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历史又添新证日本无琉球主权，还奢谈钓鱼岛？

南京大屠杀历史又添新证 日本无琉球主权，还奢谈钓鱼岛？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1-11

南京大屠杀历史又添新证

新华网南京１１月１１日电（记者蔡玉高）记者１１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纪念馆近日获赠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第一手实证资料，清楚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屠杀、强奸等无耻罪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又一力证。

据介绍，这批资料由美国基督教会妇女学习访华团捐赠，主要包括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先生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０日发给美国基督教会总部的打字稿及在南京的照片原件，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魏特琳女士的照片等资料。

记者采访获悉，打字稿共有３页，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有１万多人被杀死了，而我的朋友认为还有更多的人已经遇难。这些已放下武器的军人被杀害，很多平民也遭遇厄运，当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我的一个德国朋友认为有超过２万多妇女被强奸，比原先所说的８０００人要多得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新获赠的史料很有价值，以打字稿原件最为珍贵，它是外籍证人贝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记录的第一手实证资料，直接描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罪行。纪念馆将组织专家对此次获赠的资料作进一步的史学考证和研究。

[新华网]

日本无琉球主权，还奢谈钓鱼岛？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琉球占据着一个特殊地位。日本外务省《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中极力撇清《马关条约》和其取得钓鱼岛所谓“主权”的关系，并认为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编制隶属琉球，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钓鱼岛主权归日本。如果我国能就日本结合琉球和钓鱼岛隶属关系的相关主张进行针对性的回击，将能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自1371年明朝昭告琉球并建立封贡制度至1879年，琉球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县官改由日本国委派。清政府当年对日本单方面处分琉球的举动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因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让中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失去了发言权。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日本吞并琉球的合法性,也没有放弃对琉球的固有权利。

　　二战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把琉球列为亚洲重要的“战略防区”。美国主导的对日《旧金山和约》第3条中，琉球列岛由美国托管。美军司令部1952年“第68号指令”详定琉球列岛之地理境界的经纬线，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正好在其经纬度内，这便是日本声称钓鱼岛列屿属琉球领土的持论依据。1971年6月17日，美日达成《关于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协议》，将琉球的施政权“返还”日本。这成为日本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主张”的重要一环。

　　笔者认为，日本依据美国托管琉球及美日“琉球返还”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从国际法看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日本历史上对琉球的武力吞并及殖民统治不能取得琉球的主权。琉球人民复国运动和独立运动持续百年。开罗会议中美会谈时还达成共同托管琉球之共识，根据国际托管制度的宗旨，琉球人民应享有民族自决权，“琉球地位正常化”才是大势所趋。

　　第二，旧金山和会及在美国操纵下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涉及对日本侵占的我国领土问题的处理，但该和约未得到中国政府的书面接受或者同意，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从条约法角度看，此条约既不符合和平条约缔约权的基本特质，又违反“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的通则，不能成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的法律依据。

　　第三，美国托管琉球既无托管协议又无联合国监督，不符合国际托管制度的程序规则。美国无视琉球人民独立的意愿，通过《琉球行政返还协议》把琉球的施政权“返还”给日本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托管四原则，即神圣信托原则、国际问责制原则、造福世界为目的的殖民地管理原则、殖民地信托临时性原则。按照“剩余主权”理论，日本虽然二战前长期占领和统治琉球，但始终未获得有效的领土主权。即使美日琉球“返还”为合法，日本取得琉球的仅为施政权而非主权。同理，日本无法取得更不能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作者刘丹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教授）

[环球网-环球时报]

相关报道

日本应做好再次舍弃琉球的准备

　　观察者网 9月25日文章原题《日本应做好再次舍弃琉球的准备》日本政府与极右翼政客联手上演的“购岛”闹剧，在华夏大地激起了强烈愤慨。其实，日本一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对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立场及其采取的措施也颇多非议，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丰下楢彦，近年来就接连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

　　钓鱼岛群岛包括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赤尾屿和黄尾屿（后两岛日本分别称为“久场岛”和“大正岛”）等岛屿，然而丰下教授从负责该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的“提供区域一览表”中却惊讶地发现：后两个岛均是以中文岛名提供给美军作为靶场的。这是中国从明朝就开始使用的岛名，中国据此强调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诉求，当然是言之成理的。而且虽然目前“在日本的管辖之下”，但倘若没有美军的许可，日本人是不可登岛的。这居然还称之为“日本固有的领土，”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实际上从1978年以来，美军便没有再使用过该靶场，尽管《日美地位协定》中规定美军不再需要的设施和地区应返还日本，但日本政府却迄今为止没有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据称是“美方没有这一意愿”。

　　丰下教授还指出：日本口口声声说钓鱼岛是其“固有领土”，还称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既然如此，作为日本唯一的盟国，连美国都对此“不持立场”，那这一说法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在占领冲绳的27年中，美军一直将两个岛屿作为靶场使用，在冲绳归还日本后，这两个岛屿仍继续在美军的管理之下，但美国却不愿对这两个岛屿的归属作任何表态。美国如此耍弄日本，日本却只能逆来顺受。石原慎太郎在4月前往美国之前，就拍胸脯说“要去闹一点事。”那既然如此，为何不就这一问题向美国“闹事”呢？

　　日本说钓鱼岛是其“固有领土”，丰下教授首先对其历史作了确认。原先琉球王国一直是一个独立国家，直到1879年日本才将其纳入本国领土，改名为“冲绳”。但1880年明治政府却在一项草签的条约中，将冲绳本岛以南的先岛群岛（宫古岛和八重山群岛）割让给清政府。这么一来，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才成为“日本领土”的。

　　丰下教授还披露了一段惊人的史实。1945年6月，即在日本战败前夕，为避免国土成为一片废墟，昭和天皇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修改了原先的“抵抗到底”的方针。为此他还派遣前首相近卫文麿作为特使，前往苏联与同盟国谈判和平停战。在近卫所持的“和平谈判要点”中，关于日本做出让步的“条件”，是这么规定的：“就国土而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确保固有的本土（即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四岛）。”为此还做出具体解释：最大限度的让步是舍弃冲绳、小笠原群岛和桦太群岛（即千岛群岛）。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连冲绳也算不上日本的“固有领土，”而是曾经准备舍弃的。

　　也就是说，从明治以来，日本官方对其国土分别使用两个概念：“固有本土”和“固有领土”。后者在二战后分别与邻国发生了领土争议，在这些争议中，日本政府才称之为“固有领土”的。而为了确保“固有本土”的安全，酌情可以牺牲“固有领土”。这是因为当时日军为守卫冲绳岛与美军发生了惨烈的战斗，付出了极为巨大的代价。因此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中，冲绳被迫与日本本土分离，直到1972年才重新归还。但在归还40年后的今天，140多万冲绳人民仍在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因为那里早已成为美军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基地。仅以嘉手纳机场为例，美军战斗机的起降架次每年都在5000次以上，由此产生的噪音、低空飞行和飞机失事，当地居民实在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如今美军为了自己的战略需要，又在那里部署了“鱼鹰”运输机，尽管这种机型的安全性能堪忧，但日本政府却只能照单全收。虽然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至少冲绳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殖民地”。在丰下教授看来，既然可以为荒无人烟的钓鱼岛与中国争得不可开交，何以对冲绳人民的切身利益长年来遭受严重侵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为此向美国呛声呢？

　　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演讲场所，是传统基金会，这是美国最反华的一个机构。石原的演讲是从日本可以开展“模拟核开发，”将来可以研发出不携带核弹头的攻击型导弹对中国进行“精确打击，”在演讲结束前和盘托出了其“购岛方案。”他就是蓄意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准备一旦出现纠纷就派上自卫队，这样就可以迫使美军介入，挟洋人自重向中国施压。

　　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另一个说辞就是：“日中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在丰下教授看来，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连美国对这一问题都“不持立场”，正是因为这一问题存有争议。所以在丰下教授看来，如果今后日本政府仍打算继续采用“固有领土”的表述，那就应该先去努力说服美国。连美国尚且无法说服，那日本就应该承认争议的存在，然后再准备与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谈判。

　　为了着手与中国的军事斗争，前年日本政府通过的“新防卫大纲”，提出了一个“动态防卫力量”的概念，这是基于以往的“静态防卫力量”不能适应新形势，为了有效提高日本防卫的威慑能力。在丰下教授看来，既然要具备“动态威慑能力”，就必须具有相应的“打击能力”或曰“进攻能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国策。另外，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始终遵循的另一项基本国策“武器出口三原则”，如今也被视为“事实上的禁止武器出口政策”，而被要求予以撤销。如此相继松绑之后，日本还能称为“和平国家”吗？

　　与此同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也对日本政府的“国有化”措施不以为然，因为国际法并不认可只有国有化才能加强“实际控制”。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搁置争议”，最理想的是就此形成一个“一二（2012年）共识”。

　　注：作者陈鸿斌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长期从事日本政治和外交等领域的研究，曾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和庆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作者陈鸿斌）

[环球网-环球时报]

从国际法看琉球钓岛“悬案”

　　香港《大公报》10月16日文章原题：从国际法看琉球钓岛“悬案” 由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积极推动国有化引发的中日钓鱼岛之争，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和凌厉的舆论攻势下，日本政府方面目前露出了退却的迹象。首先，日本官方发言人公开表态，已充分认知到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所谓认知也者，即含有了解到、理解之意，与国际法上的承认概念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尽管如此，相较前一段时期野田政府强硬坚持钓鱼岛属日本国有领土，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已明显具有松动和退却之意。对台湾方面，虽然日本一贯坚持与台湾只有渔权问题，不存在主权之争，但日前也由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释出所谓的悬案说。这一悬案说，恐怕并不仅限于渔权。

　　日遇强硬反制表露退意

　　众所周知，早在1880年，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曾因琉球问题发生争执，经双方协议同意将琉球南部归中国，中、北部归日本，订立了琉球处理的分岛改约协议，后因琉球朝野上下强烈反对归属日本，其中琉球贵族林世功前往天津谒见李鸿章请愿，最后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死谏，迫使李鸿章搁置与日方互换分岛改约协议。于是琉球成了中日之间的一大悬案。这里所谓悬案，就是说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解决。日本只不过是用武力占据了琉球。

　　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钓鱼岛问题的确也是中日之争继琉球之后的又一悬案。其一是琉球和钓鱼岛都是日本用武力占据的领土；其二是两者都没有清晰明确的法律文件依据。清朝虽与日本签订了分岛改约的协议，但最终还是没有完成换约手续，这一协议在国际法上仍属无效的。日本取得琉球，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国际法上的承认。1972年美国托管当局根据《琉球归还协议》将琉球交给日本，也只是一种行政管辖权的转移，并没有涉及主权。

　　至于钓鱼岛，日本当年完全是一种偷偷摸摸的窃占，没有列明在任何一份条约之内。有必要稍加说明的是，1895年4月17日清朝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其中第二款第2条为：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第3条为：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一百十九度起至一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比较以上两条关于领土割让的条款，我们可以看到，澎湖列岛的割让是写明经纬度，而台湾全岛却没有写明经纬度，只是笼统地写上所有附属各岛屿。当然，根据史料记载和当年国际间的共识，台湾的所有附属各岛屿无疑包括台湾周边的琉球屿、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但由于条款中没有一一列明，因此为日本窃占钓鱼岛预留了狡辩的空间。说钓鱼岛不在《马关条约》割让的领土之列，不属台湾而属琉球。于是，钓鱼岛列屿成了继琉球列岛之后中日领土之争的又一悬案。

　　对于这些悬案的解决，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还历史之本来面目；其次是必须依据历史上的相关条约来逐一解决，才能做到正本清源和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针对日本用武力占据他国领土的处置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美、英、中三大同盟国曾于1943年11月26日共同发布《开罗宣言》，其中第一条规定：三大同盟作战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并剥夺其自前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上所占夺之岛屿；第二条规定：使日本窃自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等归还中国；第三条：在相当时期予朝鲜独立。

　　彻底解决钓岛琉球归属

　　1945年7月26日，三大同盟国又发表《波茨坦公告》共十三条。其中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

　　根据公告规定，日本的领土范围限于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前的日本列岛及附属一些小岛，超出这一范围的领土，皆为日本用武力占据者（包括朝鲜、琉球群岛、台湾等），应在被驱逐之列。也就是说，不但台湾、钓鱼岛必须无条件归还中国，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也要获得最终的解决。这就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

　　根据以上的分析，日本野田政府挑起的购岛闹剧和国有化举措，明显地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开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根据战后的一系列条约，站在历史舞台的正面对日本近百年来的侵华罪行作出全面的清算，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完成这一迟来的清算。（作者郑海麟为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环球网-环球时报]

挑衅钓鱼岛，日本需解释琉球问题

　　自2012年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上演“买岛”闹剧以来，中日东海争端问题日趋激化。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七七事变”七十五周年之际公然表示，日本政府正在拟将钓鱼岛国有化；官房长官藤村修继而又公然表示，政府可能允许在钓鱼岛举行所谓的“慰灵祭”活动。日本朝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步步紧逼，使得中日两国在东海争端问题上的回旋余地日益缩小，东亚地区安全局势趋向恶化。

　　中国在东海争端问题上一贯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希望通过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然而，日本当局却罔顾中国政府建设性地发展中日关系、促进东亚地区和平、合作、共同繁荣的善意，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担心随着中国的崛起对其不利，利用东亚的“多事之秋”，在东海屡屡挑起事端。

　　对此，中国应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角度入手，有理、有利、有节，回击日本无理挑衅。其中，适时大力强调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琉球主权归属问题，可以作为中国在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上回击日方的有力一环和战略王牌。

　　钓鱼岛主权背后是琉球主权问题

　　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日本本土仅有九州岛一隅与东海相邻，而大部分东海海域的外缘基本处于琉球群岛的岛链之缘。由于琉球群岛以岛链形式呈东北-西南走向，且绵延上千公里，因而对日本来说，琉球群岛不仅是其阻止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重要基地，也是其作为海洋国家所秉持的“海权论”的战略支撑点。如果失去了琉球群岛，就意味着日本不仅难以在海上封堵中国，其自身还将失去西南部的战略屏障。琉球群岛对日本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就经济利益而言，对东海权益中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问题，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坚持“自然延伸”的原则，认为中日之间的东海大陆架应以琉球海沟（日本称“冲绳海沟”）进行分割。然而，日本却置东海大陆架乃中国大陆自然延伸的客观事实于不顾，公然提出“中间线”划分主张，企图染指中国东海大陆架上的油气资源，甚至不断采取强硬行动。而如果日本不具有对琉球群岛的主权的话，日本将失去其现在所主张的大部分东海海洋权益。这对资源极端匮乏的岛国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日本称钓鱼岛属于冲绳县，而冲绳是日本领土，因而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依据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可以说现在被日本称之为“冲绳县”的琉球群岛的主权并不属于日本，那么所谓“钓鱼岛属于日本”的谬论在逻辑上也就不攻自破。

　　基于以上数端，在愈演愈烈的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的今日，不能使这段历史悬案继续束之高阁下去，中国必须直接质疑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合法性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在东海问题上回击石原一类日本右翼的嚣张气焰，击中日本的软肋和死穴，也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道。

　　从历史及国际法看，日本不具备对琉球群岛的主权

　　琉球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王国，早在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就与中国有了来往的正式记录。明清以来，作为中华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深受中国的影响。以至于1945年4月美军登陆冲绳本岛时，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以中国文化为主”。据中国史料记载，“琉球”本题作“流虬”，因为从地理形态上来看，琉球群岛蜿蜒如长蛇，其形如虬龙一条，游动于万顷碧波之中。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正式定国名为“琉球”。从此，“琉球”二字，一直为海内外所沿用。

　　美国学者马士也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特别指出，海外依据琉球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在地图标注时一般用“Liuchiu，Luchu，Loochoo，Lewchew或Liukiu”。日本也受此影响，将其称之为“Riukiu”，是因为日语发音中没有“L”。公元835年，日本僧人空海的弟子真济在其所编的《性灵集》中，将琉球读作“Ryukyu”。中国学者何慈毅认为，日本把琉球称之为“冲绳”，现存最早史料是《唐大和上东征传》。据载，753年鉴真东渡到“阿儿奈波”之岛，日语称作“Okinawa”，亦即“冲绳”。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即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之路，琉球成为其南进的首要吞并目标。1875年明治政府派遣官员赴琉球，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清王朝朝贡；1879年则公然以武力占领琉球王国，将其国王掳至日本，并通过“废琉置县”将其一分为二：即以北纬27度线为界，北部奄美群岛等划归鹿儿岛县，南部诸岛则衍变成所谓的冲绳县。从此，“冲绳”一词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琉球”，并在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之后成为国际社会对该地区通用的地理名称。因此，无论是政治意义还是地域范围，现在的所谓“冲绳（县）”，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琉球王国。

　　日本侵占琉球之后，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曾与日本交涉多年，其间还有美国前总统勃兰特的斡旋，乃至有所谓对琉球的“两分法”和“三分法”方案等等。但最终谈判破裂，琉球问题包括其主权成为历史悬案。

　　二战结束之后，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约，日本根本不具备对琉球群岛的主权：前者规定“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后者则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岛、北海道、九州岛、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6年2月，驻日盟军司令部发表声明，日本行政区域仅限于本州等四岛及附近岛屿，并以北纬30度为限。因此，琉球本就属日本“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又不属“日本之主权”所限范围，接受上述公约的日本何来琉球群岛的主权？

　　再从战后托管问题上来看，根据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琉球群岛等太平洋诸岛被列为托管地，并划归美国管理。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在中国未与会的情况下，于1951年9月拉拢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对日和约，其中第三条规定日本对上述托管表示同意。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美国于1953年底将奄美群岛转交给日本；1972年又正式将原琉球王国南部诸岛转交给日本。美国私自将琉球群岛转交给日本的行为，是公然对国际法关于托管制度为“增进”被托管者“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规定的破坏。

　　不仅日本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对琉球群岛的主权，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在法律意义上承认琉球群岛属于日本。1883年5月，日本井上馨外相曾就“中日琉球谈判”破裂一事表示，“事已及九分唯欠一分耳”；1887年，清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还明告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中国仍认为琉案尚未了结。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外长曾发表严正声明，明确反对美国要求重新决定台湾归属及所谓托管琉球，并表示无中国政府参加的旧金山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同样，台湾当局也始终明确反对琉球主权归属日本：1971年6月，台湾当局发表公开声明，认为琉球群岛地位“应由主要盟国予以决定”，并对美国将其“私授”日本“至为不满”。

　　中国需重提琉球问题，转守为攻

　　战后日本实际控制琉球群岛已长达四十年，虽然始终未能获得国际法上关于有效领土主权的法理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有效控制已经日益成为国际共识。而且，由于1972年5月美国将琉球群岛转交日本之时，顺带将中国钓鱼岛也转手给了日本，从而使中日双方焦点转移到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而很少关注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随着近年来中日东海争端的日益突出，中国如果再不提及琉球问题，那么解决该问题的有利时机也将日益流逝。

　　首先，应对琉球主权变化演进的历史事实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和梳理，厘清其来龙去脉。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揭露日本侵吞奴役琉球的丑恶行径和不法行为，指出其在历史上侵犯琉球主权的事实。

　　第二，揭露战后美日对琉球的私相授受之背景、目的。一方面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为依据从国际法理上强调其“私相授受”的无效性，同时也注意利用美国在琉球主权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即，美国最初声明的，包括钓鱼岛在内，“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即美国并没有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领土主权，而只是将施政权移交给了日本。虽然在今天的局势下，要美国“仗义执言”，不啻“与虎谋皮”，但中国应该据理力争，通过对美外交尽可能争取有利态势。

　　第三，两岸同胞应再次携手，在应对东海大陆架划分、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同时，还应在重新提起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密切沟通，共同探讨，凝聚共识，协调立场，相互配合。以学者和民间的研究、合作为先行，在此基础上，创造机会和条件，带动和促进行政当局及业务部门的互动与合作。

　　第四，政府、学界、媒体应密切合作，加强对琉球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研究与宣传。近年来，学界加强了对琉球问题的研究，在历史实证、国际法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但是，学界相关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学术层面上，而未充分转化或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策略方面。因此，政府应组织历史、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开展综合性研究，以期形成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威见解。同时在海外相关会议及论坛上发出声音，引起和强化国际社会的关注度。在此基础上，我国主要媒体充分发挥宣传前沿阵地作用，将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声音，让世人了解该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占据有利的国际道德高地，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对日本施加来自国际社会的心理压力。

　　第五，历史之外，对现今琉球人民的本土意识、归属感、认同感等进行深入、客观的实地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现实，特别是他们对未来政治生活的真实意愿、价值观念和选择趋向。他们是琉球历史和现实生活舞台的真正主人和主角，是考量琉球包括主权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进一步应敦促日本正视琉球群岛的国际地位问题，让琉球人民充分行使民族自决权，通过适当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政治生活方式。

　　（王海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本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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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知识分子到底在琉球忙什么？

　　观察者网 10月27日文章 几年以前，笔者在上海参加过一次讲座沙龙。主讲人是台湾著名学者陈光兴教授，讲座内容大致是谈如何解决冲绳面临的困境。就在那次讲座前不久，陈教授刚去过冲绳访问，于是便介绍了亲历的所见所闻：冲绳社会的真实境况，冲绳民众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抗议美军基地的斗争。当时，新崎盛晖的《冲绳现代史》刚出版不久，理所当然地在那次沙龙中被反复介绍和提及。

　　数年之后，新崎盛晖先生又一次成为主角，在最近的亚洲思想界论坛上，他关于冲绳的讲座成为众人瞩目的热点。鉴于钓鱼岛的紧张局势，这也并不令人意外。相较于《冲绳现代史》中相对客观的历史叙述，新崎先生本次讲座则重点提出了“地域居民生活圈”这一核心概念，以期为冲绳悲剧性的命运找到一条出路。其要义是，能否走出近代欧美国家带来的领土概念，以及必然相伴随的无休止的争端，关键要把视点转移到包含着历史文化因素的“居民生活圈”，强调地域内居民长久以来的共同生活，以及在日常劳动中彼此交融的历史合法性，这才是摸索和平解决纷争的方法。于是，解决冲绳问题不仅是冲绳本身的事情，还具有了示范作用——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去解决今日东亚的钓鱼岛、独岛等领土争端。

　　话题回到几年前的那场沙龙，为何它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呢？

　　当时，陈光兴教授介绍了冲绳民众与美军基地展开的艰苦悲壮的对抗，介绍了冲绳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斗争精神，当论及冲绳的命运及其出路时，他说，冲绳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不仅要把美军基地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还要通过这种斗争形成一种世界性的联合阵线，把美军从世界上每个角落里赶走，否则，倘若只有冲绳取得胜利，美军便要换一处地方驻扎，那岂不是害苦了别人吗？于是，冲绳民众与美帝国的斗争就不仅仅是一种地缘政治，并且具有了世界革命的性质；冲绳的斗争不再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斗争，同时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也许正契合了陈光兴教授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亚洲共同体”的构想（注意，此处所指并非国与国之间的联合，而正是基于对现代国家主权暴力的不信任，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居民本身的联合），他对冲绳人民的斗争精神赞赏有佳，并认为要对抗美帝国主义，寻求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前提，就是东亚的事务应当由团结起来的东亚共同体、东亚人民自己来解决，倘若不躲开“现代主权国家”的暴力及其与生俱来的领土占有的执念，和平永无可能。

　　听完陈光兴教授的介绍，在场许多女同学无不动容，纷纷夸赞起冲绳人民的无私无畏与悲天悯人。仿佛古希腊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扮演歌队的海洋女神们初次见闻普罗米修斯的遭遇时，这群无知少女们也无不表露出同情和怜悯，咒骂宙斯的残暴。讲座结束之后，我好奇地向其中几位打听，究竟哪里值得她们如此感动呢？即刻我就被视为怪物，她们纷纷表示，这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难道还不值得世界上每个爱好和平的人效仿吗？我随即追问，那么我们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你们知道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近年来在对外贸易、对外援助中我们频繁提及的，绝不把自己的获利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基础上，这些难道不更令人感动吗？于是立刻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一样的。

　　可见，在陈教授的叙述中，“国家”变成一个多不可爱的东西，只会增添暴力，不能带来和平。可是，我们的女同学潜意识里也承认：拥有大国的权力和实力，却能行王道，不称霸，不殖民，和平善待他人，这难道不比一个虚幻的梦想更感人吗？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何要批评“生活圈”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空想，以及真实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与历史和理论都有关系。首先去看一看冲绳的困境究竟从何而来。

　　历史：中国与冲绳的关联

　　在这方面，《冲绳现代史》相对而言还算客观些。谈到冲绳今日之困局时，虽然为数极少，但新崎盛晖毕竟讲到冲绳现状中的中国因素。比如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了执政权力，冲绳在地缘政治上才会显得如此重要，才会最终成为美军基地，在此之前，冲绳不过是块鸡肋，美国人也仅把冲绳看做丢弃破损装备，暂时疗养伤兵的地方。缺少远见和政治决断力，目光狭隘，判断力幼稚的蒋介石则索性两度弃之不要。换句话说，所谓冲绳人担心美军被赶去别处祸害他人，只是多余的担心罢了。现实是，你既不可能靠社会运动赶走美军，因为中国崛起的关系，美军也绝不会去别处。在陈光兴教授的通篇讲座中，他索性完全割裂了冲绳与中国的历史关系，美军基地仿佛从天而降，于是我们只听闻可歌可泣的社会运动和非暴力抗争，完全忽略了冲绳与中国的联系。

　　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回看历史，冲绳的命运一直以来都与中国的兴衰紧密相联系。举例而言，琉球王国的黄金时代，是在中国主导的海洋朝贡体系下，成为亚洲海上贸易中心的时代，尤其是向明王朝提供马匹和硫磺，为琉球带来巨大的繁荣；琉球的衰落，则与中国新的海外贸易线路的形成，以及开始大量进口美洲白银有关；被日本吞并为冲绳县与中国国力的衰弱有关；是鸡肋还是地缘政治要地，则与中国选择走上何种政治道路有关。如此，我们便要问，冲绳所遭遇的每一次命运的颠沛流离，无不牢牢地与中国捆绑在一起，那么如今来谈论解决冲绳的困境，怎么竟能抛开中国而独论呢？这岂不等同于拽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

　　理论：“生活圈”能超越“国家”吗？

　　新崎盛晖先生提出的“生活圈”与陈光兴教授的东亚共同体，虽不完全相同，学理上却颇为接近，两人现在都可算是亚洲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们对于冲绳面临困境的诊断并不全错，换句话说，他们对“现代主权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思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对于领土占有的执念，还是“国家”本质上内含的“战争—国债制度”、军商一体的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确实可以看作是今天世界摩擦、冲突和战争不断的重要原因。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爱好与追求和平的初衷，但由于他们受制于自身身份的局限和视野的狭隘，给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并不可行的药方。最简单地追问，和平的“生活圈”怎么对抗西方“国家”的宰制呢？善良的“社会”共同体能抵御邪恶的“国家”吗？我猜陈光兴教授这条解决之道大概也适合于拿来为两岸关系寻求出路，如果没有“国家”而只有共同“生活圈”，两岸关系不早就解决了！所以“国家”乃是暴力的根源，但凡听到“国家”就浑身不自在，一遇“国家”立场必反，知识分子更是绝不能站在“国家”一边，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拼命绕开“国家”之后，最终他们都失去了面对冲绳真实历史的勇气，而一旦他们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是水中月，镜中花，他们唯一可以贯穿始终的就仅剩同情和怜悯，无论是对于历史，现实还是将来，同情和怜悯固然不坏，但距离解决问题则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这套叙述中被遗忘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历史上所有的反帝斗争中，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最可歌可泣，同时又是最具有现实出路的。和平在任何时候都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不建立在柔软的同情心上，和平同时对权力提出了要求。与其设想遥遥无期的“生活圈”、共同体来克服冲绳的困境，不如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不远的未来必将再次改变冲绳的命运。幻想以“生活圈”为基础来克服“现代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帝国带来的暴力是根本无效的，一味地警惕或者仅仅片面地看到“国家”暴力的一面，以为只有“生活圈”、共同体等构想才能克服“国家”带来的永不平息的争斗，也是对新中国主权的一种误识。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本来就蕴含着对“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一次扬弃，既保留了主权国家优越的一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了朝贡体系的古代外交智慧。其本质从来就是要随着中国的崛起，同时创造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一种世界秩序的新局面。时至今日，谁敢说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一种空想呢？冲绳的困境要得以解决，舍此还有其它依靠吗？

　　所谓东亚的问题应当由东亚共同解决，这样的论述看似在强调中国的幅员辽阔，内部的多样化，可追问下去，是否东南亚的问题应当由东南亚共同解决，中西亚的问题由中西亚共同解决呢？这说法无异于解构中国，难道解构中国就真能带来和平了吗？难道数个强大的社会“生活圈”就能抵抗西方“国家”了吗？超越“战争-国债制度”、军商一体的西方“国家”所带来的暴力，可不是一个学院理论游戏，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全方面的能力和潜力，才真正为数百年来这种超越西方国家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脚和可能。（作者林凌）

[环球网]

我们和日本还有一个琉球问题

　　今天中日的对垒虽然不一定体现为战争的形式，但一定表现为低烈度或中等烈度的冲撞、冲突和临界对峙，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如果中国能在钓鱼岛问题上取得战略上的突破，我们应该适可而止吗？答案是否定的。日本阴鸷冷酷、喜欢报复、爱走极端等基本民族特征，决定了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彻底消除日本的战争潜力，让日本永远失去发动战争威胁邻国的能力，彻底剥夺日本东山再起复活军国主义幽灵的能力，永远做一个无害的和平国家。日本可以成为东方的瑞士，但决不能成为东方的普鲁士。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舆论对于琉球群岛的意识开始逐渐增强，从一开始的民间讨论，延伸到学界的讨论，再到主流媒体和席卷网络世界的热烈讨论，迅速引发了中国公众的“琉球群岛热”，相信琉球群岛问题很快会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中国公共政策和外交战略最新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诸多讨论中，我们还无法确定一个基本战略目标和基本共识，在琉球问题上我们要达到什么样一个目标，我们未来该如何界定琉球和中日美的关系？琉球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一个基本目标，那我们该运用如何的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具体而言，我们下一步究竟该做什么？

　　在钓鱼岛风云如火如荼的发展中，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琉球问题。

　　当前，我们媒体和网联网讨论得较多的是琉球在历史上和中国的联结及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以及二战后琉球被当作主要战场的悲惨命运以及美国如何在琉球驻军，并一步步地将琉球的管辖权转交给日本。在这样的讨论中忽略的往往是讨论琉球人本身对其前途命运的看法。琉球人的基本认同感是什么？琉球人对其历史文化的诠释是什么？今天琉球人的文化基础和文化根源分别是怎样的？琉球人对未来的要求和基本政治诉求是什么？什么样的政见在琉球最具代表性？琉球人怎样看待自己和日本、美国、中国的关系？琉球独立运动中有哪些重要人物，重要的组织机构，他们基本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诉求是什么？

　　多问一些为什么，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多阅读一些关于琉球的实证调查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琉球，做到对琉球情况精、准、细、全的把握，有助于我们真正提出切合实际的琉球长策和富有远见的琉球战略，切忌将自己的想象和期待代入到琉球人的观念中去，认为我们的主观想法就是他们的想法，这往往和真实的琉球会有很大的差距，认知的偏差导致实践中政策的盲动和战略误读。

　　认同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一个民族对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观的集体记忆和自我反射，在一个认同感不断起伏或是认同感非常复杂的地区人们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与他们区别开来的？”一个民族对自身认同感的认识往往取决于“我者”与“他者”的区别，通过与他人和他族的区隔我们才能确定本族的概念和本族的认同感。举个例子，相较日本人我们就会强调自己中国人的属性，但在没有外来群体的区隔下，我们就会强调次国家群体的区域身份，比如南方人—北方人，北京人—上海人等。

　　琉球在历史上经历了非常复杂和反复的认同感变迁，著名的华人学者、现任琉球国立大学教授的林泉忠称琉球居民的认同感表现为三起三落的对“祖国概念”的寻觅和犹豫，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一种认同感的波动。在古代的东亚，分裂的琉球群岛从隋唐时期就和中原发生了联系，并且接受了盛唐时期的中原文化而成进入文明时期。明朝初期，明政府又协助琉球群岛英雄人物尚巴志，以中山王的身份建立了尚氏王朝，统一了琉球。在这一尚未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期，琉球国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并纳入了中原文化的“中华世界体系”之中，参与了大明帝国的海上贸易圈，但琉球同时又保留了相对本土的琉球意识。１６０９年日本鹿儿岛萨摩藩用武力争夺将琉球纳入了藩属，从这时开始，琉球事实上进入了“两属”时期，即同时向中国的明政府和日本的幕府称臣纳贡。琉球在进入中华世界体系的同时，被迫向萨摩藩缴纳沉重的赋税。琉球人形容说“唐乃伞，大和乃马蹄，冲绳乃针头”，也就是说，中国像大伞护佑琉球，日本像马蹄践踏琉球，琉球本身像针头一样微小，由此可以反映出琉球人对中日之间的好恶之情。

　　１８７４年，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逐步蚕食和吞并了琉球，摧毁其王宫，屠戮其国王，灭亡其历史，并于１８７８年设置冲绳县。之后琉球居民历经延绵不绝的反抗，并求诸清政府干预但俱遭失败，著名的琉球抗日复国人士林世功因觉复国无望，于1880年在北京自杀身亡。而后，部分琉球精英也逐渐发展了对日本的认同感。二战末期，日本驱使大量的冲绳居民自杀为日本皇军殉葬，导致冲绳居民远超日本本土居民的死亡比率，这引发了冲绳居民的愤恨。在二战后美军的占领下，琉球短时间内出现了琉球复国意识的复苏，但很快，琉球人出于对美军统治的反抗，要求重新加入母国日本。但日本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出卖了琉球人民的利益，并未能驱逐美国在冲绳的驻军，琉球人在短暂的日本意识复苏后，又转向了琉球复国意识。尤其在美国重返亚洲，加强对琉球驻军的步伐中，琉球人要求自治、自立的意识日渐高涨。

　　由于独立的话题非常敏感，琉球人尽量避免采取对抗性的独立诉求，而是要求更多的自主和自治权力，强烈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减少对琉球的干预。根据林泉忠教授2005年大型抽样调查显示，琉球群岛上，40.6%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冲绳人”，21.3%的居民认为自己是“日本人”，36.5%的居民认为自己既是“冲绳人”，也是“日本人”。　

　　通过理性科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琉球文化中存在着中华文化、本土文化和大和文化三种元素。其中，中华文化是其远古的历史文化根基，琉球本土和日本一百三十八年的统治塑造了琉球当今的基本文化和国族认同感。在反抗美军占领的过程中，琉球居民曾一度要求回归日本，在愿望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琉球人的认同感开始摇摆于“冲绳人”和“日本人”之间，其中，自认为是“冲绳人”的占据多数，自认为是“日本人”的则占据第二位，琉球的认同感摇摆于“冲绳”和“日本”之间，同时，远古时期的中华文化则深深地隐藏在琉球人的文化认同感中。

　　根据当前琉球的状况，我国不宜冒进地提出“琉球回归中国”这样的观点，而应该支持和鼓励琉球人民自身追求自治和独立的运动，从理念层面鼓励琉球居民的“民族自决”和“自治自理”，并为“琉球复国运动”创造条件。在文化领域，我们应该鼓励琉球文化和精神上重新归属中华文化，以文化的共同基础和远古共同文化历史记忆为杠杆，促进琉球和中国一家亲，最终促使琉球产生亲中国和亲中华文化的自治政府。在条件成熟后，可以推动琉球人民进行公投表决，琉球的最终独立复国或是回归中国都应该是可能的选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古代东亚世界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各国都以中华文化为时尚和光荣，“中华化”往往是“文明化”的代名词。在近代，随着中国的衰落，亚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通过“去中国化”来实现了自己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这是中国历史中最为悲剧的一幕，中国在近现代过程中不仅丧失领土，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失去了中华文化圈的覆盖和辐射能力，我们周边的安南、朝鲜、韩国都经历过“去中国化”的过程，部分国家如越南激进地将传统的汉字书写体系转变为西方拉丁文字母，中国和琉球之间的文化纽带也被切断。今天，中国国力崛起也是中国文明重新恢复自信和辐射能力的过程，如果中国持续走强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其文化向心力和吸引力必将逐步恢复，出现文明回归的现象，这对未来的中国整合世界、建立天下为公的“新中华世界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从领土争端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越南处于难以解决的对立之中，但是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越南却同属中华文化圈。

　　中国的崛起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周边国家和地区“再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恢复汉唐时期的强盛就会自然而然引起周边国家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琉球的长远战略必须放在“回归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待。所以我们可以相应地提出我们的琉球战略：

　　1、促进琉球的“中华意识”和“中国意识”复兴，积极展开中琉文化交流和文化整合，重新整理恢复琉球远古的文化历史记忆和重新建立其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

　　2、积极展开中琉间双向的学术交流，鼓励建立广泛的琉球文化和中琉文化研究学会、协会、基金会和智库。建立高质量的研究琉球文化和历史的学术刊物和网站。中国各种学术机构、高校和有见识的、财力雄厚的企业都可以加入，国家也可以拨款进行琉球和中琉文化的研究。

　　3、开辟对琉球的广播和电视节目，通过用琉球语和汉语的广播来重新恢复琉球人对中国和琉球关系的讨论。

　　4、建立针对琉球学生的奖学金，国家庞大的财政资源不要再用去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华访问，而是应该邀请和资助上万名琉球学生青年来华访问，并提供琉球学生奖学金到中国来学习汉语和中国语言文化等，培养琉球的亲中团体和亲中精英。

　　5、在琉球建立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华文化机构，与琉球当地人民共同欢度中国的节日如春节、中秋、端午节等，让切断的文化纽带重新建立起来。加强对琉球语言的研究，由于历史上琉球受到闽南地区影响很大，曾有闽南三十六姓到琉球促进当地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力推动闽南地区和琉球之间的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6、适时推出针对琉球居民的免签证待遇，对于在华的冲绳学生，其国籍一栏不再填注“日本”，而是改为“琉球”。日本也正是这样对待我国台湾留日学生的，台湾留日学生其国籍栏今年由“中国”改为“台湾”，我们完全也可以这样做。

　　7、中国在留学中国的琉球精英中培育出“琉球复国运动”的具有魅力型的精神领袖人物，并隐性地支持琉球本土大量的社团、民间组织和公民机构，培育和增强琉球民族的复国意识，让中国成为培育琉球复国运动的中心。日本正是用这样的手段来支持“台独”势力的，“台独”最重要的活动中心就是日本。中国完全可以仿效日本的做法，对等地成为“琉球复国运动”和“琉球再中华化”的精神中心。

　　8、加强与琉球本土复国运动和独立运动组织的密切联系和双向交流，经常邀请琉球自治和独立的标志性人物周期来华访问，进行演讲、作报告和文化交流，日本正是这样周期邀请“藏独”与“疆独”的标志性人物访日来遏制中国的。

　　9、与琉球精英和民众一道建立清算历史上日本暴行的档案库，记录琉球人民在被日本非法占据时期琉球人民的苦难历史记忆，抗诉日本的百年暴行，清算日本虐待琉球人民和灭国亡史的暴政，让琉球逐渐实现文化和精神上的“去日本化”。

　　10、我国媒体，公开出版的刊物不再使用“冲绳”一词，而是统一改为“琉球”的称呼。

　　11、在时间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动琉球人民的全民自决和公投运动。西方过去用来扰乱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今天正好可以用来反制他们本身，中国可以运用“民族自决”、“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来反制日本和美国驻军，推动琉球在外来强势力量的支持下最终实现民族自决。

　　中国的琉球战略应该在文化回归的旗帜下逐渐过渡到在国际法法理上推动琉球走向复国的道路，逐步建立亲华政府，实现琉球的“再中国化”。一旦琉球“脱日入中”这样的战略目标实现，日本将彻底被强盛的中华削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亚洲和平小国。（作者刘涛）

[环球网-环球时报]

日中海上警备力量将发生逆转

【《日本经济新闻》11月10日报道】题：中国海上警备力量将在未来占据优势地位

在日中持续对立的背景下，冲绳县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报注)周边海域接连不断有中国海监船的身影出现，进入其海域的行为也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在中国强硬攻势的背后是日中海上警备力量即将迎来逆转的现实。

早在今年夏天日中尚未因尖阁诸岛问题剑拔弩张之时，一份极具冲击性的内部报告就已经摆在了野田首相的办公桌上。

报告的内容简言之就是“如果任由形势发展，日中海上警备力量将在2到3年内发生逆转”。政府也是基于这一论断，决定动用本年度预备经费提前执行建造4艘巡逻船的计划。

日本的海上警备工作主要由海上保安厅负责，其职能包括在日本领海及专属经济水域内的巡逻、对侵犯领海的外国船只实施监视、查处走私及偷渡行为。

而中方拥有上述职能的机构包括国家海洋局、农业部以及公安部等5个部门。其中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露面最多的是隶属于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每当有中国海监船侵入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都要靠近并要求其撤离。

这种你来我往的攻防战已经演变为一场消耗战。据日中关系相关人士分析，中方将持续向尖阁诸岛海域派遣海监船直至日方承认存在领土问题。

但是中方也在极力避免因对立激化导致美军的介入。如此一来对局势影响最大的就是双方拥有的常规海上警备力量了。

从船只的保有数量来看，中方的5个相关职能部门共有1500艘公务船，比海上保安厅的3倍还要多(约450艘)。不过由于个别船只排水量过小，单纯对比数量并没有实际意义。海上保安厅相关人士指出，中方派遣至尖阁诸岛海域能够长时间执行任务的都是千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逻船。

而海上保安厅拥有的千吨级以上船只共51艘，中方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但综合各种报道及相关资料，约为45艘，也就是说日本尚居优势。

问题是以后。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增田雅之警告说，中国国家海洋局及农业部下属的大型船只可能在未来2到3年内超过日本。

这一论断是基于中方的造船计划得出的。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计划在2015年年底之前分别增加22艘和5艘千吨级以上船只。也就是说在2到3年内中国的海上警备力量将增加至72艘千吨级以上船只。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日本的巡逻船数量很可能不会发生变化。海上保安厅虽然计划在2014年度之前再装备11艘大型船只，但这不过是对老旧淘汰船只的补充。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将在明年3月底前一直担任海保警备救援监视任务的负责人向田昌幸指出，“如果中国动真格的，他们可以随时中断正在执行的任务而将公务船只派往尖阁诸岛周边”。

领海警备、海难救援、打击海上犯罪，这些由海上保安厅一手承担的任务在中国却分属于5个部门。所以一旦形成消耗战局面，中方仅在船只轮换一项上就占尽先机。

日本当局的负责人认为，“在增强海保体制方面懈怠涣散但却试图通过鼓动民族主义挑衅中国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日本不能加强对尖阁诸岛的实际控制，就会丧失各国对日本的支持”。

现在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切实提升海上警备能力的行动，并且要确保充足的预算和人员津贴。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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