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7-24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到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重灾区：“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
马维民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多深。”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
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农村的奇观，冯希仁也见识过。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
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
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
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我们去的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我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住一栋二层楼上，他爱人余叔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也住在那里，但没看见她参会。”冯希仁说。
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北京的代表们吃得还不错。“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我有个婶母住中关村附近，我还经常给她送些过去。”马维民说，市县代表一般都没有带秘书进京，他们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开会，晚上则在宾馆看文艺节目———杂技、评剧、京剧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开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内的三层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会议隆重，组织严密。”冯希仁说，“每到开大会时，他们搭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再排队回原来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外集合，人数有300多。闲暇的时候，代表们也在北京城内四处走走。”
冯希仁也有一次亲身经历便衣帮忙。他们听闻北京大栅栏电影院有立体电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来说电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们几个人就去排队，一个便衣同志过来说，他们6个人是开会的，想看电影，就把我们带了进去，每人发个眼镜，没让买票。”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冯希仁记得，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华东局的代表们开了一个会，做动员，然后将中央的书面报告草稿发下来讨论。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直接印发大会以征求修改意见。大会自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会议一开始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但到了16日之后，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注10)
隔着六十年时间之河，冯希仁和马维民已经不记得七千人大会还曾讨论过反对“分散主义”，但对总结经验还有印象。“各种意见都有。有人说主要是天灾，有人说主要是人祸。有人说，是经验不足交学费。”在马维民记忆中，他们没有讨论“三面红旗”是否还坚持的问题，认为这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1月27日，是代表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此前都是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毛泽东主持会议，代表们见到领袖都很激动，掌声热烈长达15分钟(注11)。“我不记得掌声鼓了多久，但见到毛主席会使劲鼓掌，可想而知。”马维民说，那时对毛泽东还是崇拜，没有怀疑，“大会上中央承认有责任，毛泽东是一把手，当然也有责任。但那时不这么想，就觉得是集体责任，是下面没有执行好。”
在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成为大会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刘少奇还做了补充讲话，其中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按照原定议程，报告定稿被通过之后，七千人大会就该结束了。毛泽东也在刘少奇讲话后宣布，会议将在30日结束。
马上就要春节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们开始准备回家。“大会上供应梨、苹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买了些水果准备带回家过年。有一天中午吃饭(29日)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们就坐在房间里，等到下午3点钟左右，集合上车，把我们拉到了人民大会堂，听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说，大家一起留在北京过春节好不好？大家都鼓掌。”冯希仁说。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做了一个发言。冯希仁回忆，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接到了检举信，有人反映如果就这样回去，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不能散会。“毛泽东说有些人在捂盖子。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提意见。说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次一定要摸。让霸王‘别姬’。这是批曾希圣。他拿着两页纸，讲了两个多钟头，主要讲揭盖子。”
七千人大会因此延时至2月7日，并进入以揭盖子为主的所谓“出气会”阶段。而安徽，也成为七千人大会中最受瞩目的省份。
转入“出气会”：检举信与“揭盖子”
毛泽东提到的检举信，有一封来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
马骞已于1995年逝世，他儿子马方晨向南都记者介绍，马骞的信写于当年1月25日，递交上去后，几天没看到中央反应，认为没希望了，谁知接下来毛泽东宣布会议延期，而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接下来也因此而大换血。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马方晨还小(8岁)，他只记得父亲给他从北京带回一个铁皮的小手枪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马骞把一个旧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据说每个代表都要讲究形象，做件与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亲晚年住院时，马方晨特地问及七千人大会写检举信的事。“我当时说，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最好。但因为父亲有点老年痴呆，我也没做功课，没准备提纲，所以谈的效果并不好。父亲说，曾希圣这人被称‘曾霸王’，作风太霸道，地方反映强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后来看了他的检举信，发现他没反映这么具体的事。他的心里是想揭开盖子，但语言又不过分。”
马骞留有检举信的备份件。马方晨说，检举信中提到：曾希圣曾压制代表讨论，说小组会上的发言要有根据，不能乱说。大会报告草稿中提到的问题，安徽都有存在，只是没有揭开。中央有那么多指示，如果安徽按着做了，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注12)
冯希仁记得，在毛泽东做了“揭盖子”的长篇讲话后不久，他们在友谊宾馆吃饭时，接到饭后到健身房开会的通知。在那里，他看到了刘少奇及一些部委领导。
“刘少奇主持会议，要大家揭盖子。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冯希仁说，当时大家听了都有意见，恨刘征田，认为他是叛徒告密。后来才知道检举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为蚌埠干部的马骞所写。
接下来的鸣放过程中，刘征田也曾试图上去发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拦。“安徽军区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说：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辖下死那么多人，你何时汇报过？我从来没听到过。刘征田走回去坐下来，李世焱讲完话后，他又要上去表态，被滁县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撞了回去。”冯希仁说，后来刘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个高个子代表撞了个踉跄，差点跌倒，终于没能发成言。后来，大家开始分组讨论。
马维民记得，刘少奇等人来过安徽组几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讲真话，哪个讲假话，就开除党籍。代表们开始揭省委领导的盖子，“主要揭浮夸、饿死人的问题。大会上马骞发言了，孟亦奇也情绪激昂发表意见。我在大会上没发言，在小组上发言了，主要讲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里有责任，不能光怪中央。一开始，大家对揭省委盖子还是有顾虑，慢慢就好了。那时中央提出对代表的发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一次听说‘三不主义’。”
安徽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注13)
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冯希仁说，当时友谊宾馆有个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时用餐，代表们十人一桌坐好后，菜就上来了。“刘征田在桌前一坐，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没办法，就在楼梯口空地上给他摆张桌子，单独吃病号饭，看着也怪可怜的；后来给他旁边搞了个屏风遮了一下。”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在宾馆房间里与爱人余叔一起吃。后来被“揭盖子”，而且刘少奇等人来安徽组参加小组讨论时，都与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饭，曾希圣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冯希仁说，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但肯和曾希圣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几名省领导，凑不够10人，“服务员就在门口拦，进来人就拉来和曾希圣同桌。后来，李任之去参加各地市讨论，也不回来和曾希圣吃了，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历史的复杂性：“责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饺子。菜也很丰盛，很有过年的气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泽东讲话后鼓掌的人，并不是都发自内心同意留京过年。冯希仁说，他们和江西代表在一个食堂吃饭，听到有江西代表说：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过年，他们写检举信，让我们都跟着不能散会，水果都买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过年时，我带着几个孩子，一点肉都没买，也没什么菜，山芋叶子都没有，蒸窝窝头，腌咸菜。那时，我们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粮票。”冯希仁的妻子说。(注14)
会场外，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次大会。除夕那天，马维民接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电话，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盖子的情况。马维民叫上凤阳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和定远县两位书记，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马维民此前为安徽省团委副书记，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马维民说，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书在蚌埠给马维民电话，说接下来要去凤阳。当时安徽正在推行责任田，胡耀邦在凤阳住了两三天，去农村了解了一下情况，“从安徽回去之后，胡耀邦写了一份报告，对责任田有保留态度。”
胡耀邦向毛泽东报送的报告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他在报告中称“包产到户”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在四天后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这份报告对1962年批判安徽“责任田”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楼说：我还欠着安徽的账呢。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事。”胡耀邦说这个话的时候，马维民在现场。
1962年正月初一，马维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况，没说什么。我们就谈了刘少奇如何去安徽组揭盖子和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中午在他家吃午饭，也没特别做什么菜，记得有条鱼。他饭量小得惊人，我以前接待过他，他吃的饭不够我们填牙缝的。”
午饭后，胡耀邦问马维民等人想去哪里逛逛。回答是长城。“胡德平(胡耀邦长子)带我们去转了一圈。按大会规定，参会者不准出城，我们这是违反规定的。”马维民说。
在会场上，马维民关注每一个中央领导的发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发言者，而是不发言者。“周恩来、林彪、朱德、邓小平他们都讲话了，只有陈云不讲。”
“当时不知道，中央领导有分歧。刘少奇讲，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天灾人祸三七开，过左的政策不行的，农民没有积极性。”马维民说。
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表示，刘少奇当年的某些话，“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注16)
七千人大会在正月初三结束。冯希仁说，会议期间所发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他们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中，没了“晚上看戏”。他收到参会者全体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长，可惜在“文革”期间丢失。
冯希仁、马维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圣没有回来。几个书记都被降职了。李葆华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马维民说。
在李葆华主政安徽后，此前被整肃的张凯帆等案获得平反。就马维民的感觉，七千人大会之后，农村的政策变得宽松，面貌因此有改观，这其实是大会前农业二十条、六十条等政策的延续。“有个慢慢贯彻的过程，1962年就不饿死人了。”
历史仍有它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安徽推广的“责任田”，在七千人大会被叫停。马维民说，七千人大会后，凤阳县大部分农村开始“包产到组”，“一两家就可以一组，弟兄两家就可以一组，和单干差不多，但比单干好听。也有少部分包产到户，都允许。不大提三面红旗了。”马维民的记忆或许有误，据《凤阳县志》，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县取消“责任田”，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
权威的官方党史，也认为七千人大会有其局限性：“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对‘反右倾’斗争，只是决定和宣布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仍未予以平反。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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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候补委员刘少奇如何直升为毛泽东接班人
1943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核心层作出重大调整：中央书记处由原来的7人（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王明、陈云、何凯丰）缩减至3人，即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从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直接上升到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是毛泽东对他赞赏和倚重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抱怨“我是孤立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并逐步成为领导核心后，“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还有相当市场。特别是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一度又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央”的不正常状况。毛泽东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这种状况毛泽东显然是不满意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强烈感到有必要“改造中央”。毛泽东在1943年九、十月间政治局召开的批判王明错误路线的会议上回顾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的情况时，曾明确表达不满：“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此处毛泽东记忆有误，刘少奇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而非中央委员）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
“改造中央”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组织上的调整是一个必要步骤。为此毛泽东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实践的检验，刘少奇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刘少奇是批王明“左”倾第一人
从现存文献看，从1936年长征结束到1942年底刘少奇从华东回到延安，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论党内问题时多次涉及到对刘少奇的评价。
第一次是1937年五六月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是全面深入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第一人。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党在白区的工作中“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与会的多数来自白区战线的同志都不赞同，当场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意见在会上一度占了上风。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称“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不仅支持了刘少奇的观点，而且对刘少奇个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他的领导风格中是异乎寻常的。
第二次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会上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重新得到确立，刘少奇在会上强调在华北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并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命令、同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刘少奇的报告和提议得到毛泽东的极力赞成。在这次扭转局面的会议之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
第三次是在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九月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在谈到1931年5月临时中央组成的问题时指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出现了“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后来写入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提法，也是这时提出的。
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刘少奇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历经3个多月，穿越敌人130余道封锁线，行程1500公里，于年底安全回到延安。
对于刘少奇回延安之行的安全问题，毛泽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切，仅有关安全的电报就多达十几封。
10月9日，刘少奇尚在途中，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亲笔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还多次提到刘少奇的著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称赞说：“刘少奇的文章讲得很好。”
1943年元旦，即刘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举行盛大新年团拜会，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归来。当时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了这次团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二天，延安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活动欢迎刘少奇的消息。
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刘少奇回到延安后职务得到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就是历史的必然了。（摘编自《党的文献》《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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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欲回延安种地
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的《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伊始，“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注：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场签字。王光美听信后立即赶去，结果却被一群清华的造反派抓了起来)。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深陷牢狱之灾
斗争愈演愈烈，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按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50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父亲只剩7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最后时光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
我父亲当时气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的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oC。
1969年，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被关押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69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
1980年5月17日，父亲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致悼词。5月19日，遵照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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