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16
朱熹的社仓，则显然具有NGO的性质，其运作保持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外。
中国的历史演进隐含着一条虽时有起伏、但总体保持向上的自由线索，体现在社会发育的层面上，秦汉之后，传统社会的自组织与自治能力，都可以说呈现出越来越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在士绅群体的倡立与组织下，民间结社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其中包括在一代大儒朱熹手里完善起来的“社仓结保”之法。
历史上第一个社仓，由南宋士绅魏掞之在绍兴二十年（1150年）创立于福建招贤里。稍后（1168年），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
宋儒设置社仓的初衷，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官方救济如常平仓不尽可靠，士绅应当担起造福乡里之责，建立民间的自我救济体系，这样，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也就不必全依赖于有司。
朱熹制订了一套完备的社仓结保制度，大体上是这么运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垫付一定数额的大米作为贷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社仓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年息20%），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此后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弥补仓米的损耗。
在朱子的规划中，社仓由地方士绅组织并管理；人户是否参加结保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强制、摊派的意思。不过，人户“入保”有资格审查：“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阙，不得请贷。”也就是说，有财力的人家不能申请社仓的救济。有的社仓还规定，“细民无田者不得预也”，将放贷对象限定在具备一定还贷能力之人的范围内。这是出于保障仓本安全的考虑。
从社仓的功能看，它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差不多，都类似于今日一些社会贤达所办理的农村小额信贷。然而，朱子社仓的立意与操作，都跟“青苗法”大不相同。王安石设“青苗法”，与其说是为“济民困”，不如说是为“富国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要收取20%的年息，而社仓尽管也收息，但达到能以息米维持运作的目标后即取消年息。
“青苗法”又由官府推行，用朱熹的话说，“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官吏品行不如士君子，在执行过程中，不但将年息提高到40%，且强行摊派，把“青苗法”搞成了典型的“害民之法”。朱熹的社仓，则显然具有NGO的性质，其运作保持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地方官员只在放贷及还贷时应邀前往监督，对社仓的业务并不能干预。朱熹相信，只要“官司不得抑勒，则（社仓）亦不至搔扰”。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宋孝宗采纳了朱熹之议，下诏推广社仓，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已“落落布天下”。然而，社仓在获得官府青睐的过程中，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这一NGO也慢慢变质，最后居然成了“领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并且跟“青苗法”一样暴露出“害民”的弊病。
南宋末的理学家林希逸说，“曾未百年，此法（指朱子社仓）亦敝，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而“蠧于官吏”的危害无疑更甚于“蠧于豪家”，因为官吏掌握着豪家所没有的国家权力。时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仓“蠧于官吏”的情形：一方面官府强制征收仓米，“拘催鞭挞无异正赋”；另一方面又将仓米挪做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未尝给散”。
于是，有了朱熹“再传弟子”黄震对广德军社仓的改革。广德军社仓是一个官办社仓，刚设立时还有点朱子遗意，到黄震于咸淳四年（1268年）任广德军通判时，发现这里的“社仓一年富于一年”，而“乡民一年穷于一年”，地方官视社仓为敛财工具，小民则“以为社仓不除，皆当逃避他郡”。对此，黄震提出“请照本法（朱子社仓之法）一切归之民”的改革主张，即恢复社仓的NGO本色，委任地方士绅掌管仓米借贷，官方只负责监督社仓“照官秤公平出贷”，不准插手社仓的具体运作。
朱熹的另一位再传弟子王柏说得好：朱子社仓的放贷还贷，由地方的士绅耆老“公共措置”，州县官“不须干预抑勒”。这项原则，应为社仓推行者“所当共守也”。一千年前，理当如此；一千年后，亦是理当如此。
吴钩 （历史学者）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