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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刘少奇为何说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本文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作者：苏维民，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搜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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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
毛泽东与彭德怀（1953年）
9月中旬，彭起超从福建前线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一下了火车，他就径直奔向中南海，要马上见到伯伯。
1958年秋，彭起超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福建漳州机场，任机务大队副大队长。当时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炮击金门之后，漳州机场是我空军部队与蒋空军争夺海峡制空权的重要战斗基地之一，彭起超工作之忙之累不言而喻。庐山会议后，部队奉命向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会场里的彭起超如坐针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的伯伯突然间成了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到底是怎么啦？闽南正是高温酷暑季节，彭起超却觉得浑身冷汗涔涔。
不等彭起超想明白，领导已经找上门了。要端正认识啦，站稳立场啦，和彭德怀划清界线啦……领导的“教诲”说了一大堆，彭起超沉着脸，一言不发。僵了几天，彭起超直接去找师长刘焕歧，要求请假去北京看望伯伯。刘师长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给彭起超倒了杯开水，坦率地说：“说老实话，我不太相信彭老总会反党，顶多是有点错误罢了。你去看看他也好，安慰一下，少说伤心的话。快去快回，我准你的假了。”
彭起超出了军营大门，拦下一辆顺风车，匆匆忙忙奔漳州长途汽车站了……
彭起超在中南海门卫处费了不少口舌，等到日头偏西，才好歹进了永福堂。
见到满脸油汗的侄子，彭德怀吃了一惊：“你怎么回来了？”
彭起超心里好像堵着什么，半天才缓过气，告诉伯伯：“我不放心您，找个理由请下假，回家看看。”
吃罢晚饭，伯侄俩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彭起超结结巴巴地说：“伯伯，我记得在延安时，你教育我说：如果今后你彭起超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儿；同样，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你也可以不认我这个伯伯。是不是这样？”
彭德怀点点头，轻轻摇着破旧的芭蕉扇，面无表情，静静地听侄子往下说。
“我们部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文件。中央文件上说，你在庐山上反党、反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我不相信，可又不敢不信，那是党中央的决议啊！我整整三天晚上睡不着，我跑回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又是一阵沉默。彭德怀望着侄子焦灼的目光，吐了一口长气，站起身来缓缓踱步，思忖良久才发问：“你们领导传达了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没有呢？”
“什么信？没有传达啊！”彭起超一脸茫然。
“那好，你是个老党员了，职务上也够看文件的资格喽！我想，你先看看我的那个所谓‘反党的万言书’吧！”
彭德怀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侄子。彭起超屏息凝神，低头细读，屋子里安静得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
“伯伯，我看你这封信没有什么错呀！”彭起超看罢文件，昂起头，打破了房间里长时间的沉寂。
彭德怀苦笑，叹道：“这可是我‘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纲领’哟！是对党和主席的‘猖狂进攻’哟！”他用手把茶杯里绿莹莹的茶叶捞出来，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好半天才接着说下去，“我知道你想知道伯伯为什么会成为‘罪人’，我也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你，由你自己去分析判断。庐山会议本来是想纠正‘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普遍的‘左’的错误，但临近会议结束，仍是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我心里很着急。总理鼓励我和主席谈谈，不少同志也让我找主席谈谈。可惜，那天我去找主席的时候，卫士挡驾没有谈成。我考虑再三，才给主席写了7月14日那封信。明明白白说是给主席个人做参考，怎么就成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印发全会批判？”
彭德怀的情绪变得激愤起来：“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一棒叫作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还将历史上的旧账翻腾出来，又一连打了好几十棒。唉，只打得我遍体伤痕，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还算好，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我们是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然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找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召开八中全会，我就是斗争对象，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呢？这不叫作打闷棒又叫什么呢？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嘛！依我看，这个闷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庐山会议上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彭德怀接着说下去，“又说，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这些讲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浮夸风给我们的事业和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啊！”
彭起超不解地问：“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要翻历史老账呢？”
“算老账、揭老底也可以，但是要实事求是呀！主席说与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嘛！又说我历来有野心，是个投机分子。林彪给我扣了三个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到这儿，彭德怀双颊微微抽搐，痛苦地闭上双眼，大口喘息着。
“我给你讲一点历史吧。我参加党的时候，正是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在那样白色恐怖的危险中秘密入党，不晓得我是为了捞什么好处去‘投机’的。平江起义后，我们红五军这支能打仗的正规部队上了井冈山，本来是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取得联系的，没有想留下来。那时朱老总认为井冈山缺吃少穿，不宜久留，应该到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毛主席批他‘流寇主义’‘逃跑主义’，并说下山是死路一条，如果红五军愿留下来，他和彭军长一起守山。在柏露联席会议上，毛说，究竟谁走阳关道、谁走独木桥，事实将很快予以辨明。朱老总决心下山，他心平气和地对毛说，我衷心希望你和彭军长一起守山，打出一个阳关道来。没有想到毛突然态度变化，带着袁文才，一定要随红四军下山，把王佐扔给我，守山的任务全推给我们红五军。我们上山才二十多天啊！为了革命大局，为了掩护红四军，我和滕代远同志说服了五军的干部战士。我们只有七八百人，敌人是我们的三四十倍，怎么能守得住井冈山？最后快拼光了，为了保存这点革命火种，我们从悬崖峭壁上突围出去，最后只剩下二百多人。我要是有野心，岂能冒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守山？”
彭德怀又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讲到长征途中摆脱张国焘的陷阱，亲自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从东渡黄河讲到百团大战，从保卫延安讲到领兵赴朝鲜作战……一桩桩、一件件史实，都说明在重大历史关头，自己拥护毛主席，忠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耿耿此心，如日月之昭昭。
彭起超看看手表，已是下半夜3点钟了。他怕伯伯太累，几次想打住话头。彭德怀摆摆手，继续说：“我们今后再见面也不容易喽！我要对你们八个孩子有个交代。如果连你们都不了解我，岂不可悲？”他又谈起庐山会议：“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两个罪名：一是‘军事俱乐部’，一是‘里通外国’。现在正在开军委扩大会议，还在深挖这两个问题。有什么真凭实据？没有，罗织罪名，到了如此荒诞的程度。聂帅和叶帅做我的工作，为了党和主席的威信，为了大局，我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自己毁灭自己，自己搞臭自己。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不该在庐山做那个违心的检查。12号我又向军委扩大会议交了一份违心的检讨，咳，现在想起来真是万箭穿心啊！但是，所谓‘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的罪名，枪毙了我，也不能承认的，完全是有意陷害嘛！”
彭起超问伯伯：“参加庐山会议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为您和黄伯伯、张伯伯、周叔叔说点公道话呢？”
“难啊！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一个人的意志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习惯搞一言堂了。”彭德怀叹道，“主席一讲话，对我就是群起而攻之了。”
“都是哪些人批判你最凶？”
彭德怀想了想，平静地说：“必欲置我于死地的是林彪、康生、柯庆施、陈伯达这些人，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他又重重叹气、摇头，“庐山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从此党的作风问题就严重喽……”
彭德怀双目低垂，话音有气无力，身体歪斜地靠在椅子上，实在讲不下去了。这一个晚上，他对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的全面回忆，对庐山会议的追述和分析，宛若一场暴风雨猛烈冲击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彭起超知道伯伯已经心力交瘁，不能再讲了，他站起身，好言劝慰伯伯赶快安歇，随后从屋子里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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