。平常最不爱照相的彭德怀还向孩子们提议合个影，初听“合影”，彭梅魁不解其义，彭德怀笑着告诉她就是照张相。伯父彭德怀站在中间，6 个孩子分立两边，留下了他们伯侄在一起的第一次合影。
那一天，无论对孩子们来说，还是对彭德怀来说，都是快乐的一天，伯侄间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直到晚上，大家依然舍不得分开。因为彭德怀所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得知彭老总的侄儿侄女们来了，秘书早已安排了另外的房间。但那时国家经济还很紧张，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也是因为伯侄们在一起不愿意分开，于是彭德怀退掉了秘书订好的房间，提议大家一起睡在地毯上。那一夜，彭家两代人团聚在北京，孩子们很快进入了甜美的梦乡，而这位彭家的大家长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成眠。从此，彭德怀肩负起抚养、教育侄儿侄女的重担。
对于第一次与伯父彭德怀见面，彭梅魁多次和丈夫张春一提起过，她说那天伯父说过的话、自己当时难以言表的感情以及与伯父在一起的那一幕幕场景她终生都不会忘记。
彭德怀率部入朝作战之前和中间回国之际，彭梅魁被安排两次去见伯父
彭德怀率部入朝作战之前和中间回国之际，彭梅魁被安排两次去见伯父
1950年，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的10 月，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美军入侵朝鲜，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的最高将领率部入朝作战。
在彭德怀从大西北来北京商议入朝作战部署之际，他给正在华北小学上课的彭梅魁和弟妹们捎话儿，要他们到中南海见面。从这次与伯父见面交谈中，彭梅魁感觉到伯父对到北京学习才刚刚几个月的他们的牵挂和期望。彭德怀嘱咐彭梅魁，如果遇到特别的事情学校无法解决时，要他们去组织部找帅孟奇妈妈。但只要是自己能够克服的困难，就不要麻烦组织。并且要求他们听党的话，学会克服各种困难，要认真学习、好好学习，成为有用的人。
所有这些，对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情况不了解的孩子们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日后回味在伯父来京繁忙的工作之中挤出时间见他们时，彭梅魁想一定是伯父作好了率部出征血洒疆场的准备。
这次见面4 个多月后的一天，学校又通知彭梅魁去北京饭店见彭德怀。这一次，孩子们已经从国内的报道中知道了伯父在朝鲜前线率兵打仗的事情。伯父突然回到国内要见他们，彭梅魁高兴极了。
虽然刚刚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伯父却明显瘦了，精神疲惫。孩子们是懂事的，他们把学习和生活中一些好情况向伯父作了汇报。同时，他们也懂得劝伯父放心在前线打仗，不要总是挂念他们，还说，过去缺穿少吃、饥寒交迫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彭德怀自己没有子女，但他对待两个弟弟的孩子如同己出，他把他们接到北京，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即使在最紧张的战斗回国间隙，他也挤出时间安排与他们见面，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教导他们做事做人的道理，这足以告慰两位烈士弟弟的在天之灵。
中南海永福堂7 年愉快的日子
1952 年7 月至1959年5月，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彭德怀搬到了中南海永福堂居住。同在一个城市，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们把永福堂当成了自己的家。每个周末，放学回来的孩子们聚在这个宽大的院子里，给这个原本寂静的院落增添了欢声笑语和勃勃生机。
1953年，初中即将毕业的彭梅魁就是在永福堂向伯父讲述了自己去北京市医士学校参观后的感想，并决定响应党的号召，急国家之所急，需国家之所需，克服困难报考医士学校。彭德怀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好嘛，有上大学的打算，想多学点专业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能从国家的急需来选择志向，能服从国家目前实际需要当然更好。”最后，帮助彭梅魁定下了报考北京医士学校的志向。之后，在彭梅魁参加工作之前，伯父彭德怀和伯母浦安修还为她准备了手表。看到她没有箱子装衣服，伯父还将自己用过多年的旧皮箱送给了她。
彭梅魁从医士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汽车制造厂。接她进厂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厂的东北小伙子，名叫张春一。来到这个厂，彭梅魁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自己的伯父，大家眼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朴实、不爱说话的湖南妹子。
张春一是厂医务室的医生，比彭梅魁早进厂两年，自然而然地对她给予一些帮助，时间一长，两个人开始悄悄地谈起了恋爱。1958年春天，彭梅魁和张春一商量好准备结婚。知道消息后，伯父把她叫到跟前，拿出一张写着她名字的存单，说是为她准备的200 元钱，要她买一些需要的东西。而且，伯父还告诉她，不仅是给她一个人，而是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这样一个存单。200 元钱，在当时对两个年轻人来说，可是派了大用场。彭梅魁怀孕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工作非常繁忙，很难再抽出时间去中南海看望伯父。时间一长见不到面，伯父还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她的住处，送去水果。得知彭梅魁生完小孩，又派人送去了孩子的小衣服和小绒垫等物品。孩子满月后，彭梅魁兴致勃勃地抱上孩子去中南海，让伯父看一看他的小孙女。
张春一说，那时的彭梅魁每次从中南海回来都是兴高采烈的，尽管他们不会过多地谈论关于中南海的事情，但他能看出来她内心的那种喜悦，那种刚从娘家回来的甜蜜。
从中南海到吴家花园，开国元帅的平民生活
1959 年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关于庐山会议，彭梅魁并不知情，只是当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员干部传达党内文件时，才知道了自己崇敬的伯父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的会场气氛相当严肃，文件中那一句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刺耳头衔和一桩桩的“罪恶事实”，令彭梅魁震惊、惶恐。她一方面绝对相信党，另一方面更为伯父犯下的“罪状”感到痛惜。
在北京与伯父相处的近10 年的时间里，彭德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与付出，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和身心关怀，彭梅魁历历在目。她理解不了，那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骁勇善战的伯父，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做出了对不起党的事情来。她深深地陷入了矛盾的痛苦之中。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悄悄地找到厂党委书记，向党汇报了自己是彭德怀侄女这一特殊身份，并用试探性的口吻提出，虽然伯父犯了错误，但伯父无儿无女以后是否还能去探望他？党委书记通情达理，对彭梅魁说，你可以去看，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嘛。
之后，彭梅魁去到中南海看望伯父，两人四目相对，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欢声笑语。那一天，彭梅魁感觉到时间过得太慢了，屋子里静得出奇，不知什么时候，伯父轻轻地对她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来看我，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并且告诉她，伯父很快就要搬家了，可能要到清华大学、颐和园一带。彭梅魁此时此刻心情太复杂了，嘴上更是不知说什么好，眼泪就要落下来。离走时伯父紧紧握着彭梅魁的手，一再叮嘱，不要再来看他。彭梅魁不知道该怎样向伯父道别，于是，那一天离开伯父时，她没有说出一句话。
这一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0 周年大庆的日子，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也许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天安门广场站在检阅指挥车上的人由彭德怀换成了林彪。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中也少了彭德怀的身影。事实上，庆典之前，彭德怀收到了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通知，但他早已清理了各种衣物，将元帅服和勋章等物品上交了党中央。此时的彭德怀已于9月30 日离开了中南海，搬进了远离闹市的一片清静院落———吴家花园。
但彭梅魁对此并不知情。国庆节一大早，彭梅魁就来到了中南海。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顺利通过警备森严的大门口，而是被门卫拦下了，并告诉她彭德怀已搬出了中南海。她转身离开，坐车前往清华大学。因为不知道伯父确切的地址，彭梅魁费尽了一番周折，到了中午才终于打听到伯父住的地方。
再见面时，彭德怀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像往常一样握住侄女的手，问她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的，并带她看了院子里的里里外外。此时的彭德怀仍然担心他的问题会牵扯到彭梅魁的进步，所以还是告诫彭梅魁梧不要来看他，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彭梅魁把厂里党委书记的话原原本本说给伯父听，彭德怀才似乎有些释然。但一开始，彭德怀一见到彭梅魁来看他，还总是会说：“梅魁，你不要来看我了，以免妨碍工作。我在这里没有事干，你多工作些，就是替我为人民、为党工作啊！”由此可见，彭德怀在赋闲的那段时间里，是多么渴望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在这里，彭德怀坚持在农田里劳动，挖淤泥、挑粪、种地，他和年轻人一样跑前跑后，常常干得满头大汗。
当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搬进吴家花园以后，一是因为远在郊区交通不便，另一个就是他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人们怕受到牵连，门庭冷落起来。只有彭梅魁仍然坚持每星期天的厂休日跑去看望伯父。为了能让蒙受不白之冤的半百老人生活有些生机，彭梅魁甚至把生养老三和老二的产假都在吴家花园度过，生完孩子从医院直接就搬到了这里。有了孩子，偏远、残破院落便不再冷清。
张春一记得，一次彭德怀给大女儿张安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了肉，疼得大哭起来，彭德怀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每次给孩子们照相，彭德怀都会躲起来，从不出现在孩子们的镜头里，他是怕他的“坏名誉”影响到孩子们的前程。就这样，在彭德怀危难之际，彭梅魁一家依然与他保持着亲人间的关爱。
“八万言书”手稿保存始末及彭德怀最后的日子
在吴家花园将近6 年的时间，彭德怀给自己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和劳动计划。他学习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部分篇章，认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毛泽东选集》等，还学习了一些有关农业科学、园艺、种田等书籍，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一直在为恢复工作做着准备。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等不到党中央的召唤，彭德怀向党中央写了申诉书，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八万言书”。
1962年，当彭德怀写完了那封转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八万言”长信后，彭德怀感觉到对自己的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而且处境仍在进一步恶化，他开始担心起他的手稿，不知该保存在哪里好。于是，当彭梅魁到吴家花园看望他时，提出由彭梅魁保管，并叮嘱她，那是他对自己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等将来用得着时再拿出来，为他争回清白。
于是彭梅魁把手稿包裹好带回自己家里，放在柜子的最底层。过了些日子，彭德怀觉得放在彭梅魁手里也不安全就要了回去。直到1964 年，彭梅魁到吴家花园对伯父说起自己要回趟湖南老家，把两个孩子送回去照看，并顺便把手稿带回去。彭德怀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将手稿又交给了彭梅魁。到了老家，为了安全起见，彭梅魁和妈妈一起将手稿用蜡封好，装在一个瓷坛子里埋进了灶脚下面，这让彭德怀很满意。
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彭梅魁担心伯父的手稿会出问题，便和爱人请假专门跑回了湖南老家。从灶脚下挖出手稿交给了弟弟彭康智保管。1969 年，彭梅魁再次回湖南，将已经磨损了的手稿带回了北京。1978 年，彭德怀去世后，为了给伯父平反，也为了保存好彭德怀留在世上为数不多的手迹，彭梅魁几经周折，找到了已出来工作的黄克诚，并托他把这些手稿转交给了党中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接收了手稿。
在彭德怀身处困境的十几年时间里，彭梅魁始终保持着与伯父的联系，不论彭德怀赋闲在吴家花园，还是去大西南，甚至被羁押在看守所里，只要在允许的情况下，彭梅魁总是想尽办法给伯父送去书籍、衣服、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等。
张春一回忆说，1966 年12月份，伯父被从四川带回北京，一开始是被羁押在什坊院监狱，后来又换了几个地方。一天，北京卫戍区警备处的一个副处长来到家里，说需要送一些布票、粮票和生活用品等，只能送到卫戍区门卫不能见人。为了让伯父多吃些水果，不管花多少钱，每次去都买一个他最爱吃的白兰瓜带去。直到1974 年初，伯父病重住进301 医院，才被允许一周送一次东西。后来病危了，才被通知可以随时到医院病房送东西。
这一年的11 月29 日下午，张春一回到家里一看，老伴不在家。后来他才知道，专案组来了通知，让彭梅魁赶紧去一趟。来不及说一声，就直接从工厂奔301 医院了。等她到医院时，伯父已经走了。
彭德怀享年76 岁。这位在疆场上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在彭梅魁等亲朋的奔走下和一些老战友的呼吁下，彭德怀的不白之冤在他去世4年之后得以昭雪。刘丽丽 （《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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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开国中将罗舜初：在彭德怀落难之后
怀着满腹的惆怅和迷茫，走进军委扩大会议会场
1959年8月16日清晨，海军航空兵的一架里-2运输机从北京向着北国江城哈尔滨飞去，搭乘这架飞机的是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他准备花上几天时间，为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设计建造组织技术协作和攻关。
当天下午，正在哈尔滨汽轮机厂参观的罗舜初接到了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军委通知，要开扩大会议。请你明天马上赶回北京。”
“我今天刚到，还有一大摊事没办完呢！能不能缓两天再回去？”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罗舜初正好在上海召开“海军舰艇小修不进厂”现场会，就曾请假晚到了几天。这一次，他打算援引先例，稍晚几天再到会。
“不行，军委通知不准请假，必须准时到会！”看来没价钱可讲，只有回去了，可这一趟总不能空跑吧。罗舜初放下电话，立即布置挑灯夜战，连夜开会。
第二天当飞机跃上蓝天，向着北京平稳飞行时，毫无倦意的罗舜初习惯地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思考着。刚刚出来不到一天就被召回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催得这样急呢？
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就从中南海的一些秘书那里听说，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毛主席这半年来的一些谈话看，中央是要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了。八一建军节过后，在海军工作的中央委员萧劲光和候补中央委员苏振华接到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此刻，中央全会想必是已经结束，军委这样紧急地召开扩大会议，八成是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全会的精神。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再不纠“左”，怎么得了啊！一想到“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终于可以得到总结了，罗舜初感到心情十分舒畅，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轻松地把头扭过去，满怀深情地透过飞机舷窗，欣赏着阳光照耀下的锦绣河山。
回到北京后罗舜初才惊讶地知道，就在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在庐山上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落下了沉重的帷幕。全会作出的决议不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是题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尤其让罗舜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次全会怎么竟闹出个“军事俱乐部”来呢？在军队高级干部眼中，彭德怀是个不党不群、严肃有余的人。罗舜初随彭德怀出过几次差，每次路上都是彭德怀独自在他的车厢内看书、批文件，随行的各单位负责人则在另一节车厢内轻松地聊天、打扑克，等候彭德怀的传唤。彭德怀叫到谁，谁就过去谈工作，谈完就走，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谁若想多说几句话和彭德怀套近乎，肯定会自讨没趣，挨一顿臭骂。
至于说有人在庐山上揭发彭德怀艰苦朴素是假的，是“伪君子”，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抗战中期，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到苏北新四军看病回来，捎回了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给罗舜初的一封信。红军时期，张云逸在军委一局当局长，罗舜初是一局的参谋。老局长在信中勉励正在成长中的小参谋，要他向毛主席学习总揽全局，向周恩来副主席学习细致的工作作风，向彭德怀学习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足见彭德怀的艰苦朴素，在党内军内早已有口皆碑。
多少年来，罗舜初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处处以彭老总为楷模自觉效仿，还以彭德怀为例子教育部队，严格要求各级干部。罗舜初清楚地记得，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取消了小灶，和普通战士一起吃大灶，共度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赢得了军内外的敬佩。
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彭德怀不改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依然严格自律，丝毫不减当年。
有一次罗舜初随彭德怀出差去定海，当地驻军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彭德怀一行，彭德怀见了大发雷霆，直到他们把美酒佳肴都撤了下去，只留下粗茶淡饭才息怒就餐。在离开杭州登车北行勘察之前，彭德怀看到有人往车上装绍兴酒，就问随行的参谋：“酒是哪里来的？”当参谋回答有买的，有送的时，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喝问：“送谁的？谁送的？哪个出的钱？”同时，他还一再追问离开军舰登岸时是否按标准结算了伙食费。所有这一切，罗舜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深深感到，彭德怀的高风亮节够学一辈子的，怎么到了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假的，成了“伪君子”？
当“大跃进”初起的时候，罗舜初曾经在海军机关处以上领导会议上说：“当国家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也就是在今后三五年内，不要出点子增加国家的困难，应该有意识地减少国家的困难。必须了解，如果现在过多地要求拨出外汇来购买装备，势必削弱国家工业化，甚至推迟工业化的速度。只要国家工业化有了结果，海军发展也就有前途，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现在海军的力量已经不小了，问题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巩固与提高，为将来的发展准备人才。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争大小多少，而是解决人和技术的矛盾，在培养干部提高技术方面要反对保守主义，必须迈开脚步，跑步跟上。”
后来，罗舜初又在海军修船工作会议上说：“从经济上讲，党中央、毛主席都说建设社会主义要多、快、好、省。对我们来讲，多，不是多造舰艇，是平时训练有更多的船；打起仗来有更多的船，是从舰艇在航率这个意义上来讲多。军舰进厂和自修的费用是8∶1，全国就拿6∶1来算，这个经济价值很大，能节省很多开支，把钱省出来投到工业建设上去。”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和他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怎么也没想到，人民公社一搞起来，竟有人提出军队也要参加到公社里去，更没有想到，一个大炼钢铁，把军队也卷了进去。就连自己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也天真地响应学校的号召，把好端端的铁皮玩具上交大炼钢铁。荒唐啊，实在荒唐！对于“大跃进”中的全民大炼钢铁，罗舜初也颇有看法。当海军某舰队向海军请示，要建炼钢厂，每年炼出300万吨钢时，他公开表示：“海军的工厂要是有条件，可以炼点钢。部队是打仗的，要以训练为主。”硬是把这个请示报告压下来不批。
1959年的5月，罗舜初从海南岛出差回来，看到北京正在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而热火朝天地突击进行十大建筑工程时，在一路上看到的贫困景象及海军部队面临的艰苦条件，在他头脑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不禁感慨万分：“群众生活这样苦，十大建筑能不能少搞几个，缓搞几个？”
所有这一切，罗舜初满以为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可以给出个新说法。没想到“左”没有纠成，彭德怀却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伪君子”，对于罗舜初来说，这个弯子实在没法转。正是怀着满腹的惆怅与迷茫，罗舜初走进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会场。
“如果硬要我说我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我可说不出来，因为我确实没有反，我也不能编造说反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各大单位相继召开党委全会，进一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海军也不例外，立即召开了海军党委一届七次全会。
海军一位主要领导在预备会议上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在这次会议上，罗舜初同志要有充分精神准备，会议焦点会集中在你身上。军委扩大会议你不揭发彭、黄，大家对你有意见。彭德怀说的一些话，今天看对你不利。1954年我们批评你右倾保守，彭德怀骂海军党委有鬼。去年彭德怀对黄克诚说，以后开会，海军不要叫我去，叫罗舜初就行了。军委决定你调新的工作岗位，也要看你这次会议的表现。林总说过，罗舜初同志在海军要好好检查一下，不要把那些缺点带去，带去不好。”
海军其他一些常委也都纷纷按照这个基调表达了相同的意见：“罗舜初同志站在彭、黄一边，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不仅不表示态度，也不揭发彭、黄，只谈一般大家已说过了的一些问题，希望罗舜初同志老实作检讨，承认错误。”
一些常委这样说，事出有因。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遭到了全方位的猛烈批判。就在彭德怀被罢官之前不久，为了海军要不要有自己的航空兵，罗舜初和彭德怀有过一场面对面的争论。罗舜初明知彭德怀的主张是将海军航空兵并入空军，却坚持海军必须要有航空兵，气得彭德怀大骂罗舜初是死顽固。在常人看来，罗舜初现在完全有资本、有条件借着庐山会议的决议，站出来大胆揭发、批判彭德怀才是。没想到罗舜初的表现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他竟在会上公开表示“对于彭德怀同志的影响要有正确的估计，估计过高或过低都是错误的”。在这个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多数人都唯恐别人说自己对彭、黄的影响估计过低，和彭德怀划不清界限，你罗舜初反倒提出估计过高是错误的，矛头指向谁？这不是明摆着自己往枪口上撞吗？对一些受彭、黄牵连的人罗舜初也出人意料地表示出友好的态度。
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在庐山上因为赞成彭德怀的观点被点了名，回到北京后鬼都不上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人们像躲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罗舜初倒好，见到万毅后不但不躲避，依旧像以往一样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主动和万毅握手问候。
邓华、洪学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重点批判对象，遭到口诛笔伐。罗舜初则在小组会上公开表示：“从揭发出来的材料看，他们两人未必是‘军事俱乐部’里的人。”对于他的这些表现，大家怎么能放过呢？起码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自保。
“我同意把问题搞清楚，是就是，一定要搞清，否则弄得我也睡不好觉。我相信全会会弄清楚我的问题，我没有什么顾虑。”罗舜初心平气和地对大家的意见作出简单的回应。
全会第一天，罗舜初报名第一个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分工，我和彭德怀同志接触较多，我认识彭德怀同志是在中央苏区。抗战期间和北平解放以后，直接间接在他领导下前后有十几年，时间不算短，他对我影响是有的。他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印象是好的，在山东抗战期间和在北京工作期间，我宣传和学习过彭德怀同志的艰苦作风。当然也挨过他的骂，敬而远之吧。除工作外，我和他没有私人交往，也没去他家拜过年。在未揭发之前，我是把他看成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有些东西是他个人的还是中央批准的，我没有考虑，反映出我嗅觉不灵，坏的当好的了。如1955年中南海调文工团员，彭德怀同志说是给主席帮倒忙，我还认为彭是爱护主席……”
他的长篇发言刚一结束，就遭到与会者的强烈批判。一名同志说：“罗舜初同志最大的问题是对自己的思想本质问题认识不行。军委扩大会议对彭德怀斗争，你对彭德怀一点不愤慨，到现在对彭德怀还是没点气愤，没有深恶痛绝，现在情感还没有转过来。老实说，连朱总司令都在这个斗争中跑不掉，你还能跑掉？”
执行彭、黄路线，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是这次全会要求罗舜初检讨的重点，罗舜初说：“对彭的指示我传达了，也接受了。当时认为彭是代表中央的，是按照中央意图和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搞的。我没有理解彭、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所以我执行了。如果硬要我说我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我可说不出来，因为我确实没有反，我也不能编造说反了。”熟悉他的人一看就知道，他那股犟劲儿又上来了。
对前任国防部长批判的同时，对新任国防部长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简单到连想都不用想的问题。然而，就在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上，罗舜初的犟脾气又上来了。
“林总在会上提出，‘导弹第一，特种兵第一’，你对林总的新方针抱怀疑，说不好理解，是不是？”
“我是说，搞导弹明确，抓民兵也明确，特种兵为主，是海军、空军、炮兵，还是装甲兵？军委明确一下就好办，这怎么是对林总的方针抱怀疑呢？”
“林总出来主持工作，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有病的，现在病都好了，都可以上班了。可你就没有对林总出来工作表示欢迎。”
“过去彭总对我很看重，我和他的关系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马上又向林总靠拢，我怕别人说我投机，假积极，就没有那么热情。”
“投林总的机有什么不好！”
居然还有这么说话的，对于这种诘问罗舜初只能缄口不语。
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罗广坤是跟随罗舜初多年的秘书，他平日里只觉得罗舜初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一旦他认准的事，如果不能拿出充分的理由，是很难让他改变主意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一种狂风暴雨般的场合下，罗舜初会依然故我，倔犟到这个程度。目睹了会议全过程的罗广坤向笔者回忆了历经几十年都无法忘却的这些颇具经典的对话后，万分感慨地说：“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真是一点不假。都什么时候了，罗舜初还这样硬，他这个人吃亏就吃在为人太耿直了，他这样硬顶，能有好吗？我们几个在场记录的秘书们都替他担心。”
然而，在那个时候，实事求是，不落井下石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有些人并不喜欢听你说真话。罗舜初的这些表现经过添油加醋后，到了林彪那里就完全走了样。林彪指示海军党委：“一定要清算罗舜初，搞得他心服口服，会才停止。”于是，原来准备只用5天时间来检查海军领导一级的思想，结果仅在罗舜初一个人身上，就用去了整整16天。最后，尽管罗舜初心不服口也不服，会议还是通过了《关于罗舜初同志的主要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说，“彭德怀同志有计划、有目的地把罗舜初同志培植为他在海军进行反党活动的支持者”，罗舜初“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这个报告，罗舜初以书面形式对其中的不实之处加以澄清之后，只说了一句：“可以上报嘛，有些问题以后再说清楚。”
在医院，透过窗户给彭德怀行最后的军礼
不知什么原因，彭、黄本人以及遭受彭、黄牵连的人全部结案数月之后，中央军委常委才委托军委办公会议研究海军的报告。中央军委在给海军的批复中说：“军委常委授权军委办公会议对罗舜初同志所犯错误作出决定，会议认为：罗舜初同志所犯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根据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可以不给处分，调离海军，另行分配工作或送学校学习。”这个批复比起海军的报告要温和多了。
1960年8月，罗舜初被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随即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两年以后，在研究罗舜初毕业后的去向和工作安排时，海军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表现不好，对于反右倾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样的大是大非不表态，不适宜到重要部门，更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曾经指示海军要清算罗舜初的林彪，此刻则对罗舜初有了新的看法，认为罗舜初在海军工作是有成绩的。在总政主任罗荣桓等人的坚持下，军委还是分配罗舜初到任务十分艰巨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任院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罗舜初在运动初起时因为“二十八昼夜事件”被停职反省，后经聂荣臻提议，林彪、周恩来、徐向前等人批准，他很快又恢复工作，继续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职务，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艰难地从事着研制发射“两弹一星”的具体组织工作。
彭德怀此时的处境则恶化到了极点。1967年的夏天，当彭德怀被军内外造反派轮番拉到台上残酷批斗时，仍在坚持工作的罗舜初接到通知，要他出席批彭大会。此时的罗舜初本可以借故不去，为了再看一眼相违已久的彭老总，他还是去了。当他看到彭德怀遭到侮辱和毒打时，忍不住低下头去，唯一能做的就是紧闭嘴巴，坚决不喊一句“打倒彭德怀”一类的口号。
九一三事件后，罗舜初因为不赞成批判林彪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发展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方针，又一次成为批判的对象。1973年隆冬，罗舜初病倒了，正在挨批的他求医无门，最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才得以在夜深人静时被送进301医院治疗。
一天上午，一位老医生查房时看看周围没人，压低声音对罗舜初说：“彭德怀得了不治之症，被移送到301医院看管治疗，就关押在对面那座楼里，下午做治疗时，将从这扇窗户后的楼梯经过。”
啊！怀念已久的彭老总就关在对面的楼里，得知这个消息后，罗舜初脑际立刻浮现出几年前彭老总被批斗时令人心酸的一幕。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过彭德怀，也不知道彭老总的近况如何。如今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说什么也要再看一眼彭老总。第二天下午，罗舜初不顾严寒，披上棉大衣，提前站立在病房外的阳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楼的一扇窗户。大约4点钟的时候，一个面容憔悴的老人在两个年轻战士的看押下，果然出现在那扇窗户后面的楼梯上。是彭德怀，没错，就是彭德怀！这时，久不见天日的彭德怀向着窗户抬起了头，当两个人的目光终于接触在一起的瞬间，罗舜初不由自主地慢慢举起右手，向正在蒙难的老首长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彭德怀，此后，彭德怀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窗户后面的楼梯上。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彻底为他平反昭雪。1979年春，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关于罗舜初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
当人们向罗舜初表示祝贺时，不知哪位同志冒出一句“这下好了，彭德怀的人总算都被解放了”。罗舜初立刻勃然不悦，纠正说：“谁是彭德怀的人？我谁的人也不是，我就是我！我和彭德怀同志之间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往来，哪里有什么特殊关系。要不是那次批判，我都不知道彭老总还说过以后开会海军只叫罗舜初来就行了。我只记得彭德怀同志有一次提醒我说：‘不要忘记，你是副司令，要多向萧司令、苏政委请示。’我当时理解他的意思是要我警惕，不要因为他找我的次数多了就忘乎所以。至于庐山会议后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原因很简单：一是这样对待彭德怀同志太过分了，不公平；二是我不愿意参加整人的活动。” 罗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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