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4-11
王海光：王明是中共党史中被误化的符号
[摘要]在延安整风时，王明作为莫斯科的一个符号淡出了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但我们了解历史时，要看到王明在这一段时期所起到的作用。《王明年谱》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丰富性。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丰富复杂，延安整风后所突出的是以毛泽东为主线的人物，有些人物是被遮蔽的，其实失败者同样为历史做出贡献。王明就是中共党史中被误化的一个符号”，近日《王明年谱》出版，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明年谱》作者郭德宏、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韩纲、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等史学者重探王明的真实人生。以下为王海光发言实录：
王海光：首先对郭德宏老师表示祝贺，郭老身体不太好，但学术生命依然这么坚强，在他身体不好时还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本厚书《王明年谱》，让人敬佩。
拿到这本书的时间不太长，但王明这个人物是我熟悉的。现在的党史包括后来叙述的党史，有些人物是被遮蔽的，特别是延安整风后所突出的是以毛泽东为主线的人物们。中国共产党历史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毛泽东、刘少奇或者新中国那一代人的历史，也有在党走错误路线时负面人物所体现的历史。只有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看出立体感，才能看出中共党史的丰富性。失败者同样为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是贡献还是失误，都构成了我们认知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历史的一部分，“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这些失败者、错者，那整个历史同样是不完整的。这本书的好处是从我们很少知道的角度讲述鲜为人知的党的历史。
这本书我粗粗翻了一下，史料非常丰富。我觉得王明这个人物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大革命时期，如毛泽东、王明都是属于参加中国共产革命的一批人物，但他们有不同的路线或者从不同角度见证了这场大革命。我们看到他们各自的革命经历，王明之所以在党内上台、站稳一定的位置，与中国革命的特点、特色有关系。中国革命一开始是仿照苏联十月革命的路子走。在此过程中，中国经过了几个回合，大浪淘沙出现了很多人，第一批人即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从学者转到革命者，这是一个线索。
到了十年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失败后开始走苏维埃道路，仿照列宁、斯大林第三时期革命路线的路子，但是这条路没有走通。因为没有走通，所以带来了在白区斗争的失败而不得不屈居于陕北。这段历史是我们熟悉的。
大革命失败后到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再到中共革命在抗战时期的兴起，这个过程从王明角度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有变通能力的是毛泽东这一代人。王明这些人更多是尊重莫斯科的指示，按照莫斯科的指意办事，所以这个过程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即王明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失败。抗战时期是党内和党外、国际和国内都处在一个大变化时期。我们讲到毛泽东和王明路线的斗争一般都讲到延安整风、抗战之后党内所出现的左倾、右倾。现在看左倾、右倾在一个政党中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价值，都有我们可以总结教训的地方。
在延安整风时，王明作为莫斯科的一个符号淡出了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但我们了解历史时，要看到王明在这一段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所以《王明年谱》用丰富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丰富性，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建国以后王明淡出整个权力中心，这时期王明更多是作为一种形象，跟毛泽东对立的一种机会主义路线的形象。建国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一直谈到王明路线在党内所造成的危害，王明成了中共党史中被误化的一个符号。当然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到苏联，王明对毛泽东有很大的批评，这些批评意见在当时可以看到，是王对毛路线的批判。
文革时期多数是把党史简单化，毛泽东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但这个观念已经被学界抛弃，学界更多是从原因和经验教训出发。王明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贡献的，比如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王明就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在这本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反映。
王明也还是有贡献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中他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本书也比较详细的反映了这段历史。到苏联后，王明在文革时期写过一个《中共五十年》，在《中共五十年》中，他提出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想法，并对毛泽东的历史叙述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对西安事变，王明和一般的叙述很不一样。一般认为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因为正确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打开局面。但是在王明的叙述中，毛泽东带领一班人马到陕北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最危亡的时期。王明认为是城市救了农村，救了根据地的红军。这样的叙述，过去不认可，但现在看起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白区的工作者的确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在历史叙述中是很少见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让我们看待历史时更具有立体感。郭德宏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拿到不少关于王明的独家材料，我也与郭老师说过，王明在苏联写的诗词没有用上，如果再出版一个王明诗歌集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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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王明质疑个人崇拜：崇拜我比崇拜他强
[导读]陈伯达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
本文摘自《碰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十次思想观念交锋》，刘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
1956年，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显赫胜利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以及因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引发的波匈事件等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鉴于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不能再支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了，不能一味地反对所有的个人崇拜。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地发展起来。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逄先知，金冲及泵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8）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逄先知，金冲及泵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简史[M]北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李锐贝笤窘亲历记（上卷）[M]焙？冢耗戏匠霭嫔纾1999188）
反对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是我们难以赶上的。有人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柯庆施的调子更高，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薄一波比舾芍卮缶霾哂胧录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71332）“党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逄先知，金冲及泵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比如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等。随后，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简史[M]北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之风日渐显露的形势下，彭德怀为反对党内个人崇拜而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庐山会议最终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同时，也导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再度升温。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首先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进一步赞扬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康生也不甘落后，1959年底，他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简史[M]北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所谓反对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6月14日，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这个重要文献中说：“提倡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将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1965年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时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动起来的对领袖的狂热，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有：一、“天才说”。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本：战士出版社，19683）二、“三个里程碑”说。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三、“四个伟大”说。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本：战士出版社，19681）还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说等等。至于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
林彪在个人崇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内明确不准反对个人崇拜，而要搞个人崇拜。以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为起点，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公开提出来了。面对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林彪从毛彭冲突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于是，利用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造神运动”。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庐山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利用讲话、谈话、下达指示、主持起草会议文件、给《毛泽东选集》撰写介绍文章等各种机会，一再颂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本万利的事”；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次赞颂毛泽东的机会。
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革”开始。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头脑发热了，不谦虚谨慎了，不实事求是了。与会代表纷纷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林彪却作了一个与整个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他说：“困难局面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本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失误及其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负有重大责任，但林彪反而说这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阿谀之相显露无遗。
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论，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许全兴泵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0）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许全兴泵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1）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摘录，中国人民人手一册。林彪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气氛，增加了它的威势。
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最终形成以下一些观念：
第一，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第二，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第三，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三条也是“文革”期间达到顶峰的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
其实，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论”的真实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为自己抢班夺权奠定基础。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但到了1970年12月前后，毛泽东开始指斥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毛泽东这一态度使个人崇拜在形式上有所收敛。
“文革”时期，林彪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面对林彪集团的兴风作浪，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是支持的，他批准了林彪的“5·18”讲话，决意做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钟馗”。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他并不满足。九大以后，林彪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发难。他们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大肆宣讲所谓“天才”问题，竭力称颂毛泽东是“天才”，藉此吹捧林彪的“天才”，并且不顾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做国家主席的意见，鼓吹设立国家主席，提出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企图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了林彪集团向党发动进攻的一个锐利武器。但林彪集团的拙劣表演暴露了他们的夺权野心，使毛泽东对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真实用意以及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即找林彪谈话，对他提出批评。正是这种认识，使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一方面为“文革”前期的个人崇拜辩解，另一方面对个人崇拜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个人崇拜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要降温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苯ü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毛泽东虽然提出没有必要搞个人崇拜了，但当时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群众性的个人崇拜的风气，他对待群众热情的一贯态度是加以引导而不泼冷水，因此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仍然只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和废除个人崇拜。此后，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同“文革”前期相比，的确有所降温，这一方面与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有关。
邓小平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反对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突出个人，更反对神化伟大人物，反对个人崇拜。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向执政党角色转换以后，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内在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甚至在“文革”期间出现了造神运动。这极大地危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和谐的党群关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
早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开始滋生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他指出：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这不但会损害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还会把共产党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因此，在会议上，他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骄傲和个人崇拜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决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决不能贪天下之功，将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
1956年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又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和发展，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又专门论述了防止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235）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从理论到实践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理论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335）实践上先是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然后逐步建立起干部退休制度，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退休，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31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切实有效地防止新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我们党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深化。
其一，表现在党对个人崇拜性质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把个人崇拜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领导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鉴于搞个人崇拜给我们党造成严重危害的历史教训，中央在《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突出个人”搞“不适当的纪念方法”，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进而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至此可以说我们党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个人崇拜的性质及其严重危害的认识问题。
其二，表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进一步从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历史根源上分析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而且着重从制度上进行了分析，使得我们党对个人崇拜产生原因的认识趋于全面。
其三，表现在我们党明确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基本途径方面。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才能逐渐消除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影响，克服僵化体制的弊端，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同时，也能够使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新的观念意识牢固地确立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个人崇拜现象的一个必要前提。其次，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实现相应的调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要从政治方面解决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不断推进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才能根除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总之，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克服的途径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使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腾讯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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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到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从中共中央首任总书记，到被开除出党，又成为托派领袖，晚年又离开托派，走向民主……最终，他在贫困与孤独中离世。多年来，由于陈独秀研究所存在的种种限制，其真实经历和人生历程并不为人所熟知。近年有关陈独秀的研究逐渐加强，唐宝林先生功不可没。而他集陈独秀研究之大成的著作《陈独秀全传》，无疑是这一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有限，有关陈独秀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难题，而本书并未完全解决。这些或许难以“毕其功于一役”。
史料收集不做第二人想
唐宝林长期致力于陈独秀研究和“正名”工作，在有关陈独秀史料的收集上，确实不作第二人想。迄今为止，他是极少数看过陈独秀后期成立和加入托派组织之后档案的研究者。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陈独秀全传》港版出版时约70多万字，而此次出版的内地中文简体版近100万字，增补的内容包括：陈独秀本身的弱点；1938年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在海外遭到抵制；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前，曾因“生机断绝”，不得不离别妻子高君曼约一年多，到东京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高在此期间所写的二十首诗等等。
数十年研究，多番遭受不公正对待，可以想见，唐宝林先生心中所蕴藏的不平之气。而这种“憋气”，在《陈独秀全传》的字里行间痕迹明显。在我看来，唐宝林先生从选择陈独秀研究开始，对于陈独秀遭受的冤屈和种种不实之词，一直颇有不平。他的研究，既有还原历史的主观愿望，也有“洗污”和“正名”出气之欲。他反复强调，陈独秀晚年追求的，是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更高的民主”，显然又蕴含着古为今用的现实关照。
另一方面，唐宝林自身的研究和写作，这些年来多方受阻。无论是他实际主持的陈独秀研究会，还是出版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均遭遇很多阻力，陈独秀研究会更是于2003年被取缔。他研究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因此，他研究陈独秀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从憋气到出气的过程。因此，经过删改和增订的内地版《陈独秀全传》，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陈独秀时代”难以自圆其说
唐宝林对于陈独秀的历史价值认识极其深刻。尤其是领导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陈独秀全传》中，作者对于陈独秀的这两项事迹有着详实的阐述。前者主要涉及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与胡适一起发起白话文运动，成为五四运动领袖。后者主要涉及他离开北大后，受维经斯基影响，从启蒙思想转向俄国的列宁主义。
唐宝林先生认为，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观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
在我看来，这种划分难以自圆其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和政治人物，支撑他们的，既有意识形态的革命主张(软实力)，更重要的是手掌兵权的硬实力。1915年到1927年的陈独秀，尽管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但硬实力与孙中山和毛泽东均无法相提并论。唐先生所说的这12年，乃是段祺瑞、吴佩孚等人称雄之时，称之为北洋时代无疑更为准确。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因产生深厚感情导致推举过甚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立说持重、冷静和客观，当是每一个研究者所必需。
唐宝林先生认为，陈独秀一生追求民主，其历程是“民主→专政→更高的民主”。在他看来，陈因相信列宁主义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多数人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为之而奋斗了16年(1920-1936)。当他看到无产阶级专政被斯大林造成无数触目惊心的反人类罪恶时，他猛然醒悟坚决反对一切独裁制，主张彻底的民主化。所以，他的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使他误入了列宁主义，又使他与提倡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决裂。因为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误作“无产阶级民主”。
对比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宣扬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的文章，以及《陈独秀全传》中，陈独秀在担任总书记时的种种情状，书中支持唐先生这一观点的叙述和分析明显不足。一方面，此时的中共缺乏独立性，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在经济上有赖于苏联的支持。因此，陈独秀对苏联的遥控指挥可谓言听计从。另一方面，限于严格的纪律，陈独秀又不能把这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命令系来自苏联的实情告诉其他人。按照唐宝林先生的说法，这是他最窝囊的时候。
作为上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先行者，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者，陈独秀对于专制的毒害显然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在担任总书记期间，苏联对陈独秀及中共的遥控指挥显然毫无民主可言。如果陈独秀“只是接受了列宁的思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民主，追求真正的民主和更广大的民主，也就是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那么，陈独秀此时受到的“夹板气”又当如何解释？当他一面对于苏联粗暴、专横的压力唯唯诺诺，同时对下级颐指气使之时，他难道没有对于民主的反思吗？
正如学者王奇生所说，对于1920年5-9月间，陈独秀从启蒙思想转向列宁主义，《陈独秀全传》注意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遗憾的是，对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接触交往的具体细节与思想传递的心路历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来呈现，只能作合理的推断。”
两次突变还可推进
在我看来，这一“合理的推断”还可更进一步——— 陈独秀从启蒙思想转向列宁主义，除了其缺乏理论基础以及性格因素之外，作为“经济人”的一面，也是重要因素。遗憾的是，唐宝林在书中并未论及于此。
正如唐宝林在书中所述，进入北大之前的陈独秀，很多时间颠沛流离，在经济上一直很拮据。“甚至如陈独秀所说到1914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四个儿女(陈延年、陈乔年和高君曼所生的陈子美、陈鹤年)，只身到日本去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1915年6月回国，在安徽出版家陈子佩、陈子寿兄弟的支持下，于9月15日创刊《青年杂志》，1917年改名为《新青年》。
进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之前，陈独秀对前妻生的两个儿子极为薄情。按照唐先生的解释，这是因为陈独秀要培养儿子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纵观陈独秀的人生旅程，其家庭观念和对家人的责任感一直很淡薄。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陈独秀这段时间财力有限，或许也是其对两个儿子“无情”的因素之一。
陈独秀辞去教职，到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主观上固然有着探索救国之道的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但是，经济来源断绝显然也是其所以然的重要因素。此时的苏联，因为向欧洲输出共产革命严重受挫，因此转向了东方。为此，维经斯基带来了输出革命所需要的资金，这对刚刚失去北大教职、每月少了几百大洋的陈独秀来说，无疑也是原因之一。纵使陈独秀心怀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宏大抱负，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愿意为之奋斗终身，但是，现实的一面却是，没有钱显然无法闹革命。对此时的陈独秀而言，既可以追求比资本主义“高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同时解决了就业和收入问题，可谓一举三得。
及至晚年，陈独秀思想再次发生突变，唐宝林先生的描述是，从列宁主义转而追求“更高的民主”。对于陈独秀晚年思想突变的原因，唐宝林先生认为有两点：一是1932-1937年的牢狱生涯，可能使陈独秀重新冷静思考；二是抗战初期出狱之后，陈独秀与一批民主自由主义人士有较为密切的交往。
在我看来，还有更深的因素，唐先生未曾论及。
首先，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因为思想启蒙，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的性质是隐而不彰。1919年6月，陈因为散发传单而入狱，也只能靠着老朋友的奔走和各方的呼吁才得以脱身。
而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才真正完成了从文化人到政治人的角色转换。显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且有苏联作为坚实的后盾，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权力的掌握上，都非此前所能比拟。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27年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被免职这段时间，陈独秀对于苏联的意见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到最后在中共党内威信扫地。
正如唐宝林先生在书中所言，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的过程中，苏联考虑最多的，还是其本身的利益。苏联对待陈独秀和中共的态度，毫无民主可言，有的只是“太上皇”般的压制和专横。按照常理推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难道没有认识到斯大林的专横和苏联的野蛮吗？他难道没有想过，自己从事的事业，与五四时期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的观念背道而驰吗？答案显然不言自明。但是，陈独秀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反省，总书记被免职以后，又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
作为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无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济世之心。由于活动经费有限且大部分来自于苏联，如书中所述，他过着较为清贫的生活。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其政治地位却极为尊荣，党内同志也都对他极为尊重。而他政治地位和权力的获得，都是因为苏联的支持和扶植。正因为如此，在总书记任内，他可以领受夹板气。到1927年被当做替罪羊抛出，显然不是他所能预料到的结果。
与唐先生“误信列宁主义”的说法相比，从“经济人”的角度考量陈独秀的选择，无疑更具解释力。事实上，唐先生在本书837页对此也有体会：当时陈钟凡推荐陈独秀到武汉大学教书，被他拒绝。唐先生的解释是，首先，过去离开北京大学时所受到的同行们的耻辱挥之不去。“二是几十年已经习惯于搞政党革命和革命运动，当领袖，受人敬仰，怎么能适应去当一个教书匠？”
转向托派之后，陈独秀显然不无东山再起的意图。然而，流亡的托洛茨基显然无法提供和苏联同样的支持——— 尤其是资金的来源上。纵观中国托派从未停息的内讧后来演出的种种闹剧，都仅仅限于百十来号人和极小的圈子之内，从未形成太大的影响。而陈独秀与托派决裂，与其成为托派领袖后一直深陷内部纷争，而且托派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和号召力显然不无关系。
在我看来，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突变，更深的因素还是出于其自身的惨痛教训和经历。在总书记任上且有切身体会之时，陈并没有追求“更高的民主”；深陷托派小团体而未至决裂之时，陈同样没有追求“更高的民主”。直到其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终止并绝望之后，陈漂泊江津，生活困顿，远离人际关系复杂的政治纠纷，才彻底思考民主的本质。
叙述逻辑的冲突
王明、胡乔木等人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对此，唐宝林一一辨析，认为大部分都属于子虚乌有。然而，在这种辩护的过程中，唐宝林先生多处出现了叙述逻辑的冲突，大大违背了历史学家的基本立场，且难以自圆其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苏联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政策和关系处理上，首先维护的是苏联自身的利益。无论是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关系，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服从这一点。唐宝林在本书497页说，国民革命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苏联总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中国”式的“友好邻邦”———“红色殖民地”。而斯大林则明确宣称，对蒋介石只是利用，最后要把蒋介石“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441页)。而后来的事实却是，蒋介石对苏联“反利用”，利用莫斯科的金钱和武器强大之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在此过程中，唐宝林先生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一味为其辩护，出现了明显的叙述逻辑冲突。正如书中所叙，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合作时，一直想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唐先生对此合作，喻之为“共产党成为国民党苦力”。作为军事强人和政治强人的蒋介石，显然不可能甘心居人之下，他也决不可能充当斯大林的傀儡。在蒋看来，共产党犹如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已经尾大不掉，因此走向了反共。就这场政治角逐而言，三方各有所需，且利益相互排斥。而唐宝林先生叙述逻辑的冲突在于，当他一味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为其辩护时，已经明显违背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
纵观书中所述，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激进，只是次序和程度上的区别而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但唐先生并未就此结合陈独秀的作为进行辨析和反思。例如，本书498页提到，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陆沉，在当时就对维经斯基说，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阳新县处死了45名绅士，部分是农民处死的，部分是农民交给县当局，在农民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北伐军在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时，工农群众却在革其家属的命。著名学者陶希圣因为不满武汉工会、农会几次滥杀无辜农民的做法，被农会捕走，险些丧命。幸亏陈独秀得到施存统报告，下令释放……这些史实，理当引发作者对于革命的深刻反思，遗憾的是，本书并未做到。
在我看来，唐宝林先生未能超越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叙事框架，未能在历史观上与时俱进，真正恢复到史家立场。这种立场分明且入局太深的介入式写作，使得作者显示出“只因身在此山中”的限制，大大局限了本书价值。
除此之外，在《陈独秀全传》的写作和结构上，唐宝林先生不注重叙事，只顾着对陈独秀与其他人的主义之争和思想脉络进行辨析，然后做出自己的是非判断，这使得本书读来沉闷而枯燥。尤其是本书后半部分，陈独秀与托派小团体的纠葛，对于时政大局几乎没有影响，完全可以大大简化。
在我看来，如果瞿秋白是书生误入政坛而失败的例子，那么陈独秀也属此列。五四成全了他文化巨人的重要地位，而从政只是酿造了一个悲情的革命者和“终身的反对派”。唐宝林先生的专著，是目前最为权威的专著，也是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是，我更期待后来者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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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王明谈皖南事变：毛泽东杀项英的诡计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作者：黄允升等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文件上、记录上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等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让他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和全党同志一道切实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
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身体力行。他遵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以此来启迪、帮助王明等逐渐认识自己右倾投降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但是，王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认为是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掀起，王明越来越感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威胁了。于是，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继续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具体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极力说毛泽东的好话；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继续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并且说，这“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难以抗衡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耍起两面派来，表面上极力赞扬、讨好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王明在很多报告和文章中，一反傲慢、自大的前态，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尤其在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够了，够了，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然，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王明在暗地里搞的那些勾当，也不会因为凭他一些恭维话就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4日和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分析政治形势出发，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既批评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错误，又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损失还大，是路线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方，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又采取等待态度，所以他写《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就不提苏维埃运动后期是路线错误。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或被俘。这是项英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过于相信国民党，不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提高警惕、从速行动的指示所致。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如当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所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递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对中央政治局成员震动很大，一些领导同志发问：项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都充当了急先锋，而在抗战初期又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不能不联想到错误路线头子王明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反而诿罪于人，作诗把罪过强加给毛泽东头上，说项英之死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
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
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并无“邪道”。倒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的王明却处处行“邪道”，而且“邪道”甚多。比如：好话说尽、坏话讲绝的是他；自己犯了错误而诿过于人的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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