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12-31
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在一次战役中，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八路军，俘虏了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如何处置？曾引发不少争议。当时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制止，冲锋枪上的弹夹被远远地扔了出去。战士康俊玉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日前记者来到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采访了当年的八路军战士康俊玉，他向记者独家披露了这段逝去的往事。
七月的古城济南，泉水汩汩，群山披绿。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燕子山脚下的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拜访了事前约好的八路军老战士康俊玉。
端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位有着8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虽已头发花白，但眼睛炯炯有神，格外健谈。落座后，老人先给记者拿出了一个木盒，然后从木盒里慢慢地取出了一个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冲锋枪弹夹。抚摸着上面的斑斑铁锈，老人对我们娓娓道来，讲述了这个弹夹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战争年代。
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虏了两个日本女人
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康老说，当时他在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是一营卫生班班长，那年才刚满19周岁。
为了给日寇以致命打击，我太行、太岳两区部队分别向当时的山西省榆社、辽县等地日寇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了几天几夜。狡猾的日军，为接应榆社、辽县两县守敌，立即从阳泉、昔阳调集部分日军和给养，乘二十多辆汽车，经和顺县沿公路南下。康老讲到这显得有些兴奋，他说，部队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连夜召集干部骨干开会，研究此次战斗方案，准备将敌人一举歼灭。会议最后决定，由一、二营设伏于日军南下必经之路和顺县寒王镇以北九华里处的龚家沟一带，抢占有利地形，实施伪装隐蔽，并由三营负责打援，要干净利落地歼灭这支运输队，坚决切断日军兵力和给养补充。战士们当时的情绪异常高涨，纷纷准备好枪炮弹药，恨不得立即把鬼子消灭掉。
8月21日上午8时许，日军二十四辆运输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向我团埋伏圈驶来。康老讲到这里笑了一下，接着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日军做梦也没想到，在途经公路两侧齐腰高的玉米地里，早已埋伏着我团数百名官兵。300米、200米、100米……“打！”我们的团长胡震一声高喊，各营、连官兵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枪声、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彻山谷。日军的第三辆运输车被手榴弹击中起火爆炸，瘫痪在路中央，后面的车被堵住，动弹不得。霎时，日军一片混乱，不少鬼子趁机仓皇而逃。只见我团官兵，如离弦之箭，“嗖、嗖、嗖”跃出掩体，冲向敌人。一阵猛冲猛打，把鬼子运输队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
康老向记者讲到这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弹夹，接着说，他当时虽是营里卫生班班长，但打仗从不惧怕退缩，也跟着营特派员冲了上去。没想到，一个躺在地上装死的日本鬼子，突然爬起来挥舞着刺刀向他捅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他灵机一闪躲了过去，然后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鬼子的脸上。康老说，看到鬼子被打倒在地，他马上又补了一枪，这次鬼子是真的死了。伏击战打得干净利索，除最前面的两辆汽车逃跑外，其余二十二辆汽车全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消灭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来号人，还缴获掷弹筒二门、轻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战果辉煌。可就在部队清理战利品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篷布车厢里畏缩着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约20出头，面容蜡黄，目光呆滞，看样俩人都受了伤。俩人手里攥着带拉链的帆布袋子，浑身不停地颤抖。这时，战士们都跑了过来。营里的军医对他讲，帆布袋子里面装的可能是金表。同志们都很高兴，这下可好了，缴获了这么多金表，大家有手表戴了。谁知，当我们拉开拉链一看，哪是什么金表，分明是金票。我们这才明白过来，这位军医是四川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把“金票”说成了“金表”。
这两个日本女人原来是日军管理财务的后勤保障人员。
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上前阻拦住了就在战士们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从远处方向传来阵阵激烈的枪炮声，战士们都猜得出来，肯定是打援连队同敌增援部队接上火了。
康老说，不到5分钟，团长传来命令，要求迅速清扫战场，烧毁汽车，转移阵地！就在这危急时刻，一连一班长持着冲锋枪命令两个日本女人赶紧下车。可她俩非但不下，反而相互抱得更紧了。一班长就命令两个战士把她俩拖下车。只见她俩拼命挣扎，死活不肯下来。“再不下来就开枪了！”一班长火了，端起冲锋枪吼道。两个日本女人似乎听懂了一班长的话，绝望地叫着。就在这时，“哒、哒”两发子弹从她俩的头顶掠过，大伙都被惊呆了。
“一班长，你怎么向俘虏开枪？”康老说，当时他厉声喊道。
“谁让她们不下车！”一班长申辩。
“不下车也不能开枪，这是我们八路军的政策。”营特派员见状，迅步走过来制止。
“只许他们杀我们的人，就不允许我们杀他们？今天我就要开枪。”满脸怒气的一班长又提起枪。说时迟，那时快，营特派员一个箭步冲上前，夺下了一班长手中的枪，卸下弹夹，使劲地甩了出去，又把空枪扔给了一班长。
康老说，这时，他和几个战士一跃跳上了车，想把两个失魂落魄的日本女人抬下来，包扎一下伤口，可她俩双手紧紧拽住车护栏架，硬是不下车。战士们都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让这两个日本女人误解了我军。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走向前，不停地向这两个日本女人做着代表友好的手势，进行肢体语言交流，最后俩人终于心领神会，让担架队的人抬走了。看到这，一班长一赌气弹夹也没捡，气呼呼地走了。康老说，他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
康老特意告诉记者，缴获来的两大帆布袋子金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上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辛。战士们的衣服都裂了很多口子，破烂得不像样子；粮食早就断了，战士们已经几天没吃上饭了，饿了的时候，只能以野菜和树皮充饥。这个时候，有战士提议把这些金票拿到日军占据点换取衣服、粮食等，得到大伙的一致同意。待战役结束回到驻地后，一班的两名战士化装成当地老百姓，拿着隐藏好的这些金票去了日军占据的市场，换回了大量的衣服、粮食及其他战场生活物资，给战士们解决了许多困难。
中国军人的真诚宽待之举深深感动了她们 感动没有国界。
后来，得知那两个日本女人在根据地得到我军的优待，在后方医院里接受着最好的治疗。被遣送回国时，她俩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连连向八路军鞠躬谢恩。而那位按响了扳机的一班长因违反战场纪律，在全团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此事，在部队中影响很大，战士们对“宽待”两字认识得更深了。
康老说，时间不饶人，掐指一算，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那人、那事、那情景依然铭刻在他的心里。十年前，在一次老战友聚会上，他还向一位当时在二分区任参谋的老乡问起这两个日本女军人的事。老乡对他说，当时由于是八路军第一次抓到两个日军女俘虏，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正处在敌对僵持阶段，在如何处置这两个日本女人的问题上，上级领导非常慎重。彭德怀元帅还专门为此提了要求，对待日本女俘虏，一定要“宽待”，绝不能“虐待”，要用事实告诉她们：中国人是最友好、最和善的，是最讲人道主义的。所以，在救护治疗过程中，两个日本女人均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照顾。康老感慨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使得千千万万敌对者成为友人乃至革命志士，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以后的历史岁月里，康老虽然转战南北，搬家数次，但那个旧弹夹一直伴随至今。因为，他知道，那个弹夹不是一个普通的弹夹，它记录着中国军队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俘虏的良好品质。
在记者的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康老的老伴余志，一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接过话茬对记者说，每每看到这个旧弹夹，老康都要闭上眼睛沉思半天，接着就向儿女讲述弹夹的故事。听得遍数最多的要数小女儿康小梅。老康平时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不许任何人碰他的弹夹。但有老战友来家里的时候，老康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与战友一起回忆那段逝去的往事。坐在一旁的康老小女儿康小梅对记者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我父亲在战场上打了七年半，对这段历史他记忆最深，所以每次提起那个旧弹夹，父亲都侃侃而谈，我也常常听得入了迷。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对抗日战争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识。八路军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为世人所敬佩，日军惨绝人寰的侵略罪行令人愤慨。”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可记者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康老“一个弹夹和两个日本女军人”的故事当中。康老对记者说，这两位日本女军人回到国内后，一定还会常常想起在中国当“俘虏”的那段岁月吧！倘若这两位日本女军人还健在的话，她们一定不会忘记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一定会为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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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同盟军军官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祖父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参谋长。1933年中冯玉祥移驻于察哈尔的张家口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宣侠父以及其他一些部队相继加入。此时，祖父正在南京陆军大学带职学习，他冒着被陆军大学开除、被二十九军革职的危险利用暑假秘密赴张家口。据祖父事后回忆说，他之所以毅然去张垣参加同盟军，有着以下三点想法:第一，不抗日不足以救国；第二，不反蒋不足以救国；第三，抗日同盟在张垣的崛起有利于江西红军的反“围剿”。
祖父到张家口后，冯玉祥将军委他为抗日同盟军军官学校专职校长(冯玉祥和吉鸿昌二将军担任名誉校长)。为了培养干部，祖父按文化程度分大专部和高中部，学校分为三个大队，即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和学生大队。军官大队学员是各部队的初、中级军官，军士大队学员是各部队的班长，学生大队的学员是各地投奔来的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
当时，每日举行“朝会”，“朝会”后即进行操练。祖父定期在“朝会”后发表谈话，讲话内容多为: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主张，揭露日军侵略野心，鼓励学员反蒋、爱国、抗日的精神。
学校设在离总司令部不远的土尔沟的爱吾庐。课程以政治课为主，用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同志论著的一些小册子，苏联出版的书籍和鲁迅先生的著作等作为教材以及阅读书目。学唱革命歌曲也是很重要的课程，学员学唱歌也是分政治歌曲和军事歌曲。学唱军事歌曲和一般歌曲(如开饭歌、睡觉歌、起床歌等)时，放大嗓门教，放大嗓门唱。学政治歌曲则是压到最低嗓门教，压到最低嗓门唱。
在祖父的领导和教育下，广大学员士气很高，抗日救国的情绪不断高涨，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中共组织更是蓬勃发展。蒋介石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分仇视，他一方面从经济上对张家口极力封锁，另一方面调遣将近20个师的兵力，还配备了飞机、装甲车等，包围了张家口。冯先生不得已宣布解散同盟军。
此时，抗日同盟军中共前委决定西进河西走廊，与陕北红军会师。祖父于是号召全校师生跟随部分主力挺进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同盟军主力部队在前委率领下走北路西进，祖父率学校百余师生随同盟军第二师行动。
出发前，祖父曾经召集大队长、中队长和部分骨干分子开会说，第一，为了活动方便，必要时还要化整为零。现在决定编成五个队，每队四个班，每班十五人左右。第二，大家必须树立坚定的必胜信念。第三，同盟军失败了，为了保存力量，由我率领大家开到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会师。第四，校部决定，从今天起生活军事化，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凡不愿意参加者，发给路费，可以回家。
大家同意后，校部给每个人发了一块红布条臂章，上写“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为中国独立自由而战”几个字，还命令学员缠在左臂上。祖父告诉大家说:“这块红布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大家不能马马虎虎缠在臂上就算了，一定要缠在原来臂章‘我们是’三个字的下面。”祖父还命令每个学员领一支步枪、30发子弹和3枚手榴弹。途中，祖父又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给全体学员做了长期行军艰苦奋斗的动员报告。
队伍还未到达绥远境内，就遭到国民党武装的截击。于是前委又决定向东转移，意图奔赴冀东，争取和东北义勇军取得联系。
祖父率领全校师生紧跟同盟军第二师支应遴部。当第二师进到张北县公会时，一部分官兵看到察北地方保安队张砺生部有许多好马，就抢了不少匹。正在这时，祖父带了一名卫兵由张北县城骑自行车路过公会，张砺生部下立即将祖父扣下做人质，声称不交回马就不放人。支应遴严令部队交还马匹，才赎回了祖父。但就在此时，同盟军第二师被宋哲元的部队包围改编，重归二十九军建制。祖父只好痛心地返回陆军大学。因学校早已开学，遂由宋哲元军部给学校拍发了一份请假的电报，校方没有追究。
两次临沂之战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七师扩编为七十七军，由冯治安任军长；三十八师扩为五十九军，由张自忠代军长，祖父任参谋长；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由刘汝明任军长。1938年2月，五十九军奉命调商丘，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为第五战区机动部队。在商丘正准备进占国防工事之际，蚌埠失守，于学忠部队撤退，五十九军奉命调徐州。急命向淮北增援于部，五十九军迅将渡河之敌击退，恢复淮河北岸阵地，与敌对峙淮河。
淮北战后，五十九军把淮河防务仍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接替后，又奉调至徐州以北的滕县附近，准备对兖州，济宁之敌进行攻击。正部署间，奉战区令暂停北进，即刻驰援临沂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当时五十九军以火车输送至山东峄县，1938年3月12日，以一昼夜一百八十里的急行军挺进至临沂城郊。由于战事紧急，祖父一下火车即陪同张自忠军长前往庞炳勋指挥部研究作战计划。当时，庞炳勋建议“固守城防”。对此，张自忠征求祖父意见。祖父提出:论兵力我方比敌人多，这是我方唯一的有利条件，但就战斗力及武器装备而言，我方则远不如日军。况且临沂城池狭小，让大部队猬集其中固守，容易让日军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因此绝对不宜固守，相反，应该发动攻势，以五十九军在城外野战，向攻城之敌侧背猛烈攻击，利用夜战近战手段，争取出奇制胜。这样做，不但“可以扬我之长，而且可以攻敌之短”。庞炳勋、张自忠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三个人又研究攻击开始时间，当时张自忠认为五十九军刚经过长途行军，应该稍做休整后再行攻击。但祖父认为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所以事不宜迟，最后大家决定进攻开始时间就在当晚。
五十九军于当晚子时分数路强渡沂河，一举插入日军板垣师团的右侧。日军没想到我军会突然进攻，遂放弃攻城，转对五十九军作战。嗣后双方在沂河两岸，展开了大规模的争夺战，以致战线犬牙交错，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五十九军各部与敌激战至3月16日子夜，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再无抵抗力量，遗尸千余具，向临沂以北溃逃。
将围困临沂之敌击溃后，五十九军奉令酌留一旅归庞炳勋指挥防守临沂外，其余部队即进出于费县，以策应大军之作战。3月20日，五十九军进抵费县。汤头之敌探知五十九军已调往他处后，又向临沂开始猛攻。庞炳勋再次求援。五十九军又星夜回援临沂，向敌侧翼猛攻。此时，张自忠军长征求祖父意见时，祖父认为，我方是艰苦的，但敌人同样艰苦，胜利不是不可能的，应该再坚持一夜。当晚，祖父把司令部的参谋编成若干小组，分派到第一线。相持至3月28日，直到缪澂流及汤恩伯所部援军的到来。3月31日，终于将敌人击溃。
前后两次临沂作战，我伤亡各级干部共八百余员，士兵几至两万人。但敌板垣师团也蒙受重大损失，不能继续西进。此战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临沂战后，为表彰五十九军的光辉战绩，张自忠因功升任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仍兼任五十九军军长。祖父也升任二十七军团参谋长，仍兼任五十九军参谋长。《人民政协报》2013年07月04日第6版，作者：张权 贾晓明，原题为：《祖父张克侠在七七事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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