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06
近来，有关报刊上刊有关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文史稿。事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笔者对当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资深外交官陈浩(曾任周恩来外事秘书，日内瓦会议参加者，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姚力(曾任周恩来文教秘书，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先遣组成员)、熊向晖(著名地下工作者，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日内瓦会议参加者)、王伏林(曾任周恩来财贸秘书，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马列(曾任周恩来外事秘书，我国驻匈牙利大使)等人的采访，得出结论是：根本没有这回事。
据我国外交界元老们说，周总理1954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美国著名的冷战骑士、国务卿杜勒斯曾下令与会期间美国代表团，任何人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当新闻记者在日内瓦机场问杜勒斯：“国务卿先生，你在日内瓦期间，除了在会场上将和中共的周恩来讨论问题外，还有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安排吗?”杜勒斯耸耸肩膀回答说：“记者先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坐车和周恩来的坐车在日内瓦大街上相撞。”
由于杜勒斯给美国代表团有这样一条禁令，所以日内瓦会议一结束，便传出了两条花边新闻：一是周恩来和杜勒斯在会间休会时不期而遇，当周恩来伸出手想与杜勒斯握手时，杜勒斯却旁若无人地离开了，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二是说杜勒斯勉强与周恩来握手之后，随即掏出手帕，将手擦了又擦，然后把手帕揣进衣袋，以此羞辱周恩来。谁知周恩来一见，也掏出自己衣袋里的手帕，将手擦了一下后随即将手帕丢进了垃圾桶，回击了杜勒斯。其实，这两则花边新闻是人们编造杜撰的。但这一编造也并非空穴来风。
据外交元老们回忆，当年的日内瓦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共有40多天，美国代表团从与会那一天起，就决心不让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和解协议。所以杜勒斯只出席约一周的会议就于1954年5月3日回国了，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主持美国代表团的工作。这位史密斯先生在二战时是带领美国部队在欧洲同德国法西斯作战的美国将军，他在个人观点上是愿意与新中国友好的，对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做法也是有保留的。据说他在私下里还表示过不同意杜勒斯不准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的做法。
据周恩来的英语翻译浦寿昌说，有一天在宴席上，史密斯曾主动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同他攀谈。史密斯夸浦寿昌英语讲得好，是地道的美国腔，还问他是在哪儿学的。浦寿昌也很友好地和史密斯应答。史密斯又赞扬中国的古老文明，说了许多与中国友好的话。浦寿昌回住地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听后对浦寿昌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会间休息时，当史密斯一个人走进会场吧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就在王炳南的安排下不经意地也走向吧台，结果和史密斯刚好相遇。因为周恩来事先已经知道史密斯对中国的态度，就装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样子。这时，史密斯右手夹着雪茄，左手端着咖啡杯，见周恩来要跟他握手的样子，连忙把原来端在左手的一杯咖啡迅速换到右手，以此向周恩来表示歉意：你看，我右手正拿着东西，不便和你握手了。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了招呼，还主动用他的胳膊和周恩来的胳膊碰了碰，表示友好。随后，他又一次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美丽的河山。还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列了不少中国瓷器。史密斯的这一做法既没有违背杜勒斯的命令，也表达了他的个人意愿，在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内传为佳话。也就是后来被人们传为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原型事实。
日内瓦会议快结束时，史密斯还曾在非正式的场合主动与周恩来攀谈，微笑着对周恩来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史密斯话说得非常友好，但仍避开与周恩来握手，那是军人出身的他不能违背上司命令的天职吧。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北京同尼克松会谈时还饶有兴致地对尼克松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不准与我们中国人握手的诫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说得尼克松和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外交元老们还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得悉杜勒斯敌视中国的态度后，仍然交代我国代表团全体人员：我方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遇上美国代表团的人都不要主动伸手要求和对方握手；如果美方人员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这就是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历史事实。李 勇
（《福建党史月刊》）
[中共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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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长解密：周恩来为啥留胡子 被称“胡公”?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元功编著。本书是一部凝聚着对周恩来、邓颖超深厚感情的回忆录。成元功曾任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历史地见证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作者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他在总理夫妇身边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说到周恩来的胡子，可以说在我见到的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胡子又黑又粗，而且长得特别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和下颏就会一片漆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给他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跟踪，甚至搜捕，他常常留起胡子，化装成富商和传教士，所以当年大家都管他叫“胡公”，一提“胡公”就知道是周恩来。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民主人士中仍有不少人称他“胡公”。
我第一次听他说有关胡子的事
我是1945年8月下旬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活很有规律，也很勤劳，虽然党中央给他们配备了工作人员，凡是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只要工作不是特别忙，都是自己亲手去做，从不劳动别人。比如洗手绢、洗袜子，周恩来都是自己动手，就是刮胡子，也都是每次刮完以后自己将刮脸刀和刀架洗净擦干再放回到盒里。
1945年12月，我随周恩来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当时他受党中央的委托和国民党谈判，并参加三人调停小组到全国各地视察，并做第三方面人士的工作。他工作特别忙，连睡眠的时间都很少，一些生活小事就不能亲自动手去做了。一天，他亲自示范，教我如何洗、收刮脸刀片和有关用具，并说，以后这些事就要请你帮我来做了。同时还交代说，以后凡是我不能用的刀片，就用手纸包起来放在一边，说明我已经换了新刀片，不能用的旧刀片，你可以拿去做别的用。我都一一照办了，他非常满意。
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粗，又特别快，一个刀片用一个礼拜就不能再用了。所以他用刀片比别人要多。有一天，他的刀片用完了，要我上街去买一包新的，我便跑到南京新街口当时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去买。柜台里摆着几种刀片，由于我是第一次给他买刀片，不知买哪种牌子的好。再加我们当时都是供给制，每人每个月发不了几个钱。尽管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邓颖超是国民党参议院参议员，两个人每个月有几百块银圆的薪水，他们都交给了党中央，和大家一样过着供给制生活，手头也没多少钱，从节约出发，我给买了一包中等的。谁知这样一来竟好心办了错事。第二天周恩来刮脸的时候，发现刀片不对，就把我叫去说，我胡子粗、又硬，这种刀片刮不动，你拿去给别的同志用吧!接着又指着旧刀片告诉我，你把它拿上，就照这种牌子的买。这时我才知道他刮脸只能用“老人头牌”的。
1946年11月，国民党不顾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决定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在撤离前，自然每个人要做些准备工作，比如买一些土特产、日用品之类。我个人倒是没什么准备的，因为我当时还没结婚，光棍一个。需要考虑的倒是由我负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首长。他们来南京一趟，多少得带一点东西回去，带什么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只有两样东西最合适：一是“老人头牌”刮脸刀片，这是周恩来需要的，是延安买不到的；一是茶叶，周恩来、邓颖超两位首长平时并无嗜好，唯有每天两杯清茶，而且带回去还可以作为礼物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些。经请示领导同意，我便上街买了150片“老人头牌”刮脸刀片和10斤龙井茶。买150片刀片是考虑周恩来每周用一片，可供三年之用，而10斤茶叶则是考虑到分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些，而余下的周、邓两位首长也可喝上一阵子。事后我向邓颖超作了汇报，她批评我说，茶叶买得太多了。我向她解释后她再没说什么。
我们回到延安后，紧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战争，再往后就是进城。刮脸刀片周恩来一直用到1949年进入北平城，仍然绰绰有余，而茶叶除了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余下的则成了周、邓二位首长的生活必需品。为了细水长流，邓颖超指示我，每次泡茶叶要放以前的一半。就这样，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基本上能喝上清茶。事后邓大姐表扬我说，小成，还是你做得对，想得周到，要不然恩来又要留胡子了。
1949年进城后，在周恩来的生活中，第一件需要解决的就是刮脸刀片，我几乎跑遍了北平城，后来总算在当时的王府井“王府百货商店”买到了50片“老人头牌”单面刮脸刀片。两年后，“王府百货商店”也没有了，只好托人到上海买。
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1951年春，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劳累，病倒了。开始是感冒发烧，后来低烧不退。中央保健委员会写报告给中央，建议让他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休养两个月。周恩来选定大连。5月底，我随周恩来到达大连，住在近郊黑石礁一个有一幢二层楼的小院里。开始，他只在院子里或者在院子外边的附近散散步，一个星期后，他提出要到远郊风景区或者公园去看看。这样一来就给我们这些做警卫工作的出了个难题。当时，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正在打仗，大连又和朝鲜隔海相望，还有不少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伤员。周恩来已是一国的总理，一旦被认出，必然招致一些热爱中央领导同志的群众的围观，而且暴露目标后，还有可能遭到敌机的袭击和美蒋特务的暗杀。经过和地方搞警卫的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让周恩来呆在家不是办法，也达不到疗养的目的，只有从不暴露目标方面考虑。怎么才能不暴露目标呢?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化装。可怎么化装，6月天又不好戴口罩，我提出让他留胡子，大家都同意，报告了邓颖超，邓颖超原则上也同意。于是由警卫秘书何谦利用周恩来上午在走廊看报的机会，把我们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听笑了：那还不容易。接着，他像讲故事似地说，过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时，就常常留起胡子和敌人周旋。
不仅如此，他还讲起了23年前一次遇险的故事。他说，2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也发生在大连，当时我和小超(指邓颖超)去莫斯科参加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初从上海乘日本轮船出发。当时周恩来留着胡子，身穿白西服，扮做古玩商。路过青岛，上岸吃了一顿饭。当时正赶上日本人在济南枪杀了我外交官，打死打伤我国群众数千人。他买了各种报纸在船上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到达大连码头上岸时，遭到了日本水上警察的盘问。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智斗，他不但泰然地应付过去了，而且要求日本警察给他和邓颖超找最好的旅馆住，并给他们买火车票。火车经沈阳到达长春后，发现再没有人跟踪了，这才下了车，住进旅馆。脱掉西服，换上了长袍马褂，和邓颖超去了莫斯科。……
从接受我们建议那天起，周恩来就留起了胡子，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两撇八字胡就长得很像样子了。他先是在内部活动，参观一个工业展览，又参观了一个体育馆，都是由大连市长韩光陪同。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改变了主意。一天，洗脸前他对我说，去拿开水来刮脸，这胡子不能留，哪有总理怕群众的道理。我一想也是，一国总理怎么能怕群众?这有个政治影响的问题。接着，他边刮脸边对我说，你们让我留胡子是从安全考虑，是好意。但这里有苏联驻军，美国飞机是不会来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是不会出问题的。短短的几句话，不仅打消了我的顾虑，也打消了其他人员的顾虑。
长征时留胡子是出于无奈
1952年春，周恩来用了多年的刮脸刀架突然坏了，这可是件大事。有外事活动他每天要刮脸，没有外事活动最长三天也得刮一次，没有刮脸刀架怎么办?你总不能三天两头让理发员来刮吧!唯一的办法只有去买。当时我骑着自行车到西城、东城、前门跑了两天，都没有买到像他用的那样的刀架。最后还是在“王府百货商店”买了一个能用单面刀片的刀架。但周恩来用着总是不顺手。他对我说，你把坏了的刀架拿到钟表店或眼镜店去问一下，看能不能修，最好能修一下。我按照他的指示，跑了好多家钟表店、眼镜店，包括有名的亨得利，都说不能修。
这一下可苦坏了我，为了能买到一个同样的刀架，在上海我找过，在苏联我找过，都没有买到。1954年我随代表团去瑞士日内瓦，心想，日内瓦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总会买到那种刀架。我和领事馆的同志两次去商业区，也没买到。后来我告诉了领事馆的刘绛文大姐(总领事温朋久的夫人)，并画了一张图给她，请她设法代买一个。两天后，刘大姐买来一个式样相同，只能用双面刀片而不能用单面刀片的刀架和一包刀片。我看了看说，不能用，非单面的不可。她说，这种刮脸刀具是当前市场上最好的，保证能用。那就请周总理试试吧。如果真能用，我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省得为一个刀片架再到处奔波。
有一天上午，周恩来没有活动，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他漱口的时候，拿出刘大姐买来的刀架和刀片装好，请周恩来试试。并对他说，这种刮脸刀是现在最好，也是最流行的，什么样的胡子也能刮。他不信，也不用。经我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试试，谁知一试，果然不行，脸没刮完刀片就不能用了。最后还是用从王府井百货商店买来的那个刀具刮好。这时，正赶上他心情好，他就像孩子一样，又一次讲起了他留胡子的故事。他说，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我留起胡子，有时装扮成商人，有时装扮牧师，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为蒙蔽敌人的视线。还说，30年代初，我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是留着胡子装扮成牧师走的。后来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直留着胡子，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刮胡子的刮脸刀。1936年西安事变，我就是留着胡子到西安去的。为了工作方便，才在西安我们的一个工作点，利用剪刀把胡子剪掉。
关于30年代周恩来留胡子的事，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一文中曾有一段描述：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我们都把他当外国人看，因为他满脸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着黑衣服，就像天主教堂的牧师一样。我们也看不出他的年龄，总把他当老人看。他对我们说话和气，态度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
周恩来刮完脸后走出卫生间，指示我把刮脸刀具退给刘大姐。他给我讲的关于他30年代留胡子的故事，在我心里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在我收集的照片中，就有几张是周恩来当年在延安留着胡子的照片。（《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成元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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