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5-30
林彪争主席触怒毛泽东：“庐山的事没有完！”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4月11日，林彪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1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7月中旬，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况时，又讲到一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要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此后，在庐山开会期间，即8月25日政治局会议开会前，毛主席分别找林彪和周总理谈话，都谈过不要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上，毛主席还严肃地说过：“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话。毛主席的想法、意见和决心应该说再明白不过了。
可是，林彪在野心的驱使下，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后来交代，5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谈话时还在强调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并要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宪法要写上国家主席一章。7月间，叶群还向吴法宪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实图谋。
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没有认真考虑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8月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印发给常委的语录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还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8月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中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大量刊登了我的讲话内容。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
8月25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他那里，我吃完饭就赶紧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第六号简报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您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后，时间已到下午2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那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8月25日晚，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那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了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部分。黄永胜上庐山后，销毁了他的发言稿。我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要我先检查，他说，你争取第1个检查吧。8月27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恢复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感到第一次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改后印发了。
8月26日到30日的5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于28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写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和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1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他们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他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2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了。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检讨后请假了。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5日，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
9月5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个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10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1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10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10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10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送他们，这些人还照了集体相。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走了。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会议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会务人员。那天因为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相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掌灯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脑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立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握着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7张单人沙发摆成1个半圆形，每两张中间放着1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把椅子上。立灯关着，房间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根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为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们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后，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讲具体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处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气愤地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做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1个1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革”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那5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当该发放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指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做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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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陈伯达叫嚷设国家主席是阴谋呢？
为什么毛主席说陈伯达提出要他再当国家主席是阴谋呢？这里面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在里面，需要细细分析解剖才会明白。
当时，刚刚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曾担当的国家主席职务尚无人接手，而党内高层能胜任此职务的人有哪些呢？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林彪四人。
朱老总的年龄很大了，他不会任该职，也不想任该职，更何况阴谋家们也对他又打又拉，他的近况也不是很好。1959年的那次庐山会议上，朱老总曾和稀泥地批判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不同大家商量，搞得大家都骑虎难下，也间接批评了毛泽东打印彭德怀书信下发中央委员未同大家商量的独断主义。之后，毛泽东接话讲，说朱老总讲话是隔靴搔痒。朱老总包括写“群言堂”的董必武等许多老革命早就对毛不发扬民主、一个人说了算有意见了，因此，朱毛之间也有相当的隔阂了。朱老总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是绝对不会当国家主席的。
周恩来总理也不会当国家主席。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大管家”，整天大家都去搞什么思想、路线、方针、语录的，工业、农业、科技等等所有行业的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就会乱成一锅粥。如果真的那样了，一定会发生比大食堂饿死人、闹饥荒的百万人流严重得多的事件。那个时候，经济十分薄弱，要不是知识分子爱国心切，勒紧裤腰带搞出原子弹等东西来，国家真的是很危险的。所以，周恩来总理不可能去当国家主席，除非当时有人接替他。按说，毛主席先前曾有意向让上海书记施庆柯当总理，但是中央集体通不过，而后来大跃进结束了，施搞的大跃进那一套证明是错误的，不得人心，后来更无市场了，因此，文革期间由他当总理就不可能了。大大小小国家事务一大堆，错综复杂关系难协调，总理位置无人接手，那么周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和闲暇时间当国家主席一职了。
再看毛泽东，他是中共中央主席，熟读中国历史，知道很多中国典故，刘、邓被打倒就是他一手导演的。毛先前当过一段时间国家主席，后来因为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错误，退居第二线，国家主席只好让刘少奇接任了。这种情况下的职务变动，对他这种性格来讲，是不会服气的。但是，如果整倒刘少奇后，马上接手国家主席，那么，国际国内会怎么评论他呢？说他篡权？评他修正主义？或道他阴谋家？...那将会自毁名声。大家会认为，原来您搞刘少奇倒台，不过是想再当国家主席呢。所以，毛反复多次讲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他甚至说：“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就如孙权要曹操称帝一样，是要把他架在火上烤。但是，他说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不能再将这层窗户纸通破。人总是得讲个脸面的。所以，毛主席六次表态不当国家主席，也主张不设立国家主席，反正他长期担任的是党的主席职务，外在可以认为就是这个党主席第一，名声上也十分光彩。毛泽东在中共夺取天下后逐步有了封建帝王思想了，没有这个破鸡蛋裂隙那些苍蝇是不会在此到处乱飞的 。但是，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种种本本提醒着他“不能马上接手当国家主席”，毛在这一方面是一点也不糊涂，也没有人能糊弄得了他。
陈伯达呢，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可是，他还想往上爬，他很不满足，他认为他的理论水平在张闻天之上，作为在莫斯科一起学习时的同期同学张闻天可以做中共总书记，他为什么不能呢？在延安时，他的阴谋诡计，有意识地借古典或教条理论对毛旁敲侧击言事，离间中共中央高层，给张闻天下套，端掉了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而后还特别有讽刺意味地提出要张闻天也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意图拉平他同张闻天的地位，这是小人非难张闻天的小动作。当然，毛很乐意这么颠倒一下，但陈伯达没有能够得逞，张闻天借东北发展形势需要干部之机，远离了是非之地。毛泽东和张闻天的矛盾，完全是陈伯达一手挑起制造的，陈伯达最嫉恨张闻天。在延安的时候，大家对一个领导人的秘书有如此野心和阴谋没有在意，也完全没有细想这些问题。是谁支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呢？还是陈伯达，因此他有功劳，让他当上了中央文革组长，但毛泽东最初也没有识破他的野心和阴谋。陈伯达是什么意图呢？他就是要一个一个地挤掉排在他前面的国家领导人。他知道他是没有资格当国家主席的，他不过是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然后因为自己有功，而林可以使他自己的地位再向上攀爬一层，最后再找机会收拾林彪。
林彪呢，当时已经在党章上署明确为接班人了，可是，为什么他还想当国家主席呢？这里有确实受到陈伯达挑唆的一面。陈伯达自以为曾是毛的秘书，同毛在一起长达31年，毛很信任他，他认为他有十足的把握劝说毛设立国家主席。陈伯达劝毛接手国家主席，是阴谋家们的最后一张牌了。毛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毛说“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看来，只要再设立了国家主席，那一定是林彪的，他也就玉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顺水人情，说不定还有他陈伯达的份儿呢，何乐而不为呢？
实际上，毛非常在意国家主席，而不是真的谁想当就能够让他当的。国家主席，那是一个烫手的山芋，陈伯达有何能何德？毛主席慢慢地看出端倪来了。他太了解陈伯达了，毛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阴谋家和林彪搅混在一起。历史上有很多太子，因为结党而被皇上废了的，毛更担心林彪结党。太多的秘密让林彪这些部下知道了，他还有什么权威呢？然而，陈伯达自以为他是毛多年的秘书，有学问，很聪明，他哪里在乎毛泽东的多次警告呢？林彪后来有了刺杀毛的计划，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陈伯达借机透露的东东西西,林于是很忧虑毛的心机太深沉太厚黑...。事实上，陈伯达阴谋诡计挑逗事端，整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等人的目的，就是想要自己的地位不断靠前。陈伯达的心机是很深的，他往往打着自己是理论家的旗号，糊弄、蒙蔽了不少人，也极其阴险狡诈，没有人想到他是如此的富有心机和野心，只有长期同他打交道的毛泽东深切了解他，因此，毛使用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门神——钟馗的。
细细研究陈伯达的所谓理论，那完全是故纸堆里的东东西西，拼凑别人的货，结合不了实际情况，又没有什么理论创新，更谈不上什么理论家。陈伯达甚至后来怂恿林彪鼓吹毛泽东为天才理论家，要林彪提高毛著作中“老三篇”的地位。实际上，“老三篇”很多方面留下了陈伯达的痕迹，这可能是陈伯达他个人觉得最为得意的东西。局外人是不明白的，毛在后来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一定程度也受到了蒙蔽，于是他要大家多读书，不要“上这个黑秀才的当”。为什么文革中林彪要语录不离手呢？要发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呢？这也是陈伯达的鬼点子。毛泽东语录的编辑，很大程度上是陈伯达化了很大心血的，他甚至认为其中许多部分就是他的语录。广泛宣传这本语录，就是在暗地里宣传他陈伯达。陈伯达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主意打定，有朝一日，改头换面，这本语录就完全可以整成两人合作语录了。
林彪长期有病，这在中央都是人人知道的事情，陈伯达更是非常清楚。林彪等人后来说，是上了老夫子（陈伯达）的当了，这个话也不假。林彪弄武打仗很有一套，搞文那就很是不行了，所以，他很想借重毛泽东身边的文人陈伯达，于是两人连起了手，他很多方面都找陈伯达出点子。林彪当年连国防部长都不想当，还是毛泽东生了几次气，才勉强挂任的，这之中有毛泽东对牺牲了的林彪哥哥的感情，也有对林彪打仗才华的赏识。作为秘书的陈伯达，没有不多次为这事奔跑于毛、林之间的。林彪处处捧颂毛主席的招术，可能就是陈伯达的烂点子。按照林彪一贯的风格，它是不会这样阳奉阴违的。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时，毛又提起林彪当年写的那封让毛下台、由彭德怀来指挥作战的信时，彭要林当面澄清，结果林承认彭德怀没有唆使他写这封信。一个不会使用这种手段的人突然大搞捧颂，阳奉阴违，那将是何等的别扭啊！明人一看就非常虚假，也只会越来越让毛泽东生厌的。
在一个单位里，人一旦升到第二位置，任何时候都担心掉下去，因为再前进一步就可以达到按自己旨意任意发挥的第一位置了。这种条件下，不成功便成仁、赌一把的思想很容易助长起来。陈伯达的野心就是走近林彪，然后给林彪灌输东东西西，让他的思想混乱，然后借毛泽东的手，乘势打倒林彪。那么，如果继续打倒了二号人物林彪，作为仅次林彪地位的陈伯达，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当上中国最大政党的继承人了么。这就是陈伯达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惜，毛泽东察觉到了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和险恶用心。
毛在关键时候拆散了陈伯达和林彪搭伙，这对阻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泛滥起到了一定作用，否则，中国还会出更大的乱子。
历史上，中国文人，特别是心胸狭隘的小文人，总是喜欢不断地搞出一些东西来，瞎折腾几下子，越是将国家和社会搞得不堪入目越觉得自己有本领，越是让有创造才华的人荒废时光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以此达到显露自己的才华和锋芒来。实际上，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小文人沉浸在自己天地里的折腾完全是一种慢性自杀，他们不仅戕害自己，还在糟蹋这个国家和社会。阻止别人创造，自己的生命也在不停地像柴火一样被耗尽，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重视过去的文化沉积，我们更应该重视今天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创新。一切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是要为我们人类现在和将来服务的，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氛围和体系来正确评价中国文人的能力，那就是文化创新。如果一个文人没有多少文化创新——属于自己的先进思想和成果，他的东西就是多在拼凑故纸堆的东西，他的著书立学必然流之不远，其对社会发展进步也不会有多大推动作用和意义，也必将为历史所淹没，所以，即便文字考究那也是当有自己的鲜活的物什。只会写文章，没有影响周围或助力社会发展进步的、科学而合于实际的创新，一百篇一万篇文章那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过是荒废自己的时光罢了。
我们知道，要有所创新，就要舍得下功夫去研究，去实践，脚踏实地地认真干起来，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居然还有相当多抄袭论文、购置文凭的领导干部和所谓学者，大家还不以为耻，学风不正已经到了绝境。这真是共和国前所未有的悲哀！
中国多少年来一直是人治社会，有人治就必然培育出耍阴谋、弄诡计的角色，这好比是有买家的需求，就会有卖家制造产品来供应。我想说的是，中国如果不彻底从法律上、制度上完善治国策略，不改变人治的统治模式，不真正实行人民大众民主选举“当家人”的路子，那将只会一代又一代地产生若多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们会不择一切手段来搞乱中国，达到个人执权行霸的目的。这样下去，对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是极其危险的！何止是民不聊生呢？！
从时间上来说，那些阻止民主制度落实的人们，也是相当值得警惕的！因为，他们害怕真正落实人民民主制度后得不到应有的东西了，实现不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大有好借助垄断权势攫取权力的野心，这也是他们无法逃掉的符咒。推迟一天民主政治的落实，他们就会觉得能增加一份获取自己最大权力和利益的希望。所以，现今中国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当觉醒！历史已经前进到了我们不能稍有懈怠的时刻，任何侥幸心理都将可能葬送改革，给我们未来的中国带来沉重的灾难！我们不可回头，我们必须披荆斩棘！战斗到底！惟此，中国人才会真正有光明的未来！
[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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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身边擅长阴谋的钟馗——陈伯达晚年对几件大事的回顾[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