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5-23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资料图）
彭德怀被批斗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 著
【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
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 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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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给彭德怀平反的内情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了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误认为是非已经判明，过火的批判可以过去。
1961年9月1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彭德怀的请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10月30日，他与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长沙。11月3日，他回到了出生地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多月中，彭德怀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给群众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会见。他还写下了五个实地调查报告。
12月17日，他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中央将于1962年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数千人的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内心为之一振。他认为，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存在了，误会一定能够消除，他对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于是，12月26日，彭德怀从故乡带回五份情况确凿的调查报告，赶回北京。这些报告反映了落实农村政策、农村形势好转和尚未解决的问题。
然而，这次大会给彭德怀带来的却是有喜又有忧。
喜的是，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点错误的总结，是正确的。忧的是，这次大会提出了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彭德怀请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从所发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看到了关于庐山会议的评价。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讲到庐山会议时说，彭德怀在庐山写信“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听到和看到这些，彭德怀大为震动。
三年来，他一直等待着毛泽东转变看法，同他消除误会。然而，“七千人大会”使在庐山会议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降临到彭德怀头上，这使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整个身心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
于是，1962年春天，他伏案数月，于6月中旬完成了长达8万2千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并于16日呈送中央办公厅。
为了便于中央同志审阅，彭德怀在把信送给杨尚昆的同时，还附送一封给杨尚昆的短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的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惟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潦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接到信后，打印了多份，分送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彭德怀这封信共分为5个部分：
关于庐山会议问题；
关于高饶联盟问题；
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
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
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在这封信中，彭德怀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涉及的对他“算历史账”的事件，在从严作自我检查的同时，澄清了历史真相，批驳了不公正的指责。他向党陈述：“我不是什么‘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错误。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三年来，未作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来烦扰中央同志时，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屈和苦恼心情。恳希谅察。”
对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内容，彭德怀指出：“我对少奇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对于“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他9次与外国人接触的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他接着说道：“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对于“高饶联盟问题”，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往来，“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七千人大会”后，许多人都平了反。然而，彭德怀的信却使毛泽东大为不快。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了彭德怀，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到了8月22日，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申明：“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我过去所犯错误是根据自己当时对客观情况的认识而见之于言论和行动的，没有做过明知不对而有意地去维持所谓‘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为此，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有怨恨的。……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但是，彭德怀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谅解”和“鉴察”。这些信反而成了他“翻案”的新罪证。
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并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论断，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著名论断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口号的提出，对于彭德怀的平反是个不祥的预兆。
这次全会批判了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新的进攻”，并把彭德怀与邓子恢、习仲勋三人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事件(即中央主管农业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所谓“高饶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会后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尽管这个委员会是彭德怀所希望的，但它所采用的方法却不是彭德怀所希望的。
对于彭德怀的审查主要开列下列问题：
历史上的问题；
篡党篡军问题；
里通外国问题；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
大国主义问题。
随着专案组的成立，对彭德怀的审查也逐步升级。“旧账”和“新账”一起算。专案组还派人到湘潭彭德怀1961年底回去调查的地方进行反调查，并给彭德怀又戴上许多新的罪名。对于他的住处吴家花园，也被高度“保卫”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得不于这年年底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强加给他的所谓篡军问题、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等，全都作了说明。
从此以后，一直到彭德怀去西南三线担任副总指挥前，他再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信。
几次写信，给他带来的灾难太多了。
[中共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