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7-16
日本战犯大野泰治自供：吃中国人脑浆 割战俘耳朵
中新网7月17日电 据国家档案局网站消息，日本战犯大野泰治侵华罪行自供今日发布，自供中提到，1935年8月，用殴打、灌凉水、捆吊等方法拷问。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大野泰治吃掉了其中的一个。保甲自卫团曾“于阿城县内枪杀了抗日联军的兵士和工作人员9名，把其中8个人的耳朵和一个人的头割下送来阿城县公署”。
以下是大野泰治侵华罪行自供：
据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他1902年出生在日本高知县。1934年12月志愿充任满洲国警务指导官。1938年10月被派遣到晋北自治政府。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任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上校教官。1950年12月12日在山西被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5年8月，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其中约20名禁拘于横道河子警察署，“用殴打、灌凉水、捆吊等方法拷问。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
1936年，在滨江省珠河县“参加了以珠河县参事官为首的用警察队约60名组成的无住地带设定工作队(即制造无人区的工作队——译者)，”
1936年2月12日，在珠河县公署接收了两名女人，“一名是27岁的赵一曼，”我“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拷问”。
1936年8月—1937年6月，组织保甲自卫团，并命令在杀害抗联和“通敌分子”时为证明功绩，要割下耳朵。保甲自卫团“于阿城县内枪杀了抗日联军的兵士和工作人员9名，把其中8个人的耳朵和一个人的头割下送来阿城县公署”。
1937年2月，“在滨江省阿城县南门外看到一个年约40岁左右的患癫病的乞丐，坐在城外非常脏，”遂命部下日人警士用亚砒酸放在馒头内把他毒死。第2天听报告说，“给他吃了后毒死了”。
1937年8月左右，在滨江省阿城县永增源，把年约30岁左右的1名抗日联军粮食工作员叫到审讯室，“我亲自用皮鞭殴打拷问，约经过一小时的拷问后，判明此人确系抗日分子”，“遂命警察署的指导官伊藤巡官杀掉”。
1940年5月左右，在应县县城，看到县公署看守所有拘禁长达一年以上的约二十来名中国人，指示他们按死刑、罚金、笞刑3种来判决。“我提出其中5名是八路军的工作员，扰乱县内治安应判处死刑的意见”，县长告诉我说已决定有3人判处死刑，所以我就伪称这是县公署中国人的意见。这3人“枪杀在南门外刑场上”。
我从1935年—1945年，“杀害了中国人35起计654名。”“我放火3起，烧毁民房约47户计146间。”强奸9起14名；拷打37起724名；掠夺合计36起，粮食64000吨，银洋3600元。
[中新网]
日本战犯永富博之自供：开设慰安所公然满足兽欲
中新网7月15日电 据国家档案局网站消息，日本战犯永富博之侵华罪行自供今日发布，自供中提到，其曾在太岳山脉于某村将中国妇女孩子20人赶到窑洞内予以烧杀，并在任霍县保安队指导官时，开设慰安所，“目的是用此来把保安队士兵麻痹于女色，杜绝其逃走，况且我自己亦可公然来满足兽欲”。
以下是永富博之侵华罪行自供：
据永富博之1955年2月笔供，他1916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1938年在中国江苏省吴江县任华中派遣军宣抚班班员。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1949年在山西被俘收容，1950年12月9日被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8年1月，作为国士馆学生，在到达南京下关前的路上，看到“有好几万连数都数不清的尸体”。在南京下关，将1名跳到江中的“俘虏开枪打死”。
1938年4月，为给将校们示范教育，在吴江县将1名俘虏“用日本刀予以斩首”。将“某中国女性而予奸污。其后经过一周，再赴苏州时，将该妇女带到吴江奸污一周”。
1938年11月，在安庆“叫来中国女性一人在机关内予以奸污。”又于次日在某中国人家里介绍了一位中国女性奸污一次。12月，“于安庆城内某中国人里家将XXX介绍给我(年龄16岁)是夜将其强奸。”
1940年10月，于苏州吴中饭店命差役介绍中国妇女(年龄20岁前后)奸污一次。
1941年5月，“为了对新兵50人进行白刃战教育”，对俘虏“以刺刀由距离10米处起跑，对其中一人予以突刺”。
1942年5月，在山西闻喜县扫荡中，命令中国人工作队(汉奸队)将拒绝带路的中国人枪毙，“尸体放弃于路上。”
1942年8月，搜查闻喜县横水镇东郝庄时，将居民5人“用日本刀在横水镇小北门外空地上予以斩首”。
1942年10月，在闻喜县云泉村、牛庄村一带搜查时，将逮捕的中国人民“全部用刺刀刺死或步枪打死”。
1942年11月，在闻喜县扫荡时，逮捕3名晋南野战军战士，在横水镇情报室，“为了试验在情报所由中国铁匠打制的日本刀能不能斩首，遂于横水镇的地里井的旁边予以斩首”。
1942年12月，在闻喜县下峪口村“用矛子将8个人臀部施予乱刺而予杀害”。在闻喜县东山底村逮捕20多名居民，“用日本刀、切草刀施以惨杀，”并且“于南门上将中国人民的头颅两具枭首示众”。
1943年2月，在闻喜县北白石村扫荡，“将15人带到村庄北面的凹地用步枪把所有人员枪毙”。同日，在盖寨村“由我命令”，由工作队(汉奸队)将9人用步枪枪毙，并将带路人烧死。
1943年10月—11月，在太岳山脉，将中国居民6人，“由高山顶上将全体人员推下去而予以杀害”。 “于某村将中国妇女孩子20人赶到窑洞内予以烧杀”。
1944年7月，任霍县保安队指导官时，开设慰安所，“目的是用此来把保安队士兵麻痹于女色，杜绝其逃走，况且我自己亦可公然来满足兽欲”。
1944年12月，对霍县李家山一带扫荡时，将村民3人逮捕拷问，由于怎么都不说，“命令士兵将其全部杀害”。在西许村南将11人用步枪打死。
1945年4月，指挥保安队接收俘虏，“将9名眼蒙住、缚手而予以枪毙”。
“于日军时期、协助阎锡山时期及被解放时期，通过所有时期所犯的罪恶之总统计”：对居民射杀88人，刺杀9人，活埋2人，烧杀26人，溺死1人，坠死6人，日本刀或切草刀惨杀41名；中央军、晋南野战军、抗日战士61名。
“我由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将所犯罪恶作一计算来看：由我亲手直接杀害的中国人共计61人”。我命令而杀害的总人数为166名；奉命而下令惨杀者41人。
“对妇女的强奸罪恶7件(其中有夫之妇为5名，姑娘2名)；设置安慰所而供日军及保安队员的兽欲罪恶为3件，12名妇女；我奸污的中国妇女为18名(安慰所妇女5名，饭店女招待4名，私娼8名，使女1名)”。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