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21
周恩来被黄埔同学搭救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当时，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亦不幸被捕。如遭遇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键时刻，是一位名叫鲍靖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挺身而出救了他。
1927年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形势已万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严重的反革命逆流即将出现。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认定此信绝对是一个骗局，若真的赴约，极有可能是有去无回。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即便危机四伏，他毅然决定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来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飞语等具体问题，斯烈便环顾左右而言他。很显然，他是别有企图，有意在拖延时间。
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不好，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是乃调虎离山之计。他马上站起来说：“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周恩来厉声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吧。”
这时的斯烈真相毕露，声称：“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周恩来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一下子掀翻了桌子，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他义正辞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这位年仅29岁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已被扣留的情况下竟这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周恩来的怒斥下，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12日凌晨，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所设的圈套，只身一人前往第二师司令部“谈判”并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一会儿，赵舒和斯烈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
由于赵舒及时到来并劝阻，周恩来这才化险为夷，逃过一劫。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该大楼占领。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天“白色恐怖”的高潮，然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未料，这里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恩来即被该军第七团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搜捕，并被押送到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一间临时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一次东征时，他在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林虎包抄东征军的战役中立功，被提拔为营长。1927年3月下旬，何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到达上海，鲍靖中又被提拔为中校团长，他的团驻防浦东。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此时他暗自决定，要冒险救出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地不宜久留，否则诸事难料。于是他们一行迅速离开，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周恩来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抗日战争时期，鲍靖中曾在国民党第二十军团任副师长，后因负伤辞去军职。抗战胜利后闲居南京。1950年夏，周恩来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即委托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和副市长张霖之代为打听鲍靖中的下落。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周恩来陪苏加诺总统到南京参观时，终于如愿以偿与鲍靖中取得联系，他写了一封信给鲍靖中，致以感谢和问候。一年后，总理再次来到南京，特地看望了鲍靖中，并关照市政府领导照顾鲍靖中的起居。鲍靖中后来病逝于南京。(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附：“黄埔军校”是俗称
1924年黄埔军校宣布成立时，其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为“陆军军官学校”，悬挂在校大门上的牌匾就是由孙中山先生题写的这六个大字。“黄埔军校”因校址位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而得名。其实，“黄埔军校”是俗称，学校对外对内发表宣言文告和出版图书报刊的署名，从来不用俗称，而用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或简称“陆军军官学校”。
[新华网-中共新闻网]
相关史料
揭秘:周恩来上海除奸 恽代英蔡和森就义
话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班师回营，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这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发来电报，解除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简称中革军委）主席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机构；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被免去，复由项英担任。
原来第一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没有一部电台，苏区和中央的联系全靠交通员，来回一趟，至少要半年的时间。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张辉瓒的半部电台和谭道源的一部电台，但功率只有十五瓦，无法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第二次反围剿缴获了公秉藩的一百瓦大电台后情况就不同了。东固战前，毛泽东就从监听中知道这部电台功率大、信号强，嘱咐部队务要完整地把电台缴过来。红军指战员遵照命令，把这部大电台连人带机器缴了过来。这时周恩来从上海派来的机要干部伍云甫、曾三等人已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立即命令他们用带来的密码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电台联系。公秉藩的这部大电台果是好使，一下子和上海电台联系上了，上海——瑞金的无线通信渠道开通了，毛泽东向刘寅等人表示热烈祝贺。
在上海中共中央驻地的王明得到电台报告，知道已和中央苏区联系上了，也是非常欣喜。王明本名陈绍禹，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学校组织了号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宗派。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中共中央实权。他上台后，急于同中央苏区联系，但那时红一方面军正在反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没有电台，只好派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作为中央的代表去中央苏区指导工作。由于红一方面军已成为全国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部队，王明起初想把毛泽东拉过来，提升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但他慢慢发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同自己的看法往往相左，但苦于无法及时向中央苏区下达命令。现在好了，红军缴获了公秉藩的大电台，又和上海中央的秘密电台沟通了联系，王明便很方便地左一道命令，右一道命令，把率部夺取这部大电台的毛泽东的军职给免了，调他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总理）。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民主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就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时中央来电，通知苏区中央局，王明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已于10月动身赴莫斯科，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信还没有结束，上海电台忽然没有了信号，任凭刘寅怎样呼叫，但收报机里一片沉寂。
原来中共中央出了大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党的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蒋介石知道周恩来就在上海，但就是抓不住他们。他把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找去大骂一通，限令他必须尽快破获中共中央机关。徐恩曾挨了一通骂，垂头丧气地回来。这天恰巧是星期六，他把机关事务交代给秘书钱壮飞，循例带好密码本，坐夜车到上海玩去了。南京虽是首都，但若要销魂，还得到上海去。是晚，徐恩曾登上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的顶层，眺望着灯火闪烁的夜上海，真想大喊一句，周恩来，你们到底藏在哪里？
徐恩曾料想不到，周恩来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就是从他的手心里逃走的。原来周恩来考虑到上海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保护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特地设立了中央特科，由顾顺章和陈赓负责；还建立了由中央特科直接掌握的武装行动队——红队，专门负责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到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捕。周恩来闻讯大惊，他本来也是要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因临时有事没有去。陈赓奉周恩来的命令进行调查，很快查清是白鑫叛变，他为了捞取一大笔奖金，向特务密告了周恩来等人要在他家开会的消息。周恩来听完汇报，脸色铁青地说：“一定要想办法处决这个叛徒。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你们可以化装成电影队。”
遵照周恩来的命令，陈赓命令红队队员和特科中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打囚车，劫人犯。据可靠情报，敌人准备于8月28日晨将彭湃等人解送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研究战斗方案，决定红队队员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预先部署在囚车经过的道路上。这一招非常巧妙，上海有好几个电影制片厂，私人拍片的也很多。摄影队拍外景，要动用许多机器和职工，推机器的，铺轨道的，导演、摄影、演员、服装、道具一大堆人。拍外景必有群众看热闹，红队队员还可化装混入群众中。为了能挡住囚车，周恩来还让陈赓弄了一辆大卡车，装满大米麻包，停在战斗地点旁边。布置就绪后，陈赓开始行动。
1929年8月28日晨，上海的一条街道上出现了一支电影队，导演吼叫着布置铺滑轨、架机器。在导演的命令下，几十个人忙得团团转，周围聚拢来一大批看热闹的观众。电影快要开拍了，道具还没有来。陈赓正着急间，一辆摩托车送来了几个皮箱。陈赓忙命打开皮箱，不禁叫了一声“糟”，原来皮箱里的枪都涂着油脂，不能立即使用。他想叫红队队员把皮箱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擦洗油脂，忽然警笛大响，几辆装甲车押着囚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停在附近的大卡车按预定计划开了出来，横在马路中间，把路堵死了。装甲车上立即跳下几个巡捕，用枪逼着司机把车倒了回去。陈赓一看这正是下手的千载良机，可惜几皮箱的枪不能用，眼睁睁地看着囚车开了过去。
彭湃等人被捕后，坚贞不屈，终被杀害。周恩来闻讯，非常悲痛，找来陈赓，严肃地说：“我们一定要处决叛徒，为烈士报仇。”陈赓已侦知白鑫叛变后，找达生医院的柯麟大夫看过病。达生医院是由中共党员柯麟和贺诚开的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据点，党中央每月都要在这里开一次会。由于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单线联络的办法，白鑫在中央军委工作几年，竟不知这个医院是中共中央的据点。柯麟给白鑫看病时，查看了白鑫居住的范公馆的情况，得知他很快要去南京，回来后将对上海的党组织进行大破坏。
陈赓汇报了这些情况后，周恩来说：“好，我们一起到范公馆附近看一下。”周恩来、陈赓、顾顺章化了装，来到霞飞路上的范公馆附近，详细查看地形。霞飞路横插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周围店铺如林，行人如蚁。范公馆位于和合坊第4弄第43号，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前后门都有武装巡捕把守。周恩来对陈赓说：“把范公馆对面的楼房租一间下来，以便监视白鑫的动向。”他看周围都是小弄堂，可以埋伏部队，便于行动，便对陈赓交代说：“行动前，把队员埋伏在弄堂周围，出其不意，打死叛徒。”
地形看完了，周恩来回到机关，和顾顺章、陈赓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反复讨论细节，直到万无一失，才定下来，交特科执行。
1929年11月11日，白鑫将从上海动身去南京，时间定在晚上11时。此日下午，顾顺章、陈赓率数十名红队队员分散进入范公馆周围的小弄堂埋伏下来，弄堂口的马路上停了几辆小汽车，一切安排就绪，就等叛徒就刑。
这天晚上11时多，两辆汽车开到范公馆，白鑫由保镖等七八个人陪同，从后门走出来，向汽车走去。陈赓立即率红队队员冲出来，朝白鑫射击。弹雨向敌人飞去，范争波等人当即被击毙，守门巡捕赶来助战，也被乱枪打死。白鑫尚未中弹，向外狂奔，陈赓率队猛追，一阵紧密的射击把白鑫打倒。陈赓等人追到跟前，朝倒在地上的叛徒连连射击，把白鑫打得脑浆涂地，肝肠俱出。陈赓犹不解气，取过冲锋枪，朝白鑫一阵猛扫，直到把白鑫打了个稀巴烂，才呼哨一声，率领红队队员冲上弄堂口停着的汽车，分头撤离现场。是役，共处决敌人五名，击伤敌人数名，威震上海。
蒋介石本来在南京等着接见白鑫，徐恩曾前来报告，白鑫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乱枪打死。蒋介石听了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说：“这一定是周恩来干的。白鑫死不足惜，可惜的是我们又失去了破获共党机关的好机会。”他瞪着徐恩曾，不满地说：“你也太大意了。这么重要的人犯，你应该亲自去押解。现在倒好，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徐恩曾解释说：“委座，你是知道的，租界当局不让我们插手啊！”蒋介石一拍桌子，指着徐恩曾，训斥道：“可以化装去嘛。共产党在租界这样猖狂，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立即加强上海的侦缉力量。要和租界交涉，让他们破案。对武汉也要特别注意，九省通衢，共党重要人物过往武汉的很多，要布置得力干部，一定会有收获。”徐恩曾答应道：“是！我一定按照委座的指示去做。”
徐恩曾回来后，立即增强上海的侦缉力量，和租界交涉破案。另外把心腹蔡孟坚召来，让他立即去武汉张网。徐恩曾做了这些部署后，便等着大鱼上钩。
武汉古称九省通衢，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方的干部，南方派人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干部都要途经武汉。武汉也是中共中央特科迎接和护送重要干部的起始站和终点站。处死白鑫后，周恩来忙着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及聂荣臻、陈赓等人商量护送无线电干部去红区的问题。原来周恩来看到红军队伍日益壮大，但没有电台，通信联系十分困难，便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这些学员毕业以后，便由周恩来编制密码，交付给他们，派他们到各红军部队工作。学员们走后，周恩来又找顾顺章商议护送张国焘和沈泽民去红四方面军的问题。顾顺章原是一个魔术师，艺名化广奇，精明干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他参加了工人纠察队，表现勇敢，又有点子，当上了纠察队总队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多次率领“红队”镇压内奸叛徒，小有名气。但此人专横跋扈，生活腐化，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为此，周恩来决定将他调离特科，由陈赓、李强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周恩来把他找来，批评了几句，即让他护送张国焘和沈泽民去红四方面军。顾顺章把张国焘、沈泽民送到武汉，和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护送干部接上了头，完成了任务。这时他不赶快回上海，反而抛头露面，在武汉游荡，被中统驻武汉特派员收买的叛徒认出来了。
这天，顾顺章在武汉看到新市场游艺场招聘魔术师，顿时技痒，遂以“化广奇”的艺名应聘，大登广告。他的艺技确实不凡，吸引了许多观众，顾顺章心里乐滋滋的，完全忘记了这是白区。俗话说乐极生悲，正当他在舞台上表演时，特务们在叛徒的指引下进入剧场。这时顾顺章正在表演“大柜藏人”这个节目，忽见三三两两的短装汉子进了剧场，分头向舞台逼来，暗叫一声“不好”，遂就表演内容立即藏入柜中。特务们一看有趣，遂停止逼近，看他的戏法。孰料顾顺章早就下了暗道，“化广奇”助手把大柜木板全部打开，观众只见台上只剩几块木板，大师不知何处去，不禁热烈鼓掌。特务们情知上当，喊叫着冲上舞台。顾顺章狼狈逃命，飞快下楼，眼看就要逃出虎口，不料楼梯口上早已站着几个特务端着枪等着他，这时后面的特务闻声赶来，顾顺章走投无路，束手就擒，当天叛变，供出一切。他知道南京中统特务机关的大本营里有中共地下党员，恳求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不要将他被捕的消息告诉南京，以免走漏消息，好赶回上海把周恩来等人一网打尽。但何成浚为了向蒋介石邀功，于当夜，也就是1931年4月25日的晚上向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发去电报。
这天晚上又是周末，徐恩曾照例乘夜车到上海玩女人去了，中统大本营里只有徐的秘书钱壮飞坚持工作。这钱壮飞是奉周恩来之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深受徐恩曾信任。这天晚上，他接到武汉发来的六封急电，件件都写着“徐恩曾亲译”。什么事这么急，又这么神秘呢？密码本由徐恩曾随身带着，但钱壮飞早已偷着复制了一本。他当即掏出密码本来，把六封绝密电报译了出来。不译则已，一译不禁浑身冒冷汗。顾顺章叛变，这还了得，他知道上海所有的共产党机关和周恩来等人的住处啊！钱壮飞立即把女婿刘杞夫找来，让他即刻坐火车去上海，把这件天大的事告诉上海党中央。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处理了有关事宜，给徐恩曾留下了一封信，警告他不得对自己的亲属进行迫害，否则要将他的丑事公诸报界，随后乘车去了上海。
刘杞夫当夜赶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报告了顾顺章叛变之事。李克农大惊，立即派聂荣臻去周恩来的住处。估计到周恩来有可能不在家，李克农又派陈赓到周恩来常去的生黎医院。聂荣臻、陈赓立即分头行动。
周恩来果然不在家，但邓颖超在。聂荣臻顾不上寒暄，紧张地对邓颖超说：“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马上搬家，马上搬家，现在就搬，我来帮你搬，搬好后我去通知周主任。”说着，按特科预定的应急方案帮邓颖超搬走，然后去生黎医院找周恩来。
周恩来已经接到陈赓的报告，当时他正在生黎医院和陈云谈中央的事，得知这一惊人事件后，即对陈云说：“这是非常事件，来不及找人商量了。我要立即布置应变，希望你支持我。”陈云说：“恩来，立即行动吧，我协助你。”这时正好聂荣臻赶来，向周恩来报告了搬家的事。周恩来欣慰地说：“好，谢谢你。现在你和陈赓立即行动，凡是顾顺章知道或可能知道的各机关全部转移，所有顾顺章认识或可能认识的同志一律转移或离开上海，凡是顾顺章知道的一切联系路线和秘密工作方法全部废止，切断顾顺章和党的一切联系，这些工作必须在今日全部完成，现在马上行动。”聂荣臻和陈赓奉令走后，李克农又紧张地赶来报告周恩来：“据可靠情报，顾顺章的亲属已知道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准备叛变投敌，他们可是知道中央许多领导人的住址啊，要不处理，那就太危险了。”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你和赵容（康生）立即组织特科行动，处决全部叛徒。”
顾顺章早有异心，私自设立了电台。他叛变后，即通知上海亲属立即投敌。他的亲属们接电后，赶快整理文件，准备出走。这时红队队员们赶到了，叛徒们持械抵抗，当即被训练有素的红队队员击毙，所有文件，包括顾顺章写好、还未寄走的给蒋介石的告密信都被搜了出来带走。
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的第三天，顾顺章才坐着军舰到了南京，蒋介石下令赐见。顾顺章被带到总统府后花园时，只见蒋介石骑着高头大马在慢慢地遛，过了好一会儿才勒住马。顾顺章被带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在马上用马鞭指着顾顺章说：“哦，你就是顾顺章，你只要能改邪归正，我是不杀你的。好了，我还要遛马。”说完驱马走了。顾顺章受此羞辱，欲哭无泪，谁叫自己当叛徒呢？
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南京、上海的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大肆搜捕，但中共机关和干部全部转移了。顾顺章眼看处处扑空，靠周恩来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希望落空，失望地对徐恩曾号叫道：“都跑啦，我叫武汉不要向南京发电，他们偏要发，他们是党国的罪人。”徐恩曾见他大骂自己的心腹蔡孟坚，不禁大怒，呵斥道：“你这个共匪，不杀你就够便宜了，还敢胡说。你再想想，监狱里还有没有隐藏下来的共党要犯？”顾顺章眼一转，大喊起来：“有啊！恽代英就关在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马上就要出狱啦。”他见徐恩曾迷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就是那个抓破了脸的王作林。”徐恩曾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带着顾顺章回南京。
恽代英确实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他被捕后，化名王作林，抓破面皮，一直未被敌人认出。陈赓通过地下关系，买通高等法院法官，只判处他两年徒刑，后又决定提前释放。恽代英得到消息，正准备办手续出狱，不料突然一伙军警拥进监狱，把他抓出来过堂。他抬头一看，案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官员，白净面皮，文质彬彬。此人带着笑问道：“恽代英先生，你真有办法，把我们骗了这么长时间。”恽代英大吃一惊，但仍镇定地说：“先生，你肯定弄错了，我不叫恽代英。”那年轻官员也不发怒，命令把顾顺章带上来。恽代英起初不信，等到顾顺章被带上来后，才知顾顺章确已叛变。顾顺章劝恽代英：“这位是中统局徐恩曾局长，他很欣赏你的才干，代英你就投降了吧。”恽代英破口大骂：“叛徒，无耻！”顾顺章被恽代英骂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徐恩曾乃苦劝恽代英投降，恽代英坚不投降，骂声不绝。徐恩曾见劝不动，便下令行刑，一声枪响，恽代英倒在监狱的院子里。
杀害了恽代英，徐恩曾夸奖了顾顺章几句，又问他：“你还能抓到谁？”顾顺章想了一下说：“听说蔡和森在香港，我去把他抓回来。”徐恩曾马上表示同意，嘱咐说：“好，你带十几个人去把他抓回来。香港是英国人管的地方，行动要迅速，秘密。”
1931年6月初，顾顺章在香港发现了蔡和森，带人密捕了他，塞进一只箱子，用船运了回来。蔡和森在两年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来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于上一年11月去莫斯科任团长后，他奉调回国，刚到香港。蔡和森被押回后，徐恩曾多方劝降，蔡和森坚贞不屈。徐恩曾大恼，令人把蔡和森用钉子钉在城门上示众，逼他招供。蔡和森视死如归，敌人乃用刺刀刺穿他的胸膛。
接着，顾顺章又侦捕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供出了中共的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颖超闻讯立即转移，再次紧张地布置应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迫停止活动。苏区中央局在瑞金突然接收不到上海电台的信号，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于周恩来名声太大，国民党军警宪特全力搜捕。中共中央决定他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瑞金工作，直接领导苏区中央局的工作。1931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头戴鸭舌帽，化装成一个熟练工人，和护送他的人走下楼来。邓颖超为了避免别人注意，未走下楼，只能从窗帘缝里目送周恩来远去。周恩来在上海坐船到了汕头，又装成画像先生坐火车到潮安，再换乘轮船至大埔。在清溪上岸后，由大埔交通站护送去苏区。从这里开始，只见沿途碉堡如林，岗哨密布，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巡逻队络绎不绝。周恩来在六名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晓宿夜行，专走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经过十几天的行军后，终于到达苏区的上杭县，略事休息后又前往瑞金，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本文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张涛之/著 新华出版社）
[新华网-中共新闻网]
红色中央秘迁瑞金始末：周恩来三次易装过险关
1927年4月12日，正当国共两党携手进行的北伐革命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针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貌似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撕下伪装，下达了分共密令，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一人漏网”的鼓噪下，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曾因大量共产党人云集于此，国民政府中枢所在而被誉为“赤都”的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中国共产党被迫完全转入秘密地下活动。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擦干了心中的泪痕，从失败的血泊中奋勇起身，将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了昔日的大本营———上海，继续领导和开展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
然而，历经了艰苦卓绝的4年地下斗争之后，由于熟知党内机密的高层领导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其自身安全顿成累卵之势。同时，各类反动暗探、叛徒、工贼四处刺探钻营，撒开一张张无形的大网，妄图找到中共中央机关，彻底瓦解和破坏上海的地下活动。
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首脑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从1931年起，陆续将中央机关秘密迁至江西苏区的瑞金。
红色中央被迫秘迁苏区瑞金
事情还得从1931年初说起。是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农民部长张闻天、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其中，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领导层中，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是在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领导上层的。也正是这二人几乎给上海的中央机关带来灭顶之灾。
3月下旬，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受中央指派，护送张国焘、沈泽民到鄂豫皖根据地，并负责护送一批武器去江西瑞金。临行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千叮万嘱，要求顾顺章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党内地下斗争的纪律，任务完成后即刻返回。
可是，在武汉送走了张国焘、沈泽民二人，完成了武器交接之后，顾顺章就将周恩来的叮嘱抛之脑后。他不顾秘密工作的纪律，化名“化广其”，在汉口新世界游艺广场重操旧业，公开登台表演魔术，企图赚点外快一尽欢娱。4月24日，正在台上表演“枪击活人”的顾顺章被叛变邀功的王竹樵发现，当即被捕。
试玉3日，辨才7年。没有严刑拷打，仅是利害诱人，在特务们轻巧的利诱劝说下，谁也无法料到，大革命之初就投身革命，并且为党的隐蔽战线做过大量有益工作的顾顺章就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非比一般，由于多年掌控特科与交通，他的身上全是党的最高机密。尤其是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规律、方法、诸多领导的驻地、相互联络的手段及任务，他都了如指掌。直到多年后，负责抓捕和诱降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特务头子蔡孟坚，在他的垂暮之年还不无遗憾地谈到：“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打击。”
顾顺章叛变之后，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的前十几个小时，周恩来单线领导并安插在中统头子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并将解往南京的电报。他立刻跳上火车，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立刻采取断然措施，改变中直机关的秘密工作方法，更换各地与上海中央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将常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同志转移出上海。
这样，顾顺章与国民党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上海的党中央首脑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
不过，顾顺章像一条疯狗一样，在上海街头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先后出卖了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和蔡和森。在随后不久的6月21日，他设计抓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因出身工人的经历坐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虽然身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但那也只是名义上的，负责实际工作的还是周恩来。
向忠发也是个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与顾顺章的叛变如出一辙，向忠发还没有被上刑，就跪倒在了敌人面前，并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以及中共秘密机关业已变换的新地址。幸亏事前已得到消息，待向忠发带着大批特务赶去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已经闻讯转移。
天道还报。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3天，尽管向敌人不停地摇尾乞怜，但由于供不出更多的党内机密，已经百无一用，被押上刑场处决了。顾顺章行尸走肉般地多活了4年，在1935年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内讧中，被对手愤然处死。
很快，在稍稍稳定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重新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由博古负总责。同时，鉴于上海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已经很难立足并生存下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之后，临时中央首脑机关全部秘密迁至中央苏区的瑞金。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及命运的秘密大转移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
周恩来三易装束过险关
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使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处于了一个最为危险的境地。由于长期在党内最高层工作，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起，周恩来就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不少人都熟悉他。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几年间，顾、向二人与周恩来同是特委负责人，平时相处甚多，彼此非常熟悉对方的生活规律、脾气与秉性。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务必尽速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广东方向的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快步离去。
到码头后，他们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此时，中央特科的神枪手，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平确信无异后上前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离开了码头。
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周恩来到中央苏区。
经过几天的颠簸，轮船抵达广东汕头。当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住进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来二人踏入旅社后，他们却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集体合影照。飒爽英姿的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居于照片中央。
事不宜迟，周恩来果断起身，带着肖桂昌立刻离开“金陵旅社”。当地交通站大吃一惊，权衡再三，决定让周恩来二人立即搬迁到该市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
如果说头天的住店是有惊无险，那么次日赶火车的旅途上就着实让人捏了把汗。次日大早，周恩来与肖桂昌匆匆起身，周恩来第二次改易了装束。这次，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带上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改扮成一个画匠。增加了交通员黄平相送。三人按照计划，准备坐火车到潮安，然后转往大埔。
三人原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3个人，太显眼了，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不料，就在三人汗流浃背地挤进三等车厢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那位忙碌的检票员认识周恩来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曾短暂地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眼前的这位检票员是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多次给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一惊，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一面连忙把帽舌拉低，转过脸望着窗外。肖桂昌大惊，他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短枪，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了周恩来。已经明白事态有些不对的黄平在与肖桂昌交换了一下眼神后，主动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车票，就用手指着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黄平连连点头应承，等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这一次总算蒙了过去。
到潮安下车，吃过午饭便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们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后经由此地转往闽西苏区福建永定县。这一带是赤白交界的封锁线，土匪成群，经常拦路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冈寨一带修筑了碉堡，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
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第三次改换装束，这次他改扮成了当地“土豪”，头戴礼帽，身着对襟府绸长衫，活脱脱像个当地的土财主，那形象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当天深夜，在当地交通站6名武装队员的护送下，他们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过封锁线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村。永定交通站的负责人张发清和4个交通员接过护送任务两天后到达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应邀在团代会上作了3小时的形势报告。这时，中共闽粤赣省委已派了两个精干的马夫带了两匹好马到永定接周恩来去长汀(旧称汀州)。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周恩来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周恩来在长汀停留了3天，便骑马向瑞金出发，于1931年12月底到达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第二天，他电告临时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项英、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从此，以红都瑞金为依托，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作者蒲永能王犁田\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主任、干事)
[解放军报 20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