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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之女宋彬彬道歉：文革中对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悲剧
昨日，宋彬彬在见面会上。 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昨日（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宋彬彬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在昨天的见面会上，她发言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我的道歉和感谢
宋彬彬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能听到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的武斗。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们，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维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常常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伤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新京报]
刘进：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刘进是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下附刘进的道歉信全文。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已，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校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刘进 2014.1.12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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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文革中的致歉者
“文革”是许多亲历者终生难以逾越的心坎，也是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心结。参与作恶的红卫兵不在少数，但公开道歉的却只有寥寥数人。只有足够多个体的清醒、自觉、担当，才能保证我们不再误入歧途。
■ 刘伯勤：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
致歉人：
刘伯勤，济南市文化局原文物处处长。2013年6月，61岁的刘伯勤在《炎黄春秋》刊登致歉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家的老师、同学致歉。
致歉词：
时因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又因个性愚顽，善恶不辨。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 陈小鲁：“文革”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宪
致歉人：
陈小鲁，开国元帅陈毅之子，文革中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2013年8月19日，陈小鲁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博客刊登道歉信。10月7日，67岁的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道歉。
致歉词：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 张红兵：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致歉人：
张红兵，律师。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致歉词：
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 温庆福：“文革”中错的人太多了
致歉人：
温庆福，湖南退休教师。2013年6月，他向87岁的益阳市三中教师张琼英道歉，“文革”中张琼英受到抓捕和批斗，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致歉词：
“文革”是一场浩劫，我亲眼目睹很多人迫害与被迫害，我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了。但无论是哪一种伤害，它都是伤害。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其实像我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很多，只是没有公开而已。应该宣传的是那些受到迫害的人，他们经历很坎坷，更应该受到关注。
我觉得不道歉也是他的自由。没必要让所有人都来道歉，因为“文革”中错的人太多了，而且“文革”中今天是对，明天可能是错的，很多人自己都不清楚。这种事太多了。我在“文革”中也受到过批判，只是不重。如果你问我是否希望别人来向我道歉，我觉得没必要。道歉不道歉全看每个人自己的看法。
■ 申小珂：认清错误才有真的自由
致歉人：
申小珂、胡滨，北京外国语学校1966年学生。2010年4月20日，申小珂将1780字的道歉信转交给被批斗的程璧老师，2010年10月，申小珂、胡滨在《南方周末》刊登道歉信。程璧“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她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去半边，成了所谓“阴阳头”。
致歉词：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在这场浩劫中，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只有认清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错误，我们的道歉才道在点子上，我们才有真的自由。
■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致歉人：
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刘进，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2014年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学生、老师、家属见面会上，宋彬彬、刘进致歉。
致歉词：
宋彬彬：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刘进：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资料来源：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潇湘晨报等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