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3-20
一本书与甲午战争
雷 颐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中国轻视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日本国志》当然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源，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开篇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而今天因黄遵宪的书才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但他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一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出版此书。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何况，1879年初，黄还任驻日参赞时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总理衙门，几个月后总理衙门就将其刊印；1884年，总理衙门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显然，黄希望、并认为应该、且很有可能由总理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当然，他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张之洞还将此书与总理衙门几年前印行的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较，认为互有短长，“二书皆有用之作”，但“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实为出使自本者必不可少之书，自应代为咨呈，以备查核。”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二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二十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 “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 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 “ 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 为语及详情, 不乐, 诟毁之。”但奕䜣、李鸿章等却对郭表示支持，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而总理衙门在1879年能刊印黄任驻日参赞时的《日本杂事诗》、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总理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写成《日本杂事诗》。此书可说是他“初来乍到”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如对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颇有微词，与日本不满变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鸣。1890黄遵宪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曾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明说二十余年前的旧作“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自己与日本保守人士来往较多，受其影响，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偏颇，“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后来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所以早先的《日本杂事诗》与几年后的《日本国志》有“相乖背”之处，现在“偶翻旧编，颇悔少作”。这正说明，早年的《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所以总理衙门敢出；而后来的《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总理衙门自不敢出。同样，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绍日本军事的情报，与诸如对明治维新等制度等价值性评论无涉，所以总理衙门敢出此书面不敢出高度赞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
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三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黄遵宪当然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时务学堂”，培植变法人材。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也是黄遵宪建议的。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不必遗憾、感叹《日本国志》晚出了几年。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甚至高估了当是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隐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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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日军敬畏的被俘“最美抗日女兵”
1938年《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16辑上的成本华照片
成本华。日文注释为：“昭和13年4月，在中国战场上俘获的中国军队女战士成本华，24岁，对于我军的刑讯，她始终面露微笑毫无惧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
1938年《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上的成本华照片
四川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群落，设有专门的“不屈战俘馆”，以纪念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战俘。出口处，一个年轻女人的全身照片被放大制成一幅浮雕，背靠着古铜色的墙壁。
被馆长樊建川视作不屈战俘代言人的这位女性，叫成本华。
“成本华是这近百万战俘里边最值得敬佩、形象最鲜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樊建川说。
他搜集的上百万张有关中国抗战的图片中，成本华的只有两张。但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抗日战士面对侵略者“最完美”的照片。
2005年4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40 辑刊登了由樊建川收藏的这两张成本华的黑白照片。此后，照片和这个名字在网络上流传开来，网友称她为“最美抗日女兵”。
照片上，身材瘦小的成本华一身战斗装束，齐耳的短发有些凌乱，宽大的皮带扣在胯上，裤子上还印着绑腿留下的痕迹。面对日军，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昂然挺立，显得无所畏惧，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
关于照片的评论，几乎都交织着敬意与好奇，人们关切这个抗敌女英雄的身世与命运。然而除了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这两张照片及简短的注释外，国内没有任何有关成本华的史料记载。
曾有媒体千里迢迢来到照片的拍摄地点——安徽和县寻访，试图还原背后的故事及相关细节，但未能抵达真相的内核。
“这名抗日顽固分子没有吐露丝毫军事机密”
“如果死之前能把成本华的事情搞清楚，我死也瞑目了！”在当地一家面馆里，和县方志办89岁的退休干部王耀恕坐在我们对面，停下手中的筷子，眼角有些湿润。
2005年成本华的照片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和县当地文史工作者无一不被她的形象所震撼。此前，他们对于成本华一无所知。
于是，这个曾参与《和县志》编辑工作的老人一直四处奔走，希望能查清成本华的身世。“战争的刽子手都忏悔了，我们还不该为她做点事情吗？”
被人称作和县“活字典”的王耀恕有些无奈，“找不到相关资料，流传的说法很多，但都经不起推敲”。
我们决定把和县作为寻找的起点，从照片入手。
和县档案馆藏有一本日本老画报——《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16辑。据副馆长耿三和介绍，画报是成本华的事迹在网上流传开后，他们从安徽六安一位乡镇退休干部那里征集过来的。“花了2000多块钱，但是馆里觉得值，因为上面有成本华。”
这本画报是日本昭和13年，也就是1938年的5月20日，由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发行的。画报中，成本华站在一幢木质老房子前，4个日本兵围在她身边，从不同角度打量着她。现场还有两名中国人，一位老者身穿深色长衫，双手拢在袖中，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近距离看着成本华。
图下的日文注释很短：“和县城门上抓到的唯一敌军士兵、女俘虏成本华，她的腰带上带有‘中国女童子军’字样，这名抗日顽固分子没有吐露丝毫军事机密。”
这版图片共5张，上方有标题“和县攻略”，下面写着“渡边特派员摄影”，拍摄日期为1938年4月24日。注释中有一句写道：“4月24日在海军的协助下，中野部队在南京长江的上游新河口阵地前实施抢滩登陆，并于当日下午占领和县。”
在安徽省档案馆，我们在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中找到了成本华的第二张照片。画报是昭和13年5月21日出版的，与刊登第一张照片的画报仅一天之隔。
成本华的表情和双手交叉的姿势，与前一张相比，如出一辙。她身后，一堵砖墙前，4个日本士兵齐坐在一张长条凳上，有人手拄着军刀，有人嘴里悠闲地吐着烟雾。日文注释是：“在和县俘获的中国女童子军成本华。”
大姑子，老妈子，童子军？新四军？抗日部队！
“真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女英雄。”和县政协73岁的退休干部陈其才同样在关注着成本华。他觉得成本华应当就是和县人。因为和县确实有成姓，乃当地大姓，主要聚居在历阳镇大西门外的高巷村。
和县，是安徽紧靠长江边的一个小县城，距离南京仅70多公里。据考证，成姓祖籍山东省宁阳、聊城一带，始祖成永通曾被诰封为“武德将军”。清朝初年，成姓一世祖成克敬迁居和州。
如今的和县以“大棚蔬菜”闻名，被誉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菜篮子”。高巷村早已被裹挟在城市化浪潮之中，看不出乡土社会的容貌。村民靠种菜和打工纷纷富了起来。这里放眼望去，尽是3层小楼和行驶的私家车。
2009年，和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对成本华做了简介，引用的仅是日本画报上的注释和媒体的寻访报道。陈其才是编撰者之一。他觉得不甘心，便自己打印出两张照片，开始四处寻访。
他找到了高巷村年纪最大的老人——92岁的许仁珍。没想到，许仁珍老人一眼就认定，照片上的抗日女兵就是她的大姑子(丈夫的姐姐)成本华。
身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的陈其才，考虑到许仁珍年高体弱，特意带了一部数码相机把当天的对话录了像。“怕老人哪天走了，自己留个证据。”
许仁珍于2009年年底去世。录像中，老人回忆，她和家人一直以为成本华在解放前和国民党军队一起去了台湾，所以一直“不敢讲，怕”。
老人说，成本华的家就在高巷村，她父亲名叫成持和，母亲梁氏，同父同母的兄弟4个。大哥成本林，二哥成本鑫，她排行老三，人称“三姑娘”，下有弟弟成本贵和成本江。据推算，成本华出生于1914年，牺牲时年仅24岁。
在许仁珍的记忆中，成本华当时在驻和县部队一个叫柏承君的人家里做保姆，俗称“老妈子”。“她丈夫刘志谊在公家干事，一肚子字，是个‘笔杆子’”，后来因为吸食鸦片被枪毙。此后，成本华跟柏承君部队中一个姓周的伙夫一起生活。1938年初，日军侵入和县后，成本华最后回过一次家，还和许仁珍一起到街上买菜，从此再无音讯。
王耀恕带着我们找到了成姓宗谱，查到了许仁珍的公公成持和以及成家“本”字辈兄弟。但因为“女不上家谱”，上面没有成本华的名字。
陈其才在和县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到，“1938年，和县县长赵永智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赵永智兼任司令，柏承君为特务大队长”，当时列兵名单中有一个叫周洪旺的人。这一系列信息，和许仁珍的说法相吻合。
可是，按照许仁珍的回忆，成本华当时只是柏承君家的一个“老妈子”，后来怎么参加了抗日战斗，并且被俘？
关于成本华的身份，有着几重猜想。
日军在照片注释中称成本华为“女童子军”，概因成本华的腰间系了一条刻着“智仁勇”的童子军皮带。
童子军是一种社会军事教育组织，起源于近代西方，1912年由湖北人严家麟引入中国，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成立，蒋介石亲任总会长，何应钦任副总会长兼总司令。
抗战爆发后，童子军积极参与，纷纷组织战时服务团，担任救护、宣传、慰劳等工作。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时，11名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送来三大车慰劳品，女童子军杨惠敏孤身一人泅渡苏州河，向“八百壮士”献旗。这些壮举令国人的斗志为之一振。
据王耀恕回忆，当时的和县中学也成立了童子军1194团，帮部队“搞宣传，搞慰问，背子弹，送点吃的”。
不过，据许仁珍回忆，成本华从小没上过学。陈其才也认为成本华不是童子军，至于她腰间系的皮带，“当时到处都是”，包括他自己“小时候都系过的”。由此，可以基本排除成本华是女童子军的说法。
成本华的形象和经历，让人联想到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新四军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而成。1938年三四月间，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700余人进驻和县地区。
我们翻阅了《新四军军史》，新四军对日的第一场战役是1938年5月12日巢县东南的蒋家河口之战，之前没有在和县县城驻扎的记录和战斗记载。成本华是新四军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她究竟属于什么战斗序列？
根据《和县志》记载，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国民党皖东地方部队第十纵队第二支队3000余人驻守和县。东北人柏承君当时就在这支部队里。
在柏承君家当“老妈子”的成本华，会不会加入了这支部队呢？
陈其才曾经走访了不少和县的老居民，其中一位老人曾经在日本驻扎部队中当过翻译。陈其才清晰地记得，那位老人看到成本华的照片后非常肯定，“就是柏承君手下的服装”。
成本华当时有没有正式参军，如今没有资料可以佐证。但综合各种信息，似乎可以推定，被定格于1938年4月24日的成本华，当时是在柏承君的抗日部队中。我们查遍史料，并没有发现第十纵队第二支队当天与日军作战的任何相关记载。
一场“消失”的战斗
要想“找到”成本华，必须还原1938年4月24日发生在和县的那场战斗。最直接的知情人，莫过于当时日军的随军摄影记者。
最早刊登成本华照片的《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16辑，摄影记者署名“渡边特派员”。这显然不是全名。我们联系了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及朝日新闻总社。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对方未能提供太多信息。
我们只能折回头，从掌握的大量档案资料入手进行梳理。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战火很快烧到了江淮之间的安徽。为鼓励桂系李宗仁出兵抗战，蒋介石委任其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主政安徽后，李宗仁立即成立了“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号召人民起来保家卫国。淮上健儿自古尚武好强，而当时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撤往江北，给民间武装带来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王耀恕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这里的武装一下子兴起了，不然人民自卫军哪有枪支。”
和县位于安徽省东部、长江下游西北岸，东与南京、马鞍山、芜湖三座城市隔江相望，东北与南京浦口仅一桥相隔，南临无为，西接含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时，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以一部驻留和县、裕溪口等处警戒江防，主力移驻安庆，防守长江北岸。安徽省保安部队也奉命参加津浦路南段保卫战，驻巢县的保安第八团和驻含山的第九团分别向雍家镇、西梁山、和县、江浦一带游击。
可以说，当时和县的地头，活跃着正规军、游击队、新四军、保安团、自卫军、大刀会等多支抗日武装。
自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4月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日军先后七次入侵和县，其中数次留有战斗记录。
据我们在安徽省档案馆找到的一份《和县沦陷记》记载，1937年12月27日，时任和县县长王殿之就曾率部抵抗过日军。
在这份《和县沦陷记》中，还详细记录了和县人民自卫军抗日的几次战斗。1938年1月17日，日军侵犯乌江，和县人民自卫军范培珉大队率部抵抗后撤退。当夜下起了大雪，自卫军钱镇东大队趁日军烤火时偷袭成功，杀敌数十人。
93岁的和县老居民汪子链听说过这次战斗，“据说杀死了不少人”。
在1938年2月出版的《申报》上，我们找到了一次小型对日作战的报道：和县便衣壮丁九人，路遇数十日寇强令民众集合欢迎，于是混入人群，突然开枪，致敌4死7伤，我方1人牺牲。
据《安徽抗日战争史》记载，1938年3月中旬，保安第九团600余人，从和县挺进江苏省江浦县星甸，并于3月20日收复江浦县城，给驻南京的日军以极大的震撼。
每一寸土地上都有着顽强的抵抗。然而唯有1938年4月24日这天的战斗，找不到历史记载。
《和县志》中只有寥寥数语，“民国27年(1938)4月，第二次入侵和县的日军是第六师团坂井支队，约1000余人”，却没有提及战斗。
入侵者的面孔
就在这个时候，65岁的黄明忠向我们提供了来自日本的珍贵资料。
黄明忠是武汉市政府退休干部，之前给老红军、原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当过秘书，听他讲过不少抗日的故事，还采访过《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为抗战中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所感动”。
由于大儿子在日本工作，2009年探亲期间，黄明忠目睹了日本老兵祭拜靖国神社的场面。“战争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还在纪念他们那些战死者的亡灵，这对我们来讲不得不敲响一个警钟。”
抱着“收集罪证”的目的，老黄开始收集抗战时期日本的老画报以及文字资料，其中不少是从东京旧书街上淘来的。在他家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抗战老画报，有《日本的战历》、《支那事变写真全辑》、《历史写真》等等。
正是在这些泛黄卷了边的故纸中，我们发现，除了成本华的照片外，还有大量日军当年在安徽作战时的图片以及战斗序列图。把这些资料拼凑起来，1938年4月24日这天，入侵者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分三路向南京进攻。一路直接沿沪宁路北进，一路沿京杭道进逼，一路沿太湖南侧向西攻击。11月29日攻占安徽广德，12月10日占领芜湖，沿宁芜路向南京进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占领南京后，为了和华北日军汇合，沟通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军决定打通津浦线，夺取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通枢纽徐州。
然而，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徐州战场被李宗仁迎头痛击。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在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日军重整旗鼓，准备报一箭之仇，集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之力，围歼徐州之敌。
为了配合主力行动，日军大本营给当时驻扎在安徽芜湖的第六师团下达了明确的任务，即迅速组建支队，沿和县-巢县-庐县大道地区作战，咬住庐州方面之敌。
1938年4月23日，日军第六师团新组建的坂井支队从芜湖出发，连陷和县、含山、巢县。5月13日向合肥进攻，在合肥设防的第26集团军徐源泉部防守不力，合肥14日沦陷。6月2日，坂井支队沿安合公路南下，向安庆进攻。8日攻占舒城，13日攻占桐城，17日攻陷潜山。
第六师团又名熊本师团，与仙台师团并称日本陆军最强悍、最有战斗力的两支劲旅。而坂井支队则是由步兵第13联队、骑兵第6联队、野炮一个大队组成。在当年日军的战斗序列图中，我们看到，坂井支队当时的主官是第六师团步兵第11旅团的旅团长坂井德太郎少将。
根据刊登成本华照片的画报中的注释，“4月24日，中野部队……于当日下午占领和县”。中野，即坂井支队步兵第13联队的联队长中野英光大佐。
我们终于确认了入侵和县的日军。那么，这支部队当天在和县究竟有没有遭遇战斗呢？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所战史室编撰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我们找到了有关1938年4月24日当天日军进攻和县的记载。其中清晰地写着，当天日军“没有遭到敌之抵抗而占领了和县”。
如果真是如此，成本华那两张照片究竟从何而来？
“她始终面露微笑毫无惧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
有关成本华的寻访陷入了僵局，这两张照片的真实性似乎也让人怀疑。如果说尚存一丝希望的话，那就是找到当年这支日军部队的士兵。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命题。
据史料记载，第六师团后来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死伤惨重，全师团近3万人，最后在所罗门群岛投降时仅剩一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而且，当年的那些士兵还在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委托一位旅居日本的朋友试着查找相关资料。2012年9月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了他的越洋电话，从语气中可以听出按捺不住的惊喜。
原来，日本陆军部曾于1940年让第六师团的老兵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并把这些手写的回忆稿装订成册，命名为《第六师团转战实话》，收藏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我们这位朋友意外地发现了这份资料。
在步兵第13联队的回忆录中，竟然有关于1938年4月24日进攻和县的详细记载。上等兵东齐明在《和县含山巢县占领》一文中回忆道：
“攻占首都南京城之后，在芜湖养精蓄锐的我军部队，接到期待已久的新作战命令，于昭和13年4月23日离开滞留了将近5个多月的警备地芜湖。在与江上舰艇的紧密合作下，成功实现敌前渡江，于24日黄昏占领了芜湖西北的和县。道路被尽数挖断，车辆部队通过之苦实不一般。”
“进入和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女战士战死的景象。她的年纪约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袖章上写有‘中国女童军’的字样。据说她是拿着枪勇敢地作战到最后一刻，蒋政权煽动错误的抗日热潮，让如此柔弱的女子走上前线，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是何等地令人憎恨。”
这本《第六师团转战实话》中，除了日军官兵们的回忆外，每次战斗都附有手绘的地图，详细标明了行军路线和每次战斗的伤亡情况。在这次进攻和县的战斗中，一个名叫“增田利”的日军上等兵负伤。
详细的文字以及图示，和我们之前所梳理的信息完全相符。虽然东齐明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成本华”的名字，但是，比对画报中图片注释的信息——“和县城门上抓到的唯一敌军士兵、女俘虏成本华”，可以推定，东齐明所提到的女战士，就是照片中的成本华。
从东齐明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几个关键信息：1938年4月24日当天，日军占领和县，并非“无血占领”，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东齐明看到成本华时，她已经被杀害。
让人有些不解的是，身为第六师团上等兵的东齐明极有可能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目睹或参与过更残酷、更血腥的杀戮。他为何对一场小战斗中的这个女游击队员印象如此深刻？
对此，黄明忠深有同感。闲暇之余，他经常翻阅收藏的日本画报，在他的印象中，成本华的那张正面照片是刊登次数最多、时间跨度最大的。
他收藏的《日本的战历》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昭和42年(1967年)4月5日再次刊登了成本华的这张照片。昭和54年(1979年)的8月25日，另一本同样由该社出版发行的《日本的战史-日中战史2》画报中，“庐州攻击坂井支队”一版，第三次刊登了同一照片。
《日本的战历》中的图片注释如此评价道：“昭和13年4月，在中国战场上俘获的中国军队女战士成本华，24岁，对于我军的刑讯，她始终面露微笑毫无惧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
黄明忠觉得，日本画报反复刊登成本华的这张正面照片，说明“他们对对手的英雄也同样是崇敬的”。
这一想法和樊建川不谋而合。他认为，这些日文的注释，字里行间透着对成本华的敬意，这是日军“对可敬对手的尊敬”。
无愧列祖列宗
我们终于找到了成本华。更准确地说，这可能是目前最接近真相的还原。
采访樊建川时，他比着大拇指说，特别希望有一天，在成本华牺牲的地方，能够竖起一座“几十米高的塑像”。后来我们获知，当地政府不谋而合地已在酝酿此事。
今天，位于和县西梁山的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成本华的照片和事迹。红色的背景墙上，尽管只有两张图片和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但每天仍有三三两两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此纪念这位一度被遗忘的抗日女兵。
对于成姓家族来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成本华列入祠堂。对于家族的女性，这是最高的荣耀和待遇。
2012年12月25日下午，和县目前成姓辈分最高的成乃福带着族人，手捧成本华被俘时的那幅正面照片，把她迎进了宗族的安息堂。
安息堂距县城五六公里，坐落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黑白相间的徽式建筑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孤单。接连腾空的爆竹打破了黄昏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纸钱燃烧的味道。
就在人们低头冥思时，地面上卷起一阵阵旋风。在漫天飞舞的纸灰中，成乃福悄悄地碰了碰一个族人的肩膀，压低了声说：“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说法，祭拜的时候有旋风，说明祖宗的在天之灵已经感应到我们了。”
这一刻，距成本华英勇就义将近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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