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8-30
林彪死后第一时间里 邓小平身处何地又在做什么?
资料图：文革中的邓小平
1971年春天，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一个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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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是孤独的 而邓小平不是
一
毛毛(邓榕)将她这本40万字的作品，不称传记，也不肯命名为个人回忆录，她更愿意把这本书称为“感情流水账”。读过，再读过，直到眼睛有些潮湿的时候，才深深感到作者的解释是准确而有理由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书披露的“文革”期间，邓小平写给毛泽东、汪东兴的信件。这些极为珍贵的历史信件，不仅再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无限忧虑，而且字里行间体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女、对他所有家人至真至朴至深的感情。这些信件，虽然不能和三卷《邓小平文选》相提并论，虽然不能和一位杰出政治家治党治国治军博大精深的宏言伟论相提并论，但这些信件的分量并不轻。正是这些信件使我们通过读一位父亲，读一位父亲极其真实的感情，更深地去体会去解读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其实，历史从来不会忽略或撇下个人的感情(哪怕是细枝末节的感情)去评价一位时代人物的。而且，往往正是这些个人的感情才使我们有可能解开许多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
二
如果忍耐是邓小平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家庭和亲情也是他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读了毛毛的作品，读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感到邓小平的忍耐，既是个人的忍耐，也是一个家庭的忍耐。正是因此，邓小平的忍耐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忍耐。
三
我们往往习惯于仅从一种政治的轨道上去解释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者的命运。其实，成就一个政治家或摧毁一个政治家的原因有时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或许感情、家庭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我们知道，同是这个时代的伟人毛泽东是在不断地失去亲人的过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这时的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伟人，一位党的伟大领袖被悼念。而邓小平不仅如此。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外，离他最近的，最后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
许多公开的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证明并描述了毛泽东的孤独，特别是晚年的孤独。而邓小平不是。无论是他“文革”被打倒，还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终没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亲情，失去无比温暖的亲人之爱和天伦之乐。
政治家就一定是离群索居或彻底的独行者吗？毛毛说：“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邓小平的确没有陷入过这种不仅他不能忍受，大多数人(姑且说)也难以忍受的孤独。无论“文革”开始初被打倒，还是“批邓”“反右”，政治上的风暴所以没能最终掀翻邓小平，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坚强品质外，还因为邓小平拥有一个好妻子、好家庭，拥有从未与他“划清界限”的依恋着他爱着他的儿女。邓家不简单。能够以一个家庭的力量共同抵御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政治风浪的，实在太少有也太难得了。1976年，当政治的灾难和自然的灾难几乎同时从天而降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的邓小平的夜晚是这样度过的：“到了晚上，全家人挤到这个大大的棚子里。父亲在灯下看书，妈妈和奶奶钻在蚊帐里扇着扇子聊天儿，眠眠和萌萌打打闹闹，而我们呢，有人看电视，有人则把麻将和扑克牌都拿了出来，摆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
“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很难想象，也不应当作这样的假想，假如邓小平没有这样一个家，没有这些爱着他并簇拥着他的亲人，没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又该如何？他的那些改变中国的史诗般的伟大规划和梦想又能走多远？实现多少？事实是，邓小平不仅再次精神矍铄地复出，不仅以93岁的高龄辞世，而且在生命岁月最后的十几年中他还以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
也许的确不该做这样的比较，读这本“感情流水账”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顾准。前者在被打倒的同时，他的妻子被抓进监狱，这位前国家主席显然是在极端孤独和痛苦中故去的。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如果刘少奇能够被允许始终与妻子相伴，如果他不但有妻子相伴，也有江西步校那样一个允许孤独也允许思想的院落，他或许不会那样早、那样痛苦地逝去。而顾准呢？1974年，在顾准心里，那一定是一个很寒冷很寒冷的冬天。生命垂危的顾准，临终前几乎是乞求见一下与他“划清界线”的子女，见一下他近在咫尺的老母亲，但终未如愿。原因很简单，那时顾准身上的符号只有两个字，不是父亲，也不是儿子，而是“右派”。所以，想最后看一下儿子的母亲被劝阻，应该向父亲作最后告别的儿女没有来。不敢想象顾准临终前那种被掏空一切的绝望和痛苦。不敢想。想一遍就会流一遍泪。抑制不住的热泪。这一段段让人泪如雨下的历史章节总会让人作这样的思索：这究竟是历史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或者说，我们能简单地、清晰地将这两者轻松地分开吗？我想很难。因为，悲剧可能是历史的，但泪水一定是个人的。
五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政治的追求当然是难以放弃、不能割舍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家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梦想。但亲情呢？家庭呢？或许还应该有这些政治家的爱情。失去这些，或者所有这些又极其不完整呢？这对政治家的命运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甚至对政治家的政治判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甚至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极其值得研究的题目。这个题目不仅是读者需要的，也是政治家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家个人需要的，也是政治化了的历史需要的。
六
无情未必真豪杰。
无论读此书，还是读三卷本《邓小平文选》，或是读邓小平无比生动也感人的生平图片，伟人的大智大勇、治国方略当然动人心魄，但常常让我动情落泪的还是一个政治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深情、对亲人的深情。阅读邓小平的生平图片，觉得越到晚年，邓小平的目光、笑容，越能让人在感受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的同时，感受一个普通父亲，一个普通丈夫，一个普通老人经过沧桑岁月磨砺之后的至真之情。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总共收选了邓的15封信件，这些信件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给毛泽东或汪东兴的。这些信里，虽然也涉及党事国事，但更多的，或者说大量的都是家庭琐事、亲人之事。有关于妻子卓琳的血压；有关于邓林“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有很详尽的十分拮据的二百多元生活费的分配；有关于朴方病情的情况，并“只能要求你的帮助(指汪东兴)，要求党的帮助”。对此，作者毛毛的评价是：“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七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这是写于1971年2月的一封短信的开头。这就是邓小平，很真实，很感人。
我只能说：
拥有这样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国家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是一个政党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丈夫，是一个妻子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是儿女后代的大幸。
20世纪拥有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世纪伟人，应该说这也是历史和民族的大幸！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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