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1-24
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续范亭，是一代爱国名将。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誉。而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续范亭和毛泽东也结下了诚挚的革命情谊。
从忧国剖腹到跟共产党走
续范亭，名培模，字范亭，别号恕人。1893年11月27日生，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加入国民党。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矢志不移。他憎恶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将其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面对寇深祸亟、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蒋介石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和不抵抗主义的反动路线。身为将军，报国无门的续范亭，忧愤交并，竟于1935年12月26日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明志，冀以一死震惊全国，唤起国人抗日救国。续范亭在剖腹前，即暗自垂泪，写下了五首《绝命诗》和《敦促抗日绝命书》。
他在《敦促抗日绝命书》中写道：“余北方之鄙人也。革命三十载，半身颇自爱。慨乎国已不国，我犹醉梦，愧无以对我同胞，更无颜见我总理。此次入都，两谒陵园，忧愤交并，拔剑穿胸。然犹冀领振臂，万众敌忾，为世界打不平，为人类振人格，和平之神，自当降临，有以救我民族于万一焉。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勿效余之怯馁。”
忧国剖腹、幸而遇救的续范亭，继续坚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找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从南京治愈出院后，在杭州香山精舍静养的日子里，生平第一次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社会科学书刊，从而“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萌生了新的信仰”。正如后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回顾前半生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回想过去我自己思想上的错误，也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信仰过释迦牟尼，用了一两年的功夫研究佛经，才懂得不是救国救民之道。又研究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不得要领。中山陵自杀未死，民国二十五年，在西湖养病时，我曾首次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在此二十年前，领悟到宇宙万物，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颇以此自负。后来看了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论后，才知道这个道理，早在一百年前已经被人家有系统的阐明了，使我对马列主义发生了极大的信仰。当时自己颇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慨。”在学习体验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一步步深化，逐渐产生了向往的感情。随后，当杨虎城将军特邀续范亭赴陕“共谋救国大计”时，他慨然答允。抵陕不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续范亭闻之欣喜若狂。随即，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经知心好友、共产党员南汉宸的引见，续范亭同周恩来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晤谈。周恩来是续范亭仰慕已久的中共知名人物，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所表现的非凡胆略、智慧才能和政治风度，更令续范亭敬佩不已。正像后来他在《赠周副主席》的诗中赞颂的：
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重重。
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
在畅谈中，周恩来首先对续范亭忧国剖腹、奔走呼号抗日救国的事迹表示钦敬，接着，又非常恳切地向续范亭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路线和政策，科学分析了当前的中国政治局势；同时也讲到了山西的形势变化，指出：目前寇深祸亟，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日军的触角已深入到阎锡山势力范围的绥远，行将叩打山西的门户。在这严重形势的逼迫下，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阎锡山也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方针，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新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取得巨大成功，即将迎来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这对阎锡山联共抗日也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推动和影响力。在畅谈中，周恩来还表示，他和南汉宸的想法一样，想请续范亭考虑回家乡山西工作。经过与南汉宸的多次面谈和周恩来的这次亲切长谈，他进一步认识到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有了更加深刻而具体的了解。这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和以后的革命行动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续范亭曾十分感慨地对朋友讲：“要是早就认识了共产党，我也不会到中山陵去自杀了。”
1937年2月，续范亭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踏上回归故里的征途，从事推动阎锡山抗战的伟大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国民政府委任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续范亭出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议。稍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重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西战场，一面和阎锡山等进行谈判，商定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作战配合原则、指挥关系及装备补充等事宜，一面则广泛晤见晋、绥、察、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八路军即赴山西抗日给他们打气壮胆，促其积极抗战。续范亭陪同周恩来等北上大同，东抵保定，在国共两党的谈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久，续范亭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在共产党、八路军派驻“战动总会”的代表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南汉宸等的鼎力相助下，续范亭倾心致力于推动以山西为中心的第二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使“战动总会”及其各级“动委会”成为“战争动员机关”，成为“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成为“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他还先后担任山西省保安二区司令、山西陆军（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山西新军总指挥，密切配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二O师，为开创、发展和巩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
1940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后改称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正式成立，续范亭出任行政公署主任，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为晋绥边区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倾注了全部心血，立下了汗马功劳。
诚挚的革命情谊
诚挚的革命情谊
由于漫长的军旅生涯和战争的恶劣环境，也由于为救国救民大业的过度操劳，续范亭染上了肺病和肠胃病，而且日趋严重，病体难支。1941年初，中共中央得知续范亭的病情加重，即专门打电报要他到延安去治病。对此，续范亭热泪盈眶，感激不已。在临行前，他又写了一首留给贺龙的诗，其中写道：“四年成绩一身病，惭愧中途掉队人。”充分表露出他眷恋工作、依依惜别的沉重心情。
1941年4月初，当担架抬着续范亭到达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特地走到山坡上去迎候。
1939年“秋林会议”结束后，为反顽斗争事，续范亭曾亲往延安会见毛泽东。这是续范亭第一次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秋林会议”的详细情况，反映了阎锡山新近表现的种种反动迹象，毛泽东亲切地和他进行了长谈。这次会见，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一直使他难以忘怀。如今来到毛泽东身边治病，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使续范亭感到莫大的幸福。
初到延安时，续范亭就住在杨家岭与毛泽东邻近的窑洞里，毛泽东不时来和他亲切交谈，并过问他的治疗情况。当他听续范亭说过去曾用过一种治胃病有效的进口药时，就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并发电报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法购买。药买来后，毛泽东立即派人送去，并亲笔写信给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
在此之后，续范亭在柳树店疗养。一次，毛泽东专程到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看望续范亭，一进校门就被同学们邀请到中医大礼堂给大家讲话。当续范亭听到山坡下学校里传出欢呼声和鼓掌声，得知是毛泽东在大礼堂讲话时，急忙抱病从山上走下来聆听。毛泽东在台上讲话，看见续范亭进来了，便立刻中止讲话，走下讲台，紧紧地同续范亭握手，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续范亭不胜感激，再三向毛主席表示谢意，说自己的病情已经好转了。毛泽东高兴地一面指着续范亭，一面对大家说：“如果你们把他的病治好，算你们立了一大功。”礼堂里响起一片亲切的笑声。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才又重新走上讲台，继续讲话。讲完话后，毛泽东又同续范亭一起走到后山续住的窑洞里，亲切地和他交谈了许久。
续范亭在延安治病期间，毛泽东不是经常亲往探视，便是写信询问。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续的信中写道：“两示敬悉。电已照发，所见很对。承馈酒蜜，即与若飞分尝。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痊愈。尊养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住地以适为主，中央医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则即住现处，有林、谢、高、南（指林伯渠、谢觉哉、高岗、南汉宸---笔者注）诸人谈，可愈寂寞。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我派车子接你。”
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身心上给予续范亭无微不致的关怀，而且在政治上也对其十分信任。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延安隆重召开，续范亭被特邀参加会议。在参议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当续范亭听完毛泽东这篇感人肺腑的演说而进入沉思的时候，大会主席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请他登台讲话。他异常激动地走上台去说：“我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将来中国是光明的，幸福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保障，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续范亭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积极主动地参加学习，投入这场思想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应续范亭的要求，特地给他送来了整风文件。他看到这些文件后，即作诗描绘自己如饥似渴的强烈学习的愿望。有人把续范亭写的诗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后，很高兴，不久便到延安交际处同续范亭谈心。续范亭兴奋地说：这二十二个文件好极了，通过整风运动，党的作风一年之后一定会大变。毛泽东笑着回答说：我可没有你那么乐观。党的作风的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难。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像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刚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地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怎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风运动若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变化，我就很满意了。听了毛泽东这席恳切而深刻的畅谈，续范亭的心情激动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他曾对人说：“毛主席的谈话，对我启发太大了，我真犹如茅塞顿开。”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途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时，阎锡山向记者团发表谈话，恶毒诬蔑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在看到中外记者的有关报道后，即提议请当年山西新军的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写文章予以批驳，以正视听。当贺龙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续范亭时，他欣然受命（向党组织隐瞒了他较重的病情）。因文章需较快地写就，续范亭对秘书说：“这一次我说你记！”就这样，他躺在病床上说一句，秘书记一句，说完了一段，秘书再把记录念给他听，由他字斟句酌，进行推敲、修改。全文写完后，他又作了最后修改，并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于8月19日定稿。他将此稿题名为《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在这封信中，续范亭义正词严、痛心疾首地揭露了阎锡山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行，并且苦口婆心地劝其悔过、悬崖勒马。文中写道：
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国家，压迫山西的人民。我实在告诉你吧，我这个人是毫无私人恩怨的，谁对得起国家民族，我就拥护谁，谁对不起国家民族，我就反对谁。世界人类的惨剧，都是由于不良的制度产生的，中国尚在半封建的阶段，所有一切人民的痛苦比欧美国家还要残酷，中国必须建立真正民主制度，方能走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道。人类社会制度之向前发展是必然的，不是少数人的意愿所能做成的。
在信中，续范亭还说：
我这一封信虽然是批评你骂你，但是很公正，很确实的。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骂死，我也不是诸葛亮，当然骂不死你，因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还讲些廉耻，挨了骂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个自私自利不顾一切、阴柔奸诈顽钝无耻成了精的老怪物，当然把你骂不死的。但还希望在利害关头上把你骂活了，因为你又是一个最聪明的人，纯讲利害的。中国无论如何要把日本打出去，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山西无论如何艰难，也一定把日本打出去，也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这你应该了解吧？
定稿的当天，续范亭就把稿子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能不能交卷，送上请审阅。毛泽东看过后，即批送新华社：“陆定一同志，这是一篇奇文，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3天以后，即5月22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续范亭。信中说：“你的檄文式的文章（寄阎信）看到，即可发表，并广播出去，廉顽立懦，振奋人心。听王彬同志说方知你入院，写此等文章当然会加重你的病。但是听说休养方法已改为静卧，是很好的……希望你用此法完全治好。”信中还说：“近日国际国内对我们同情的日多，过去被封锁、打击、辱骂的孤立状态可能起一大变化。这个消息或许可帮助你治病。希望坚持卧治政策。”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续范亭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可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日趋暴露，又使他感到异常愤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回到延安不久，即1945年10月18日，即写信给续范亭，指出：“示悉。大势所迫，使当局不能不签定双十协定，但其实现却当是大问题。私利所囿，他们尚不愿承认解放区，并正向解放区进军，这些问题之解决，麻烦尚多。看你写字，精神甚好，尚望研究休养办法，多活许多年，看见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几天以后，怒不可遏的续范亭，又以犀利、辛辣的笔触，撰写了一篇题为《忠告国民党当局及其决策者》的文章。文章写就，续范亭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后，即批送《解放日报》发表（11月6日刊发），并于11月2日复信给续范亭说：“示悉。力疾为文，词严义正，已付报社发表。侵入我河北解放区的孙连仲三个军（七个师）六万人，被我刘邓军包围于邯郸地区，战十天，高树勋率新八军两个师起义，反对内战，站到我们方面。卅军（鲁宗义）三个美械师及四十军（马法五）两个师总退却，我于前日发起总反攻。已歼灭两个师，其余尚在作战中，可望日内解决，知注敬闻。”1946年9月22日，毛泽东又特地写信告诉续范亭：“近日集宁、淮阴、菏泽失了，张家口也大概会失去，将来还要丧失一些地方。但是今日看了六十老人陈瑾昆教授所作：《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一文，觉得所得大于所失。陈先生已到张家口，据说决心参加我们的工作。陈文不日当在报上发表。听说你的病好些，不胜欣慰。我比去冬好得多，仍在半休养中，知注敬闻。”
在彼此的交往中，续范亭对毛泽东的胆略、智慧和人格魅力，产生了衷心崇敬之情，写了许多赞颂毛泽东的诗章。其中《赠毛主席》诗云：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对这首诗，续范亭曾这样解释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勤务员，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对待，推心置腹，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所以，我说他‘领袖群伦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识分子，博大精深，满腹经纶。从外表看，他文质彬彬，完全是学者风度，但他实际上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样大胆的政治、军事谋略家，才能在双十二事变时力主释放蒋介石；才能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两个反共高潮中，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第二句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第三句‘先生品质难为喻’。的确，那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历史上一切伟人都有本质的不同。所以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所以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是杜工部赞颂诸葛亮的，是《咏怀古迹》中的一句。用诸葛亮比喻毛主席，还是不够的，但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只好这样了。”续范亭对毛泽东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读来令人备感真切。1942年5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续范亭，表示赞赏这首诗，并说将把“不自高”当作他的“座右铭”。信中云：“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我志如韬奋
1947年3月下旬，由于形势所迫，为安全起见，续范亭从绥德出发，辗转回到晋绥解放区。回归晋绥后，他相继移驻晋西北临县碛口附近的后山村、甘泉村、都督村。随着住处的转移，续范亭的病情不断恶化。幸运的是早于续范亭到达这一带的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等诸位老人，不时来看望慰勉，使他精神颇为愉快。在病中，续范亭一直注视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时时关注着解放区的政治生活，尤其挂记着晋绥老区土地改革运动进展的情况。每当听到土改中农民翻身的故事，他总是表现出由衷的喜悦。
必须到处无地主，人民方能有民主。
革命对象须认清，封建基础是地主。
这是续范亭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写的一首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1947年8月14日晚，续范亭突告病危。谢觉哉等几位老人闻讯立即赶来看望。续范亭自知将一病不起，便紧紧握住谢老的手说：“大局我看清了，我很乐观，望转告中央各首长珍重！”谢老对他说：“你放心吧！现在前方打得顶好，人民解放的日子快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前线，都极健康……”
得知续范亭病危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纷纷来信慰问。当续范亭看过毛泽东于7月13日从陕北前线写来的信时，感动万分。毛泽东在信中对他说：“迁入晋绥后，未知贵恙如何，极以为念。人民战争发展，极艰苦时虽尚未完，但展望是好的。我们在此都好。我身体比在延安时要好些……”此时，老战友罗贵波特地前来看他。他即问罗贵波：“毛主席怎样？过河没有？”罗贵波告诉他：“毛主席身体很好，还在河那边坚持战斗！”他听了无限深情地说：“毛主席身体要注意，他太辛苦了。我病在这里，不能为毛主席分忧，毛主席还来信慰问我！”他还极其感叹地说：“党对我太好了，我病了这么久，花费党和人民的钱太多了。我很惭愧，没有完成党给我的任务！”
续范亭是一个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在整风运动中曾“诚挚恳切地向党表示过要求入党的殷切愿望”。有的同志将他的要求反映到党中央，中央负责同志认为，续范亭并不是一般的党外进步人士，他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人士及全国人民中影响很大，入党后反而会影响这方面的作用。他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和反动派作斗争，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作用更大。这层意思，续范亭是理解的。这是党需要他这样，是从整个革命利益的需要来考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临终前在《遗嘱》中写道：“请求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秋，当续范亭闻知邹韬奋逝世和中共中央批准他临终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的消息时，他即以十分沉痛的心情，著文哀悼，并写下“我志如韬奋”的诗句；每遇他病情恶化，有人提醒他预留遗嘱时，他就会说：“邹韬奋早为我写好了。”
残酷无情的病魔就要夺去续范亭的宝贵生命，但却无法夺去他皈依共产主义的平生大愿。直到弥留之际，续范亭朝思暮想的，仍是他的党籍问题。
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54岁。噩耗传开，吕梁哭泣，太行哭泣，整个三晋大地在哭泣。在悲痛中，其夫人许玉侬满含眼泪向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奉上了续范亭的临终《遗嘱》：
敬爱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范亭自辛亥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真理，奋勇前行，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七七抗战之后，即欣然接受领导，参加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建设工作，想从此更好为人民服务，以偿平生夙愿。孰料范亭方奋力以赴之时，竟以身染重病，去延休养。在延数年，蒙党百般爱护，尤觉欣幸者，得以时常聆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教导。范亭奋斗一生，始于今日目睹解放区广大人民真正翻身，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每自不禁感奋，热泪夺眶而出。屡欲请求入党，作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以终余年，但以久病床褥，迄未提出。现范亭已病入膏肓，恨不能亲睹卖国贼蒋介石之行将受审，美帝国主义之滚蛋，与全中国人民之彻底解放，是为憾耳。范亭数年来愧无贡献，然追求真理之志未尝一日或懈也。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谨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专此谨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续范亭9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并转续范亭的家属，特致哀悼：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司令部并请转范亭同志家属：
接电惊悉范亭同志病故噩耗，至深哀悼。范亭同志于早年参加同盟会，即献身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百折不挠，在抗日民族战争期间，领导山西新军为坚持山西抗战与山西民主化而奋斗，功在国家。范亭同志在弥留之际，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忠忱，实令人感奋。本党决定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望我晋绥边区党政军民各方同志一致努力，继承范亭同志的遗志，与晋绥人民团结前进，发展与巩固晋绥解放区，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并望范亭同志家属节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3日为沉痛悼念续范亭的逝世，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送了挽词：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中共中央的唁电和毛泽东的挽词，是对续范亭毕生革命经历的最后结论，也是对一个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奋斗终生的革命者的高度赞誉。
《世纪风采》文 · 张 莉
[人民网-中共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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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啥会担任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
近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孟庆春编著的《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一书。本书以客观翔实的材料，对毛泽东实现人生辉煌的关键节点及他有怎样的未了心愿，作了生动的记述和剖析。他的人生辉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他的未了心愿，丰富了他人生的色彩，亦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绪。
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1925年10月，毛泽东再从湖南到广州，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关于毛泽东这一职务问题，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而斯图尔特·R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一书中则有不同的记述：“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据考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而《毛泽东年谱》对此则作了准确的回答。书中写道：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可见，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或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代理部长。毛泽东利用这一重要职务作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从而在国共合作史上书写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新篇章。
毛泽东上任后，正值中共在北方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奉倒段（段祺瑞）运动。以段祺瑞、张作霖为头子的北京政府，秉承日、英帝国主义旨意，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因此，全国主要城市纷纷举行反奉倒段示威运动。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当时人民的反奉情绪，对张作霖宣战，发动反奉战争。当时，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各地各级党部有指导宣传之必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向大会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最后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
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宣传大纲》及《通告》发出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
12月，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在此期间，他经常来所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1926年1月，国民党于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宣传部两年工作情况的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问题。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参加会议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称赞毛泽东的报告较其他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参加起草宣传问题的决议。经过他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了有章可循，对于改进和健全国民党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谭延恺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经常到政治讲习班讲演。2月28日，他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题为《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作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还在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课程，每周一至二次。他讲课过程中，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共出席了18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比如，在第12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的名义提出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案，会议决议通过。在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会议议决照准。在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宣传部的名义提议：“(一)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五一’节发表告工人农民电并在广州发一传单；(二)于‘五四’‘五七’纪念日发表通电”，会议议决交宣传部起草。他还以宣传部的名义请中央发起“五四”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案，会议决议照办。
在第25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宣传部的名义提出审定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案，会议决议照原案通过。在第26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请令财政部自五月份起每月拨北伐特别宣传党费3000元案，会议决议由提案人拟出具体计划书后再行决定。如此等等。
“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反军阀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统一与巩固。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革命方面。这时，国民党右派们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统一战线内部时隐时现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便越来越尖锐起来了。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斗争更加公开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这是一场关系革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是向共产党人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毛泽东义无反顾，和其他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道，同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十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反共决议。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操纵了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12月，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坚定地站到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最前沿。
《政治周报》正是在这种斗争的浪涛中诞生的。12月5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在《政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公开申明了它的战斗锋芒：“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主办的《政治周报》，拉开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反击右派斗争的帷幕。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了。毛泽东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使用的是“子任”笔名，即毛泽东）为题，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是北京执行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更是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反动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出来，造成了一个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反攻”专栏中，毛泽东发表《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等文章，集中揭露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的实质。
在《政治周报》第五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认为，右派的分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为什么？循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精采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以自己对国民革命的满腔热忱，深厚的思想文化素养，杰出的组织才干，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打破了先前一潭死水的局面，出现了新的生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对此曾有过高度的评价：
有一件事可以乐观的，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可以说比较地统一了，在深入于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由于毛泽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阅读连载《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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