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3-22
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最近，学者王奇生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
日军撤退，国军报捷
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蒋介石有意“缩减”国军伤亡
蒋介石高估日军伤亡人数，“缩减”国军损失。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
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
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
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
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
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
（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
不仅前方高级指挥官“宣传太过”，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５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
英美称国民党宣传太过
由于国军的宣传，日方撤出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
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
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
日军方面深知，他们每次撤退时，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大捷”，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
美国学者易劳逸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选自作者即将在《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一期发表的论文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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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称日本的悲剧就是有一个中国这样的邻居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3月17日刊文称，1885年3月16日，日本《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脱亚论》的社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福泽谕吉——推动19世纪维新运动并最终实现明治维新的伟大知识分子。文章认为，日本不能被“封建的”中国和朝鲜所拖累，因此应该“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日本与中国这样一个后来被其进行侵略和侮辱的国家断绝关系，对于今天来说也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目前，两国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敌对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略过中国，在企图对中国实施殖民但未果的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屠杀。敌对也可以追溯到1895年，那时日本与中国爆发了短暂的战争并吞并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还占领了钓鱼岛，成为今天领土争端的焦点。不过，更为微妙的情况是，两国之间的恩怨还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直至日本知识界与中国断绝关系，头也不回地开始维新和欧化的那个时候。
断绝与中国文化关系
中国一度被认为是日本一切知识的源泉。始建于公元8世纪的京都一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帝国的首都，完全是唐朝首都长安的翻版。真正的日本诗人使用汉字写诗。只有女子才使用假名。对于男子来说，有学问就意味着要学习汉语。
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华文明的声望也开始慢慢消解。1644年明朝土崩瓦解，汉民族被外族所统治，中华文明的地位骤降。此事正逢日本德川时代的初期，当时执政的幕府试图保卫国家以及他们自己免受外国的影响，也包括中国。有意维护其垄断地位和提防其他意识形态的幕府禁止日本人出国和回国。中国的商人则只能待在长崎的一个华埠。
日本断绝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日本大多数文化珍宝都来自于中国大陆：水稻的种植、文字、儒家等级制度的理念和孝道、青铜和铁的使用技术。历史学家乔治·桑瑟姆写道，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是“一只有魔力的大鸟，扇动强大的翅膀飞越大洋，给日本(带来)新生活的各种东西——新的道德、各种知识、文学、艺术和手工艺，以及本土传统所无法匹敌的哲学”。
宣扬日本民族优越性
德川时代，日本的国学学者试图重振本土传统，减少中国的影响。而让这些想法根深蒂固的是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十几艘英国炮舰就让中央之国的伟大文明低头。中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如果日本想避免落得同样的命运，日本就要接受西方文明，丢弃亚洲的血统。
国学大师们回忆起封建社会以前的古代日本，一个据说是文学和哲学的黄金时代。他们强调日本诗歌的所谓纯洁性，与中国的传统形式完全不同，日本诗歌是为了唤起自然的感受和赞美纯真的情感。
许多我们今天认为是日本精髓的东西都来源于这段与中国断绝关系的时期。研究中国和日本的著名学者伊恩·布鲁马对我说：“随着对世界的认识增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并认识到中国的弱点。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最好重新定位。’”
东京利用这种宣传来赢得人民对日本帝国野心的支持，其根源是所谓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因为日本人要比外国人更接近天皇。日本“传播文明”的使命还被提升到了一种值得为之献身和滥杀无辜的想法。战争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年以后的1971年，亨利·基辛格告诉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日本的“部落民族观念”使得它能够发生快速的变化。他说：“日本认为自己的社会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至于他们可以适应一切事情，并维护他们的国粹。因此，日本人会突然出现爆炸性的改变。他们从封建主义到崇拜天皇只花了两三年，而他们从崇拜天皇到民主只花了三个月。”
日本独特性已被“神化”
与日本人自己一样，一些外国观察家也热衷于宣扬日本所谓的独特性。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日本，这种独特性被神化。
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了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菊与刀》。她描述了一个法律严明的社会，固守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常规。她的作品为后来日本作者大量探讨“日本人论”的作品铺平了道路。再加上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经济成功，以至于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开始把成功归因于日本所谓的独特的组织和社会结构。澳大利亚学者加万·麦科马克形容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宣传攻势之一”。他认为这本书除了煽动日本对自身独特性的感觉外，还切断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精神纽带。
日本认为自己既是孤立的、又是与众不同的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常常对自己并不利。不论是为捕鲸活动进行辩护，还是维护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权利，日本常常都很难向其他国家解释清楚。
但是，日本的一些人，尤其是右翼人士，似乎打定主意要保留国家的神秘感，让外人无法了解。右翼作家(和数学家)藤原正彦在2005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半开玩笑地说，日本应该干脆停止学习英语，因为这样将有助于保持日本特殊的文化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障碍。
在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中，《朝日新闻》的一名评论员三浦俊明说，日本今天在国际社会中位置的一个悲剧是，我们周围没有体量差不多大小或工业水平不相上下的国家。如果日本在欧洲，日本可以和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和平相处，可以学会如何与一个力量差不多的国家共存。但日本不在欧洲。它的邻居是中国，是日本大部分文明的源泉，是一个在弱小时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现在，当既没有遗忘、也没有原谅的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日本必须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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