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4-04
铁证如山 不容辩驳——中国各界敦促日正视南京大屠杀史实
新华网北京4月2日电(记者崔清新)针对日方就中国领导人近日演讲有关内容所采取的无理态度,以及日本国内近来不断出现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并表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是国际史学界所公认的,是有历史档案和日本战犯罪行供述所印证的,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3月28日,在德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提及这段历史,强调要在铭记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维护人类正义和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更好地开创未来。
此后,日本高官发表言论称,在第三国发表关于日本历史的这种讲话不具建设性,并声称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日本政府未予断定。
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史实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史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杀是铁的事实,国际社会早有定论,日本一些政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右翼学者的论点,无耻之极。”
国际社会公认的史实——南京大屠杀记入多国历史教科书
丹麦奥尔堡大学的美籍历史学副教授本·多夫曼从自己国家的教科书中了解到了这段历史的真相。他表示自己是通过教科书和文献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
多夫曼手头的两本世界史教科书,分别由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公司出版,里面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烧、杀、淫、掠的暴行有详细记载,并配有黑白历史照片。他说,这两本书是大一新生的必读教材。
该校保加利亚籍学生史云杜斯拉夫·柏杜夫认为,侵华战争是日本想占据中国资源引起的,并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一直否定历史。
70多年前,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日军侵入中国南京市的危急关头,联络了其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2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栖身之所。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屠杀内情,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
档案、幸存者现身说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确凿
1946年1月,中国、苏联、美国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案审理南京大屠杀。判决书认定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遭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超过20万人。这一数字未将被日军烧弃的尸体、投入长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死难者计算在内。而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被枪杀和活埋的中国军民达30多万人。
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屠杀30万以上平民百姓和被俘中国军人,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的定论。
朱成山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人以上间接出自东京法庭。该法庭判决书判定:“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这里需要做注脚的是“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究竟是多少?据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供认,日军抛江焚毁的尸体为15万具,加上东京法庭确认的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被屠杀的数字,不难看出东京法庭判决被日军屠杀的人数应为30万人以上。
日军在南京屠杀我同胞30万人以上数字直接出自南京军事法庭。该法庭判决书确认:“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具。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
纪念战争是为了远离战争——中国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
今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将民众的愿望转变为国家意志的一次重要行动,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紧迫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捍卫和平的信心与决心,有助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专门提出建议,指出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应该通过国家公祭的形式悼念死难的同胞,振奋民族精神和爱国意识。而之前,相关的悼念仪式仅仅是由江苏省或南京市组织的,“规格、规模和影响有限”。
“纪念战争是为了远离战争,追忆灾难是为了远离灾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说,设立国家公祭日的举动表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不轻言战争的,更多的是要教育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牢记战争的灾难,让战争不再重演。
[新华网]
日军档案显示: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地区人口减少近80万
新华网长春1月7日电(记者宗巍、赵梦卓)吉林省档案馆最近发掘了一批日军侵华档案,其中包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根据日军的这份档案显示,南京大屠杀前后两个半月内,南京地区人口从113万减少到34.5万,减少了78.5万。
这份档案是1938年2月19日和28日由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上报给关东军司令部的两份《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内治安恢复状况的报告》。
报告中显示了“事变前后的人口对比”:“事变前”,南京人口是100万人(不含下关),到本旬(2月28日),共计归还(返回)人口33.5万人;下关人口是13万,后归还1万人。
根据该馆所藏的另一份1937年12月23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奈良版》,随军光本本社特派员的文章《南京总攻击观战记》这样记录:“记者来到中正路西侧地方,这里近十万名难民正稀稀落落地陆续归来……经助川部队和海军扫荡的尸体从这条街到扬子江下游,绵延二三里远。”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说,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南京地区人口减少70多万,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增添了新的证据。尽管这70多万人中不排除有一部分逃到了外地,但大屠杀前后人口差距这么悬殊让人震惊。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不容置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在之后的6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使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万人以上。而日本一直有人企图缩小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甚至否认这一罪行。
这批日本关东军档案现保存于吉林省档案馆,共有10万多卷(册),记录了1931年至1945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统治时期的各种事项。这批档案是目前全球仅有的日本关东军的侵华档案,弥足珍贵,甚至连日本国内都没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将这批档案焚烧了几天,但没有来得及彻底焚毁,便将残破档案埋在地下。1950年吉林省在建筑施工时发现了这批档案。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说,这批档案中不仅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还包括慰安妇、“731部队”、劳工以及关东宪兵队的相关内容,对于揭露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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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侵华日军为何四处称专打八路军三八六旅?
核心提示:笔者专门访问过三八六旅的老人,也和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进行过探讨。得到的结论是,不仅我们的老战士这么说,日本人也这么说,甚至侵华日军的后代也予以确认。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佚名,原题为:《揭秘:侵华日军为何专打“三八六旅”?(图)》
《亮剑》中有一个画面,前来找李云龙决战的日本人的坦克上贴了“专打三八六旅”标语。此事是事实还是作家虚构的?对此,笔者专门访问过三八六旅的老人,也和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进行过探讨。得到的结论是,不仅我们的老战士这么说,日本人也这么说,甚至侵华日军的后代也予以确认。
那么他们为何成了日军要专打的队伍呢?
西安事变后不久,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就来到抗日前线。他们在山西省平定县七亘村同一地点两次设伏,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骡马近400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重叠的待伏”这种奇妙的战法。
几个月后,三八六旅用“引蛇出洞计”在神头岭设伏,两个小时枪战加肉搏,毙伤鬼子1500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随后,又在响堂铺设伏,一个“口袋阵”套住500多名鬼子,毙伤其官兵400多人,缴获汽车180辆。此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邀请国民党高级将领现场观战,国民党将领为之叹服。这三战打疼了日军,也使得八路军声望大增。
1939年2月,三八六旅在冀鲁豫大平原的威县香城固再次隐蔽集结,派出小股部队连续袭击城镇要地,吸引鬼子出动。2月10日,日军四十联队一个加强中队的坦克和汽车陆续进入三八六旅的伏击圈,一营立即开火,击毁了头一辆汽车,击毙了日军的翻译官,击伤了中队长安田。安田知道上当了,立即命令后撤。然而,为时已晚,香城固的“口袋阵”越扎越紧。经过8小时激烈战斗,日军一个中队的兵力全部被歼灭。香城固一仗,给日军再次造成沉重打击,振奋了根据地人民的斗志,这对巩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三八六旅自然成了日军的眼中钉。
2月11日,鬼子调来了70辆汽车2000多人的部队,派出5架飞机配合,出动坦克,拖着重炮,装甲车上贴着“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沿途搜寻三八六旅机关和部队。他们抓住八路军一个通讯员,第一句问话就是:“你是不是三八六旅的?”确认不是,汽车一溜烟开走。
这时,三八六旅已转移至丘县。日军车队又追向丘县。三八六旅又转移至馆陶以北的尖冢附近,日军追到尖冢时,三八六旅已渡过卫河,转移到了冠县。鬼子尾随追击了整整7天,还是没有追上。
陈赓率领三八六旅徒步与鬼子的汽车赛跑,每次都机动地在宿营的当晚又转移了地方。鬼子始终没有一次追到三八六旅,最后只得恼恨而归。
一次,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来到三八六旅考察,禁不住连连称赞说:“三八六旅,中国最好的旅。”
有人计算过,在抗日战争中,三八六旅转战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战斗85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军2.5万余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军力量。
当时太岳区曾流传歌谣:小日本,你听清,太岳山上有陈赓。小日本,你别捣蛋,让你碰上周希汉……
说的就是这支队伍。而陈赓却说,我们三八六旅叫“三子一郎部队”。意思是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奇瘦,人称“瘦子”;副旅长陈再道号称拼命三郎,这不正好是三子一郎’部队嘛!
[新华网-中共新闻网]
神头岭伏击战:陈赓妙算歼灭日军上千人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奉总部命令,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团。黎城是日军在邯郸至长治公路线上的重要兵站基地,潞城则有日军重兵据守,两城之间有浊漳河相隔。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决定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术,以385旅769团为左翼袭击黎城,以陈赓旅长的386旅为右翼在潞河村与微子镇之间设伏,歼灭潞城出援的日军。
战前,师部并未给陈赓设定详细的伏击战场。3月3日,在接到命令后,陈赓主持召开了386旅团以上指挥员作战会议,讨论具体的伏击点和兵力部署,决定在神头岭伏击日军。会后,陈赓带领10多个人骑马去看地形和道路。
幸亏这一次去了,发现实地跟图上大不一样。图上显示公路在沟底,公路两边有山梁,可现地是公路不在沟底而在山梁上,山梁宽一二百米,路的两边没有任何隐蔽物,仅有一些国民党军队残留的破旧工事。看到这一切,有的同志心里发急,心想,这样的地形不利于打伏击呀!只见陈赓一个人低着头,在那些废弃的工事边走来走去,细细打量,认真地记录着什么,时不时地皱起眉头凝望远方。
晚上回来会议继续进行。等大家发表一通意见后,陈赓站起来说:“我看,这一仗还要在神头岭打。”“神头岭?!”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对,就在神头岭打!”陈赓接着说:“一般来看,神头岭确实不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我们这样认为,敌人肯定也会这样认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就会麻痹,这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伏击敌人的好地方。当然,打伏击嘛,要是有隐蔽接敌的地形那是最好,虽然那儿没有这些,但有国民党军队给我们留下的破旧工事,近的离公路几十米,最远也不过100来米,鬼子对这些东西早已司空见惯了,如果我们把部队提前隐蔽到工事里,敌人有可能发现不了。山梁狭窄,不利于我军展开,也不利于敌人展开。大家说说,在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更有利?”
旅长一席话,会场上立刻沸腾了起来。771团团长徐深吉说:“这还用说,谁先下手谁占便宜呗!”补充团团长韩东山高兴地说:“对呀,只要我们猛地杀出来,一定能把鬼子杀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陈赓转身问772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你的2营放在申家山,战斗打响以后,40分钟之内能不能冲到公路上来?”只见叶团长胸脯一拍,大声说:“没问题!要不了40分钟,半个钟头就够了!”
听到这里大家心里都明白了,陈旅长的部署是:利用破旧工事在公路一侧设伏,战斗打响以后再让2营快速运动,绕过大沟,从另一侧攻击敌人,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把鬼子堵在狭长的公路上,痛打猛揍。这时,细心的陈赓又想到另一个问题,潞城的日军有3000多,如果倾巢而出,我们“啃下来”的难度太大,说不定还会使自己陷入被动。便转身对叶成焕说:“你马上派一个连,绕到潞城去开展游击,以分散鬼子的兵力。”
3月16日凌晨,担任“钓鱼”任务的769团开始对黎城发起攻击。同时,陈赓率领386旅主力进驻神头岭,埋伏在路边的工事内。上午8时,1500多日军到达了微子镇,陈赓得知这一消息,知道那个游击连显威风了,要不然,敌人不会只来这么多!8时半,日军到了神头村前,突然停了下来,派一支骑兵小分队沿一条放羊小路向772团1营的预伏阵地走去。20米、15米、8米……好险!
鬼子的马蹄在快要踩到战士们头上的时候停了下来,潜伏部队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然而,正像战前陈旅长预想的那样,鬼子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远方的申家山,对脚下的“情况”连看都没有看一眼。鬼子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会在他们的“蹄子底下”打伏击。日军未见异常,便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
9时半,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陈赓发出攻击命令。刹那间,平静的山梁变成了喷发的火山,386旅的3个团从三面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在了日军的队伍里,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横飞的弹片、闪闪的火光、弥漫的硝烟、滚滚的黄土一起汇成了愤怒的火龙,把鬼子连同整条公路都吞没了。
打这样的伏击战炮兵最过瘾。以前作战,炮兵都是在步兵后面用间瞄射击,看不到炮弹炸敌的景象。这次不同了,炮兵跟步兵在一起,都在废弃的工事里,能直接看到敌人炸死的惨状,炮手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越发打得准。
日军方知上当,但公路狭窄根本展不开,呼喊声、马叫声乱作一团。毕竟,日军是在武士道精神毒化下的兽兵,虽然到了绝望的地步,但还在做垂死的挣扎。一位日军少佐抽出军刀指挥反抗,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他的身边,轰的一声化作一团血雨。日军有的趴在地上进行还击,有的滚进水沟里掩身,有的以死马为掩体进行顽抗,有的则被吓破了胆。自从侵入中国以来,他们哪里见过如此英勇的军队,哪里遇到过如此的绝境!
当日军伤亡过半时,我386旅的勇士们高呼着冲了上去,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日军大部分成了刀下鬼。一小股日军向西逃窜,逃到神头村后,利用民房和窑洞进行抗击,想固守待援。陈赓发现后命令紧靠村子的一个排:“立刻把村子夺回来!”
这个排是蒲达义率领的,向来以勇猛善战而威名远扬,这一次他们同样也没有辜负旅长的期望。他们用机枪火力作掩护,一个班从正面攻,两个班从侧面攻,一个猛冲,连续攻占两幢民房,以伤亡5人的代价打死打伤十几个日军,硬是把日军赶出了村子。散落在旷野的日军像受了惊的羊群,四处逃散。11时半,除100多个日军逃回潞城之外,1400多日军被消灭,还俘虏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第129师伤亡240余人。
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日本随军记者也不得不称此战是八路军第129师的“典型游击战术”。刘伯承对神头岭的伏击战术作了精辟的分析:“这次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驻守之敌,以吸引涉县、潞城两地敌人来援,在必经之路东、西黄须和神头岭予以伏击。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王克勤 何晓阳 武晓鹏)
[新华网-中新网]
西风嘴子伏击战:东北抗联首次击毙日军少将
1938年初,日伪军开始对活动在饶河、虎林、抚远等县的东北抗联第7军进行疯狂“讨伐”,企图压缩我抗日游击根据地。而第7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巧妙与敌周旋,相机歼敌,有力地粉碎了日军的“讨伐”恶行。
7月,为协助驻饶河大顶子山后佛寿宫2名伪军士兵哗变,第7军派出几名战士打入该地伪军,里应外合,一举将佛寿宫攻克。此战,共缴获轻机枪2挺、马枪66支、子弹1万余发及大量物资。8月,第7军利用缴获的武器在小别拉坑密营成立了少年连,下辖2个排,共40余人,直属军部。其成员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仅有13岁,是名副其实的“娃娃兵”。
9月26日,第7军接到地下联络员朴永山送来的情报,获悉日军一名高级军官将由抚远乘船顺乌苏里江南下至饶河境内的小佳河,前来视察“集团部落”建设情况。此时,部队主力远在同江、抚远、富锦、虎林一带,军部密营设在老鹰沟,驻地仅有军部直辖警卫连和少年连。接到这一情报后,第7军代理军长崔石泉和从同江返回军部汇报工作的第1师副师长姜克智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由姜克智任总指挥,率领军部警卫连,在挠力河畔的西风嘴子伏击该股日军。部队指战员得知将要执行伏击任务后十分兴奋,少年连更是主动请缨。本着锻炼部队的原则,军部最后决定以警卫连战士为主力,吸收部分少年连成员,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参加此次伏击战。
西风嘴子其实是一个小山包,位于饶河县挠力河下游,东西宽400多米,北接挠力河,西临蛤蟆河,南接完达山余脉,是挠力河主航道的必经之路。其所接河段挠力河为乌苏里江左岸较大的支流之一,流经三江平原腹地。它河道狭窄、九曲回肠,有的河段几乎变成“之”字形,河岸两侧丛林茂密、草木苍翠,是打伏击战的理想地段。
时不我待。立下战斗决心后,第7军代理军长崔石泉、第1师副师长姜克智立即率军部警卫连及少年连一部,在密林中急行军20多公里,连夜赶到目的地西风嘴子。可当地渔民却告诉他们,日军已乘汽艇溯流而上。鉴于这种情况,部队迅速选择有利地形,在北山头和两侧山坡构筑工事、挖好掩体,拟在日军返回时进行伏击。
原来,这名所谓的“日军高级官员”就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日野武雄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军政部任职。1932年,曾组建“游击讨匪队”,残酷镇压抗日武装。而后,任日军骑兵少校,疯狂“讨伐”东北磐石、桦甸、敦化、安图等地的抗日武装,双手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1938年5月,他因“剿匪有功”,晋升少将。
9月27日,日野武雄带领39名官兵,乘汽艇溯挠力河而上,经西丰、小佳河和大佳河,视察设在附近的“集团部落”。“集团部落”是日军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严格控制民众,防止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集团部落”四周掘沟注水,沟旁修筑高墙,墙外围设铁丝网,四角筑有炮楼,安插警察、特务监视,部落只设1个出入口,进出均要出示居住证明并搜身检查。在部落中央,日伪军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用以监视群众和胁迫群众参加反动组织协会。部落的住户少者三五十户,多者百户,都是在日伪军的暴力手段下,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与家园,迁居到这里的,而原有村庄皆被日伪军焚毁,拒迁居民皆被杀害。据统计,至1937年,全东北因“集团部落”而受害的人数达500万人。
28日,日野武雄视察完毕后,乘坐汽艇由小佳河驶入挠力河,准备经乌苏里江返回抚远。汽艇一路畅通无阻,直奔西风嘴子而来。10时左右,汽艇“嗡嗡”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彻夜未眠的东北抗联将士顿时倦意全无,立刻做好伏击准备。此时,毫无察觉的日野武雄正站在汽艇的甲板上,手举望远镜巡视四周。警卫连和少年连指战员的枪口则紧紧瞄准敌人,随着汽艇的前行而缓缓移动。当汽艇距离伏击阵地仅几十米时,姜克智副师长一声令下:“打!”警卫连和少年连突然向汽艇猛烈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子弹如雨,日野武雄和几名随从当场毙命。日军顿时大乱,仓皇应战。随后,日军舵手也被击毙,汽艇搁浅,还击声渐渐停止。战士们用枪对准汽艇,高呼:“缴枪不杀!”四周一片静谧。机枪继续扫射后,姜克智下令停止射击。战士们再次高呼“缴枪不杀”后,仍未得到回应,便由两名战士借到一艘渔船,划船径直登上汽艇,只见船舱内外遍地敌尸。两名战士风趣地描述道:“光有睡觉的,可没有喘气的”。随后,姜克智和战士们一起登艇打扫了战场,一名战士还将写有“警告小鬼子,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下场”字样的纸条贴在了舵楼上。整个伏击战仅耗时几十分钟,便胜利结束。战后,第7军警卫连和少年连迅速撤离战场,绕道安全返回军部密营。
西风嘴子伏击战,全歼日军少将日野武雄以下39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7支、子弹4000余发、望远镜1副。此战,东北抗联第7军创造了以零伤亡全歼日军的辉煌战绩,是1938年第2路军取得的重大战果之一。日野武雄也成为东北抗联成立以来所被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少将。日野武雄的毙命给予日军很大震动。日军随后在10月2日的伪满《大同报》上哀叹道:“满洲国防将星陨落一个”。与之相反,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东北抗联第7军是“天兵天将”神出鬼没、英勇抗日的事迹,迅速在北满大地上广为传颂。
(作者为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理论教研室教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博士后 朱姝璇)
[新华网-解放军报]
相关评论
日掩饰战争暴行必遭唾弃
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并在演讲中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竟表示:“不否认旧日本军在南京进行的杀伤及掠夺行为,但关于死难者人数存在各种意见,日本政府未予断定。”此前菅义伟还曾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称:“在第三国提及日本的历史并作出如此发言,令人极为遗憾。”
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余万中国同胞横遭杀戮。当年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二战结束后,南京大屠杀惨案已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此案主谋罪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经审判后被处决,历史对此早有结论和法律定论。而战后的日本政府,对于两大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持认可态度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有30万中国人被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大量证据判定日军在南京杀害中国人民20万以上,这些都是历史定论,举世公认。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问题,日本右翼炮制了各种谬论来混淆视听。他们从政治需要出发来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在日军屠杀人数等方面大做文章,谎称当时南京只有20万人,不可能杀30万人。对此谬论,仅列举两份日方的档案就可驳斥之。
在中国吉林省档案馆所藏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内,有一份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通报给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内治安恢复状况的报告》,文中明确载明,南京在事变前的人口总数为100万人,还不含下关区人口。而“到本旬(2月28日),共计返回人口33.5万人”,南京大屠杀前后市民人口数对比锐减78.5万,这说明了什么?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内,也有日本侵华机构满铁会社上海事务所派出的“南京特务班”赴沦陷后的南京调查报告,名为《皇军占领后的南京市概况》(1938年1月21日),文中明书南京市“截止到此次事变之前,约有人口106万。”而“南京整个被皇军包围,完全没有逃跑余地。”
面对这些日方自己的档案记录,日本政府还能故作“未予断定”状吗?
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问题,现已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成为政治问题。作为政府当局,日方纠缠此问题并直接表明其怀疑立场,实际就是要否认南京大屠杀。只要一提及南京大屠杀的30万遇难人数这一历史事实,日方某些人就惊慌恐惧反弹,这是因为他们在骨子里存在掩藏暴行的企图。
一个号称“一贯致力于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日本政府,对自己过去犯下旷世战争罪恶都不能正视、不敢承认,有谁能相信他的言论?有谁能对其“致力于和平”抱有任何希望?一个自称不怕被骂作“右翼的军国主义者”的国家领导人,又怎能带领他的国家去“努力实现和平国家的目标”,又有什么资格奢论“绝不会动摇”?!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借尸还魂,不仅是亚洲国家的责任,也是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职责。(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新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严防日本右翼冲撞底线的狂躁
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无异于映照历史观的一面镜子。不少内心阴暗的日本政客在这面镜子前原形毕露
近日,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德国期间,谈到南京大屠杀这场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深重灾难,强调世界必须在铭记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维护人类正义和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的正义之声激起了广泛的国际共鸣。波兰学者瓦尔德玛尔·加科教授从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中感受到,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也是一个对世界和平发展高度负责任的大国。德国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从中获得的信息是,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然而,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再次表现出在历史问题上冲破底线的狂躁,公然挑战人类良知和公理正义,妄称中国的正义之声“不具建设性”。
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岂是日本政客所能掩盖的?德国东亚问题专家卡尔·皮尔宁一语中的:在日本,历史常常被阐述得非常片面,有时甚至是非常错误的,比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安倍应该改变自己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辩术,这种辩术是非常危险的。
针对安倍政府的无理言辞,就连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也予以严词批评。每日新闻社前驻德国记者村田信彦指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毫无逻辑与道理,是在否认战后国际秩序,否认东京审判。如果日本政府要想真正对日本民众负责任,要想赢得国际社会信任,首先要正视历史,真诚道歉。
日本政客不惜伤害亚洲邻国感情、悍然参拜供奉有南京大屠杀元凶的靖国神社;日本右翼政客高喊“南京大屠杀不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为掩盖真相”;安倍政府不惜误导日本青年一代,为掩盖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等历史罪行而提出修订教科书审定标准。这一切足以表明,安倍及其追随者的胡作非为非但不具一丝一毫的建设性,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什么建设性!
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无异于映照历史观的一面镜子,不少内心阴暗的日本政客在这面镜子前原形毕露。自从安倍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安倍政府肆意挑事,借机将日本社会整体带向右倾的图谋正在一步一步付诸实施。德国《商报》就此警告称,安倍的观点显然是民族主义的,并且严重损害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很难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经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不仅讳疾忌医,还肆意发作、惊扰他人,其结果想必不只是惹人嫌,还会被人们视为危险。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一错再错、冥顽不化,其危险性必须严防。
[新华网-人民日报]
中日听不懂对方语言 只有让力量来说话
日本用扩大武器出口挑战中国
日本政府1日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取代已存在47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新的规定大大放松了武器出口限制,它虽与修改和平宪法不同,但却是日本摆脱战后法律状态的重要一步。
安倍政府这样做,被普遍认为将加大日本对中国周边与我有领土争执国家的武器出口,这将对中国周边环境构成新的威胁。东京这样做还将刺激日本军工业的发展,巩固其同中国战略对抗的能力。
这是安倍政府的一个狠招,但中国显然没必要怕它。中国的力量增长完全具备消化这一威胁的能力,在中国的整体战略环境中,日本所能制造的冲击力并非东京想要多大,它就真的能有这么大。
然而日本是东亚的麻烦制造者,昨天显露得更加清楚了。日本突然改变武器出口政策,是对东亚已存在47年“现状”的一种改变。日本不断突破二战后形成的种种面貌,从教科书的编写,到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国有化”钓鱼岛,并渐渐接近修改和平宪法的“主题”。
日本曾反复侵略亚洲国家大半个世纪,它是近代史上东亚侵略战争的源头。为了制服它,全球大国都参与进来,并付出了牺牲。被美国扔了两颗原子弹之后,它总算低下了头,推行和平宪法。然而安倍政权显露出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历史观及政治冲动,它对与中国为敌、与韩国对立蛮不在乎的胆大妄为,让人预感到东北亚未来的某种不妙。
也许日本就是到了“再折腾一次”的历史循环点上,安倍政府在想方设法突破日本二战战败所导致的桎梏,积蓄颠覆东亚二战后秩序的力量。
如果真是那样,这将是中国与日本为邻的新的不幸。我们或许不得不迎接日本军事崛起的第一轮冲击波,与日本进行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周旋。
好在东亚的力量分布格局沧海桑田,中国再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当年面对的那个中国了。中国的科技实力虽然仍不如日本,但中日的综合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转变。中国已经具备在东亚范围内大体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我们有力量对任何挑战进行反制和回击。对于中日战略对抗,中国的承受力和赢取主动的能力都已超过日本。
中国尚无力塑造日本的对华战略思维,但中国可以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遏制日本对华奉行极端冒险政策的危险念头。中日已无对话能力,双方很难听懂对方的语言。那么就让力量来说话吧。
中国需要准备中日关系进一步滑向实力对抗。日本已经放弃和平思维,在它吃一个大亏之前,我们不应对它的重大思想转圜抱有幻想。同时由于中国的总实力越来越强于它,我们对日本不敢轻易越过对华战争的红线要有充分的信心。
中日处在过去的战略互惠关系已垮、双方对抗能走多远谁都没有把握的过渡期。日本对中国实力的长足发展颇有危机感,并因此躁动、折腾,我们需要以静制动,逐渐消耗它与中国对抗、为敌的意志。
中国是东亚力量格局的打破者,日本是东亚和平稳定局面的挑战国。日本充满精神上的狂躁,大大增加了整个地区的风险。中国只能用力量去磨平安倍这一代日本政客的棱角,这恐怕是东亚两大强国21世纪上半叶的宿命。
[新浪网-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