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6-16
整风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康生
用“理论”当作敲门砖，终于敲开了最高权力之门。“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使出看家本领，惟恐天下不乱
康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裹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外衣，在中国共产党内投机钻营长达50年，风雨任变幻，神情总自若，他常以最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历次政治斗争中，他都凭自己狡黠的奸道见风使舵、顺水行舟，保证了他在几十年宦海生涯中经久不衰。康生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投机作案，对革命事业的败坏之深、影响之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为罕见的。这样一个大奸臣和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直到盖棺还画着正人君子的脸谱。他生前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升到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能呼风唤雨、显赫一时的“大名人”。
有道是“历史无情”，虚假的东西总会真相大白。当时间推演到公元1980年，康生伪装的画皮终被揭开，自以为能流芳百世的他，却遗臭万年。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爬上权倾中外地位的大阴谋家，他是如何发迹的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康生被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总书记，由于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十分有限，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实权，康生极力附和，得到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之职，这使他认识到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跟谁，谁的话顶用就跟谁，并将此作为自己今后的政治支点。
党的“七大”之后，康生的实权下降。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屈居副职，他自认为在政治赌场上吃大亏而撂挑子，开始终日托病养尊处优。这次失败，康生发现形势对他不利，于是才“以退为进”，退出政治角斗场，借以静观形势，寻求东山再起。
1956年初，党的“八大”召开之前，饶漱石因参与高岗反党联盟已身败名裂，康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重返政治舞台。他开始在公开场合亮相，不放过一切接近最高领导者的机会。他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他首先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靠近为毛泽东准备的办公室，这样可以“近水楼台”。这一招很灵验，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由于全力投入，着手抓理论工作，而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他又被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此间，康生又毛遂自荐，向毛泽东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下设理论小组，由康生兼任组长，此后又将理论小组提升为中央理论小组，他身兼二任，捞取了实权。
这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康生兼管党校的工作。这更使康生喜出望外，他可以如愿以偿地在这个位置上打着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幌子招摇撞骗而通行无阻了。
康生开始使出了以前的那套“看家本领”，用一步比一步高的调门吹捧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循序渐进地将毛泽东神化。他用理论作为敲门砖，渐渐博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欢心。他借大谈“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最新发展”来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并将此作为他的万能法宝，作为他的护身符和遮丑布，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功夫不负有心人”，康生终于敲开了最高权力之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爬上了更高的地位。在这之后20年内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康生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可见康生走的这着棋又是相当“成功”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就感觉到了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于是便捷足先登，在政治舞台上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早在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他不顾历史事实，“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不愧是谙熟奸道的高参和玩弄阴谋手段的高手。在江青汇报碰钉子后，他亲自向毛泽东进言，说自己考虑了两三年，看出《海》剧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康生的描述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由于抢了头功而倍加受宠。他后来又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是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到书记处，除康生以外，其余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文章的由来。
1965年，中央决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彭真被委任为组长，康生当上了副职。他与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结，为他们出谋划策，同时又把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透露给江青，对江青掀起天下大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如此给江青卖命呢？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是一种不可告人的双向交易，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康生效劳于江青，那是因为江青有可利用之处，作为主席的夫人，毕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通过江青可以从毛泽东那里拿到镇邪的尚方宝剑，最起码也能探听到一些政治斗争的风向。多年政治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康生学会了攀龙附凤，顺风使舵。他善于投机钻营，打着别人的招牌，卖自己的狗皮膏药，干着不可告知于世人的勾当。他制造“海瑞罢官”一案的发明权，在江青和陈伯达的煽动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后来，康生又将其变为毛主席的东西，大加宣扬，在制造天下大乱上立了大功。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和康生汇报时，曾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立即据实作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毛泽东将事情和盘托出：“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康生，作为善于玩弄阴谋的政治骗子，此后又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毛泽东同志肯定了他的发明。
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曾在彭真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学术争论问题，会后形成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
就在这节骨眼上，康生鼓动江青背后告状，将《二月提纲》严肃化，在毛主席表态“这个提纲是错误”后，康生又将《二月提纲》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宣称这个提纲是彭真背着自己暗地里偷偷搞的，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康生的“揭发”和批判，使中央决定解散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康生这着十分卑鄙的棋，使他随后一步登天，取得当时显赫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职位，凌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从此，中央政治局大权旁落，形同虚设，中国的政治生活开始更加不正常化。而康生一时红得发紫，成为红极一时的“名人”。当然这位“名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早已不是一位无名小卒了，只是说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神州大地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二月提纲》被批判之后，经毛泽东提名，康生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在《通知》起草的过程中，康生四处活动，到处煽风点火。
随后，康生又秘密派他的老婆曹轶欧等七人，打着“调查”的幌子，到北京大学煽风点火，并亲自召见了曹轶欧的“老朋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向她面授机宜。在康生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炮制出来了。5月25日一贴出，它就像一声平地惊雷，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北大师生强烈不满。当天晚上，严密注视各方形势发展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人到北大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
康生发现他指挥炮制的这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夭折，十分恐慌，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孤注一掷，将大字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以求侥幸获得支持。可以说这是康生拿自己的命运押的赌注，这是他在关键时刻走的一着险棋，如果毛泽东对大字报持反对意见，他必将被作为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而受惩处。
6月1日，康生的阴谋得逞了，毛泽东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康生心花怒放，后来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6月2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一场将中国引向灾难和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真正的帷幕。
事后，康生曾将他亲自炮制第一张大字报作为资本来炫耀。1967年1月29日，康生同外宾会谈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明人不难看出，康生是第一张大字报的真正幕后策划者。
为讨好林彪，康生捕风捉影，捏造出一个“二月兵变”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内乱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摊牌，全国的形势异常紧张，康生意识到“神仙打仗”的时机到来了，但他这个“小鬼”决不能因此遭殃，必须从乱中抓权，谁是强者就跟谁走，俗语说“有奶便是娘”嘛。
康生看清了军方林彪权力的上升，“刘少奇垮台，第二把交椅十拿九稳是林彪的”，他心里想，“林彪虽阴险狡诈，但他生逢天时，应该在他身上投点资，来个双保险”。于是他想出了投桃报李的计策，充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和吹鼓手。当时，林彪曾煽动说中国有人搞政变，康生紧紧抓住了这次立功的机会，捕风捉影，一心想帮助林彪铲除贺龙这个“心腹大患”。
他在一个学生写的说贺龙要组织“二月兵变”的材料上大作文章，7月27日傍晚到北师大散布“彭真策划搞政变”的谣言。随即，这一新闻在全国爆炸开来，顿时刀光剑影，阴风滚滚，好像社会主义大厦马上就要倒塌下来。康生抓住了“兵变”的“事实”，甚至“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使林彪那篇贼喊捉贼的“五一八”讲话有了落实。这一招，极大地博得了林彪的欢心，叶群曾亲自给康生打电话代转林副主席的问候。
实际上，“二月兵变”事件是康生亲手制造的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耸人听闻的大冤案，是康生酝酿的一个大阴谋。彭、罗、陆、杨相继被打倒，毫无提防的贺龙遭诬陷，在没有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堂堂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被捕入狱，身陷囹圄之中，陷入呼天不应、叫地无语的绝境，很快便在囚室里折磨致死。
林彪在军队中的阻力清除了，而控制中央专案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铁腕人物--康生，在贺龙身上施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明明早已看到北京卫戍区于7月29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却公然进行陷害和诬蔑，直到将贺龙置于死地。康生不愧是“文化大革命”得志的大奸，他任意捏造离奇古怪的大案件，遇到适宜的气候，就登台兴风作浪，无中生有，制造出一件件耸人听闻的冤案。
贺龙含冤而死之后，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进一步的投资。他看到林彪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变越高，便又想出了讨好林彪的主意。他吩咐中央党校的心腹，高规格印出数万套封面烫金的《林彪文集》，并亲自恭恭敬敬地将样书呈送给林彪，邀功请赏，使林彪更觉得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不可多得的智囊谋士。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狡猾透顶，文集虽然印出，但并没有向下发。他做了两手准备，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因为他知道，古今中外，威高盖天的人，往往都以悲剧收场。果不其然，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劫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康生吓出一身冷汗，他立刻下令将储备的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纸浆厂，销赃灭迹。可见康生这个大阴谋家完全是一个投机惯犯，他只知为非作案，玩弄政治阴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相大白之时，他却默不作声，销声匿迹。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机中，因为他阴谋多变，从来没有自始至终的死党，相比之下，他同江青合作的时日最长。首先是介绍江青入“龙门”，接着又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中袒护江青的被捕历史，保驾江青安然过关。随后，又阴谋策划，让从苏联归国的贺子珍永远离开毛泽东身边，又一次保了江青的“大驾”。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倒刘少奇后，康生又在令江青极为嫉妒的王光美身上打主意，给王光美定了个“特务”的罪名，替江青射了一支“复仇之箭”。这一切都十分讨得江青的欢心。江青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将康生尊称为“智多星”和“大恩人”，经常给康生通风报信，或一旁美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彻底垮台，康生就像一个赌棍，将赌注输得精光。他受到如此大的打击后，便重病缠身。既然自己不能亲自出马，只好将最后的宝押在江青身上，倾力死保“女皇”，尽“顾问”之职，寻找新的靠山。党的“十大”之后，重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推行“保江组阁”的策略，本指望江氏王朝里能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但事与愿违，他们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斗争即将成功之际，康生正在焦急等待上演的“好戏”，被“癞狗扶不上墙”的“四人帮”给演砸了。这对于康生这个大阴谋家来说，真是有十二分的不甘心。“真是太不争气了，这样的大好形势，即将毁于一旦”。康生感叹之余，也为自己的来日做着新的打算。
康生通过最后权衡利弊，已感觉到形势对“四人帮”不利，秘密叫来了唐闻生、王海容，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叛徒”的丑恶历史，详细地说出了证明材料，并叫她们原原本本地转达上去。康生当时身为党的副主席，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他不向组织揭发，也不向中央提出，而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立功”，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
康生，一生狡黠，诡计多端，他的赌注都是押双宝，而且是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玩弄权术，他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但临死之前，还最后施展的投机钻营，恐怕连江青都想象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国至高无上的“女皇”却被自己的“大恩人”给秘密出卖了。
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他所做的罪过的。1968年7月、8月两个月内，康生授意和亲自排列的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黑名单，将72%的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将61%以上的中共八届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50%左右的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国特”、“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些迫害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黑名单居然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迫害大批干部的同时，依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和迫害，仅中央党校被株连的“黑帮子弟”就有150多个。这些青少年还没有真正走向社会，就被进行了无情斗争，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
在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或阴谋暴露而受到攻击时，康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马前卒”，甚至将他自己的心腹打手或干将抓来作“替罪羊”。
1967年初，康生以为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别出心裁地担心军队中还会窝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残渣余孽”，于是向林彪呈报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当时林彪正想借着这把刀将自己的敌对势力斩草除根，于是一股阴冷的黑风开始冲击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开始大乱，陈再道、许世友等大军区司令员，有的成为“阶下囚”，有的遭受着人身污辱。
然而，正当康生踌躇满志的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到各地围攻军队的消息感到势态严重，“将军队搞乱等于是釜底抽薪”。他怒斥林彪、康生一伙乱军夺权，起笔批道：这是“毒草”，“还我长城”。这真如平地一声惊雷，康生慌了手脚，“吓得魂不附体”。而后，康生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寻找替死。阴险奸诈的康生在形势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时，不惜抛出他们的得力党羽，移物栽赃，加害他们的打手和干将，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入牢狱。
事后，康生担心内幕败露，又谋划对王力、关锋的好友，在“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当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进行残酷迫害。李广文被逼迫走极端，宁愿争个“鱼死网破”，于是他深夜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大字报。他本已成为康生的亲信，却被害坐了10年监狱，因之而受株连者多达350人。
1966年8月，康生为了将刘少奇彻底置于死地，首先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随后，揪“叛徒”之风，刮遍全国各地，他们目无国法，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整别人的黑材料。
康生亲自指示造反派对张闻天、安子文等同志进行围攻。实际上，康生所称的“叛徒集团”纯属子虚乌有。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的高级干部，在1931年至1936年，曾被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刘少奇和北方局为营救这些同志，曾向中央打过报告，根据中央的决定，才想办法将这些坚强不屈的同志营救出狱，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明明熟悉这一情况的康生，竟然颠倒黑白，将61人打成“叛徒集团”，把刘少奇说成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对刘少奇狂加迫害。
康生对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孟用潜、丁觉群等人，也曾用十分狠毒的手段进行逼供，残酷迫害。康生不断罗织和加重刘少奇的罪名，将刘少奇诬蔑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直至在开封监狱，将刘少奇折磨至死。
康生整人可以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为了将民族的精英一网打尽，不惜对广大革命群众下毒手。“文化大革命”中，在他的挑唆下，全国出现了派性大战，众多的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他制造的“内人党”黑风，在内蒙古草原上“刮”走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性命，16222人被迫害致死，受诬陷群众多达346000多人。康生对全国广大群众的迫害，从“揪内人党”事件中可见一斑。
把康生说成是害人成性的刽子手，可以说毫不过分。在几十年的害人经历中，他发明了许多害人的理论：根据“主观想象”、“可能”的猜测、“由此及彼”的株连，要不就是“相面”或给他人“栽赃”。多年来康生自居为防奸专家，而实际上，他集历史奸恶之大成，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他残酷迫害妨碍他夺权的人，达到了惨无人道、随心所欲的地步。
康生之所以能在党内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还因为他有一种将黑说成白，将自己的污点美化成亮点的本领。
康生早在20年代，就与江青相识。在延安任中央调查部长时，从事上海地下工作的刘晓和王世英就给康生拍过江青有历史问题的电报。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故意欺骗组织，隐瞒中央，暗中庇护，为江青遮丑，蒙蔽过关，使江青这个有历史问题的危险人物成为长期埋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大隐患。康生为江青篡改历史，目的是为自己捞取资本。28年后，康生与江青合伙，在一场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天下大乱中，才得以乱中抓权，趁中华民族浩劫之机一步登天。
1965年10月9日，康生在向新西兰着名共产党人谈及“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时说：“1919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我的地主家庭决裂了。当时我受到了反帝运动和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我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我原来姓张，这时改叫康生。以后，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几年，所以虽然我是山东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个故乡。”康生编制的这段话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虽然“五四”运动确实给康生以较深的影响，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但康生夸大了这种影响。第一，所谓“参加了‘五四运动’”之说，历史上至今找不到任何凭据，只能说是“经历”或“目睹”，即使“投入”，也不过是摇旗的小卒，而康生留给我们的是“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假象。第二，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之说，不属实。可靠资料证明，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刊物《济南劳动》周刊和《山东劳动》周刊，1921年前后主要发行于济南、青岛，是否有少量流入诸城，无据考证。第三，所谓“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之说纯属谎言。实际上可能是他少年时因打架斗殴被关在家里不准外出或家庭对他的威吓之言。第四，所谓“公开声明脱离家庭”之说，与事实不符。他离家去上海大学，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五年。在上海期间，他回过家，经济来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给，并没有同他的家庭决裂。第五，他在上海呆了不满10年，起初也没有做工人工作。第六，至于改名叫康生，则是1933年7月他去苏联之后的事。康生这样移花接木、篡改历史，无非是想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子”，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坚定的早期革命者形象。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证明自己“立场坚定”，同其家庭早就“划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说，他除了只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儿子张子石联系外，同地主家庭毫无来往。这种说法完全是为了混淆视听而编造的。
事实上，康生地主之家，几经变迁，到解放前夕已父母双亡，完全由康生的前妻和一儿一女维系着，他们相依为命，浑然一体。既然同儿子张子石有密切联系，怎么能说同其家庭毫无来往呢？
康生与他的前妻联系少，并非因为她是地主婆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又娶了曹轶欧的关系。再说，康生同其子张子石有来往，也绝非因为他是共产党员。直到解放前夕，张子石一直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1948年9月，康生任鲁中南第一书记时，才经地下党将其子引进解放区，参加了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其实，将自己地主出身的儿子培养入党，参加革命，也并非是同家庭划不清界限。可是康生为表白自己的清白，竟然违背历史，颠倒事实，将“入党”和“联系”的先后顺序换个个儿，真是用尽了心机。
康生一生做尽了坏事，回过头来看，公平地说，他在上海大学阶段，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表现较好，对党确实做了些有益工作的时期。他参加了1925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在上海总工会当干事。1926年回上海大学任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组织了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任沪东区中共区委书记，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康生一生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康生本身却从不主动谈起这段历史。他为什么对这段辉煌的历史默而不宣呢？细细查看康生的言论，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秘密：原来他将上海大学时期他所发生的转变，偷偷移置到五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去了。康生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受“五四运动”影响而背叛地主阶级家庭，走向革命的我国首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篡改的历史，毕竟是不真实的。给自己脸上贴的金子迟早会掉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于他要抓要打的“叛徒”、“特务”，总是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而对于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却想肆意篡改，极力抹杀。康生也真算得上有一副好脑筋，对反对过他或他迫害过的人，他总是记得一清二楚。对于各个时期他打击迫害过的人，他都严加防范。对敢于揭发他的人，他都疯狂报复。他复仇的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胁”的叛徒、特务。于是，他开始了对他肮脏的历史进行“销赃”，首先是对知道自己底细的叛徒和特务“灭口”。
王云程和卢福坦都曾经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但在被捕后叛变，出卖同志，在解放后被我专政机关逮捕，长期关押。由于他们都知道化名赵容的康生，在30年代的上海到底做了些什么，知道赵容如何利用暗杀告密等卑鄙的手段，在党内派别斗争中消除异己，知道赵容曾“被捕叛变”、“出卖同志”等。于是在康生掌握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曾一再催促杀人灭口，结果王、卢二人于1969年分别被秘密处死。
消灭了这样的活口，康生便又开始紧锣密鼓地清理档案中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在1967年，康生就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他们调动大量人员，利用“清档”之机，疯狂地破坏档案。在上海就调集了6000多人(其中外语人员3409人)，组成204个小组，查封接管了103个单位保管的187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60余万份(件)解放前的报刊资料。清档工作历时四年，到1970年基本结束。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159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26000多卷(份)；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41522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4卷(册)；被抽页的，有536页；被抠挖的，有532处；被贴盖的，有39页。康生的这种举动显然是为了消灭与自己丑史有关的物证。据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查小组在1968年3月15日写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有关康生历史的90页档案，至今下落不明，但是他们虽然销毁了这90页材料，却愚蠢地留下了销毁这90页材料的报告。这本身只能增加人们对康生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怀疑，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历史事实永远是销毁不了的，销毁“报告”成了他曾销赃的有力佐证。
康生一生捏造事实，篡改历史，求名夺利，真可谓厚颜无耻。他恨不能多给自己脸上贴几块“值钱”的亮金子，恨不能将自己的历史美化得更加辉煌。然而，历史是不能杜撰的，再好的伪装终究会被揭穿。事实一经曝光，则更显现出康生变着法子往上爬的一幅奸相。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横扫一切的政治大动乱中，康生眼见林彪、江青的权力和地位明显上升，为了实现自己已经膨胀的政治野心，他把自己几十年“建家立业”的本领统统拿了出来，积毕生之阴谋手段，做起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被奉为“智多星”。这场浩劫中的许多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都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或直接挑动搞起来的。
在这场浩劫史上，他写下了自己独特的篇章，为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仅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并“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康生将自己的这三步棋自喻为他的三绝，可见其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凭此三绝，他顺利地登上了“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这个通天宝座。
当“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用鲜血换来的江山被糟蹋，人民大权被篡夺，他们像暴风雨中迎风展翅的海燕，像巍然挺拔的劲松，出现在斗争的第一线。
1967年2月13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人民立下无数功勋的老帅们，在这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同林彪、江青等人短兵相接，进行了义正严词的斗争。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相继发言，严厉质问林彪、康生、江青：“你们把天下搞乱，到底想干什么？”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老帅们眼巴巴看着国家在遭难，人民在受苦，他们忧心如焚，早已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诸脑后，宁争个鱼死网破，也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一帮人斗个明白。
这次会议本来是为人民所尊敬的老战士身怀浩然正气与群妖进行的英勇搏斗，是人间正义的伸张，是代表全国人民对林、江、康一伙滔天罪行的审判和控诉。然而康生一伙的伤疤被揭痛了，他们怀恨在心，连夜搞出一个中央碰头会的《记录》，添枝加叶地向毛主席汇报，状告老帅们是“向毛主席挑战”，“翻延安整风的案”，“大闹中南海”，他们蒙蔽毛泽东，拿到“尚方宝剑”后，便将怀仁堂的碰头会诬说为“二月逆流”。
在康生的精心策划下，他们迅速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击”浪潮。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政治局内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在这一震惊中外的重要案件中，康生作为老谋深算的狗头军师，发挥了关键性的特殊作用。
在制造党的历史上的特大冤案--迫害刘少奇的案件中，康生也起了奇特的作用。为了诬陷刘少奇，康生虚构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诬蔑刘少奇“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新疆叛徒集团案”来牵连刘少奇，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等四顶帽子。他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肆意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反革命”等，对刘少奇进行了最为残忍和最为疯狂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他们抄刘少奇的家，在批斗会上揪着刘少奇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相。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国家主席打得鼻青眼肿，腰和腿致残，最后将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押送开封监狱，摧残致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理论混乱中，莫过于对“惟生产力论”的批判。康生以理论家的姿态提出“惟生产力论”是工交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的根子”，将矛头直接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的周恩来。林彪反革命集团自取灭亡后，周恩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力排干扰，力挽危局，使全国形势有所好转。康生和“四人帮”不甘心束手待毙，便将周恩来作为集中打击的目标。满腹经纶的康生“影射史学”，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大批“现代大儒”、“周公”。康生此举，备受“女皇”赞扬。康生的御用写作班子，开始还是指桑骂槐，后来竟赤裸裸地向周恩来发起冲锋，为江青一伙阴谋搞“新王朝”鸣锣开道。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为了保住多年来自己苦苦经营而爬上的地位，康生积极策划“保江组阁”的策略，在江青身上押宝，企图建立他们的“新王朝”。首先，康生来了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了他们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
1973年党的“十大”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保江组阁”中大显神通。他除了利用“影射史学”打击周恩来外，还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为江青出理论，唱赞歌。康生病重期间，干脆将“唐晓文”交给江青直接指挥，为江青充当“侍臣”，深受江青“重用”。
康生晚年虽然重病在身，但他对于“保江组阁”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他以“理论权威”的地位贩卖理论，“贩毒立功”；秘密组织班底，物色培养人选；利用“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内发难，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将矛头直指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更有甚者，康生又策划让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事出所料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明确支持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康生亲手导演的“保江组阁”丑剧，只好改题换戏。
康生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案件，每一次对老一代革命家的诬陷和进攻，康生几乎都有所插足，甚至是起核心作用的“主谋”。他死前，看着自己立下的“家业”日益残败，很不甘心。就在他离死还有两个多月的时候，趁邓小平离京之机，突然强打精神，亲自上阵，带病到毛泽东处进谗言，奏了邓小平一本，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真可谓“贼心不死”。此后，江青一伙在“风中之烛”的康生的幕后策划下，迅速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马上由守势转入攻势，刚刚有一线生机的中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康生躺在病榻上，快要魂归西天了。“经过自己拼了老命的最后一搏，‘四人帮’又逐渐占了上风，但自己就要死了，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心腹之患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下场’了……”1975年12月16日，康生就这样带着他的一半满足、一半遗憾，十分不情愿地走上了他的黄泉之路。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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