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9-20
苏格兰文化：为人类思想提供超额贡献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 亚当·弗格森
历史学家 威廉·罗伯逊
新教改革之前乏善可陈的苏格兰文化，如何在新教改革之后欣欣向荣？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伟大的思想家根植于怎样的文化母体？对中国读者而言，文明古国的概念根深蒂固，对苏格兰文化则不免陌生。本报特邀青年学者刘仲敬撰文，对苏格兰文化作出了整体性的描述。不难看出，苏格兰文化与英格兰文化融合之后，明显产生了1加1大于2的效果。
新教改革提升了苏格兰全民文化水平
新教改革以前，苏格兰王国是基督教世界的学术和文化边区。大体而言，教会之外无学术。由于苏格兰教区通常比英格兰贫穷得多，苏格兰主教的学术活动也乏善可陈。天主教会深入民间的程度不及后来的长老会，保存了大量近乎迷信的古老民俗。中国读者最熟悉的《麦克白》女巫大概是北欧多神教的残余，《最后一个吟游诗人》描绘的精灵巫术非常接近德鲁伊教或凯尔特人的共同习俗。民间歌手口口相传的谣曲大约就是古苏格兰文化的最大宝库，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的收集，幸而免于泯灭。这些谣曲大多是简短的叠句，甚至爱情歌曲都充满了肃杀的寒威。天主教的普世外衣下，北方的匹克特后裔似乎仍然深受奥丁式宿命论文化的浸染。或者更正确地说，当时根本不存在堪称苏格兰文化的共同场域。
新教改革骤然提升了苏格兰全民的文化水平，故意和偶然的因素兼而有之。新教一开始就比天主教更重视教育训练，在耶稣会产生前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加德纳大主教大致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看法：仅仅通过《圣经》的文本就能理解真理，这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想法。文本的意义从来都要依靠解释体系，这件事连最渊博的神学家都难以胜任。业余性质的升斗小民肯定免不了望文生义，各徇私智。结果肯定就是道术为天下裂，无数小教派各自坚持自己的理解。历代先圣无不视教会分裂为最大的灾祸，因此防患于未然。罗马教廷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将解释权外放。因此，天主教会的福利事业不大重视教育。相应地，天主教神学家也不大重视神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辩训练。新教徒的进攻姿态维持了两百年，才促成了耶稣会的反击。
新教徒把他们的天主教对手称为“懒惰的牧人”，意思是后者疏于照料教民的精神需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新教替代天主教造成了教区组织的一系列变化。长老会、监督会和宗教会议取代了主教的作用，导致教会体制沾染共和色彩。低级牧师的人数和工作量大增，信徒和牧师的互动大增。民间神学家和各教会牧师争夺教民，神学斗争的白热化促使出版业爆炸性增长。布道坛行使了今天的媒体职能，传道人的任务涵盖了今天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员。他们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通过解释《圣经》，将听众引向特定的党派立场，使国王和大贵族感到头痛。光荣革命以前的一百多年内，苏格兰各等级会议的政治分量远不如宗教会议。两次著名的“庄严同盟和盟约”实质上是长老派的组织，一度将国王和枢密院的权力降低为阴影。同盟军队本身就像宗教会议的翻版，不断爆发激烈的争吵。
当时的苏格兰给欧洲大陆人留下了“满街都是神学家”的印象，识字率和读书风气的上升主要是神学和政治争论的副产品。《圣经》、神学著作和政论小册子占据了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绝大部分倾向于不同的新教派。天主教出版物虽然有詹姆斯二世的财政资助，仍然数量不多，应验了“懒惰”的指责。枢密院的个别镇压未能扭转趋势。无论如何，十七世纪末的苏格兰教育水准与其地瘠民贫的经济水准极不相称。近代化前夜已经普及大多数男性基础教育，除去北美殖民地和德川日本以外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热忱一旦转入其他领域，势必释放巨大的能量，十八世纪，苏格兰的学术和经济同时起飞。著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从思想脉络看就是从新教神学到政治哲学的潮流进一步展开，给近代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十八世纪的“哲学学会”、“政治经济俱乐部”、“精英社”、“文学社”、“爱丁堡皇家学会”、“爱丁堡实业协会”占据了百年前神学团体的生态位，将公共领域的讨论从政治哲学引向自然哲学等领域。从此以后，苏格兰一直在为人类思想提供与其人口不相称的巨大贡献。
苏格兰启蒙运动
在思想史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地位介乎英格兰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之间。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新教的延伸，正如齐廷斯所说：“人类行为、而非意图造成的演化后果”这种休谟-哈耶克式概念根本就是改头换面的十七世纪神学论战。圣安德鲁斯大主教企图以此论证复辟苏格兰国教会的正当性，盟约党人企图以此论证长老会垄断的正当性。苏格兰启蒙派的社会模型不是英格兰托利党那种中古风味的“习惯体现神意”，更不是笛卡尔式的“理性建构良法”，而是动机与后果互不匹配的黏性历史塑造过程。
格拉斯哥大学是亚当·斯密的重要据点。这座城市是两王国合并的主要受益者，很快就在海外贸易领域内赶超原先的霸主布里斯托尔。斯密是“政治经济俱乐部”的知名会员，跟当地商人的思想交流非常密切。他的《道德情操论》几乎就是大学讲义的整理版。从他的讲稿和学生的笔记推断，他在此期间已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后来的类似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他影响，包括米勒《各等级的起源》和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由于演化构成苏格兰学派的根本源泉，他们全都是广义的历史学家。从推测性（conjectural）的意义上讲，《国富论》也是一部历史著作，其精神更接近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远离十九世纪以后的专业历史学。在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其实已经近乎完备；他却因为憎恶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缘故，拒绝使用这个词。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伟大人物的偏见总有某些道理。斯图亚特将政治和经济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通过政策决断塑造经济体系的强烈兴趣。这恰好是斯密最讨厌的路线，尽管他不大可能了解埃及和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和危险后果。他虽然提到明清社会的内卷化，却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
斯密“商业社会”概念的核心与其说是经济或社会，不如说是法律和正义。更准确地说：他强调的是规则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或者不如说：仅仅法治（横向的规范性结构）是不够的，法统（纵向的规范性结构）是必须的。休谟称之为“正义的不变韧性”，以古今不易的共通感情为基础。立法的弹性和多变（也就是杨小凯所谓的国家机会主义），会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休谟、弗格森、罗伯逊的史书都分析过：西欧封建的各等级共治体系阻止了武断之治，封建主义的衰落为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只有得天独厚的英国人维护国民的古老自由和特权，没有落入这种陷阱。英国人证明：各等级的相互制衡构成正义规则的最可靠保障，正义规则产生了普遍的良治，财富只是良治的一个侧面。
然而，斯密敏锐地预见到：“商业社会”的成功蕴涵巨大的危险，可能瓦解自身赖以存在的规范性。他称之为精神残缺，意义酷似古典作家和孟德斯鸠所谓的民德衰退。弗格森认为：武德是共同体的主要支柱。商业的繁荣不可避免地促使市民放松武备。民兵虽然曾经拯救伦敦市，抵抗查理国王和克伦威尔，终将为职业军队替代。常备军自古以来就是自由的天敌，是罗马和众多自由政体的终结者。他像马基雅维利一样身体力行，企图建立可以永续的民兵制度。休谟认为：金融信贷损害了社会凝聚力，它所破坏的习惯恰好就是共同体维系正义规则的基础。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侵蚀了撒切尔夫人所谓的“自耕农美德”，会产生托克维尔描绘的那种只有私德、没有公德的危险新人类。
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
苏格兰历史学派地位显要，弗格森和罗伯逊都是休谟的追随者。弗格森在反对理性主义、契约论和自然权利方面走得比休谟更远。罗伯逊则更多地追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天主教会的态度远比休谟温和。休谟和上述这些人都有过思想上的沟通。1754年，他们一起建立了爱丁堡学社。次年，爱丁堡学社开始出版《爱丁堡杂志和书评》，使之成为苏格兰历史学派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大重镇。苏格兰历史学派特别关注文明和进步，特别是商业和贸易进步。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是历史-文化演进论最自然的理论总结，也是斯密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最自然的理论起点。《英格兰史》详细记载每个时代的物价、工资、贸易，在英国历史著作中堪称截断众流的创举。从经济角度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变迁，始于休谟本人。这种范例经苏格兰历史学派发扬光大，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罗伯逊和弗格森都把自己的历史著作放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视野下，使片段的历史事件呈现出“野蛮通向文明”的意义。1770年，迟暮之年的休谟写道：“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的时代，而苏格兰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从十八世纪的史学成就和苏格兰历史学派——特别是休谟本人——在其中的分量看，此言不虚。
从神学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的旅途用不了多长时间。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研究蒸汽机模型。库伦在爱丁堡大学研究亚麻纺织和化肥。罗伯特·塞布尔德在爱丁堡大学创建了皇家外科医生学会和爱丁堡植物园。詹姆斯·哈顿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创立了火成岩学说。詹姆斯·安德森研究农学。亚当兄弟设计爱丁堡新城。十九世纪的荣耀属于麦克斯韦，二十世纪的荣耀属于弗莱明。开尔文勋爵奠定了热力学的基础。贝尔发明了电话。布拉克发现了二氧化碳。拉姆齐发现了惰性气体。怀利发现了细胞凋亡。密尔父子和卡莱尔证明，苏格兰人文科学并没有随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一起结束。这张名单可以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因为造福人类、名垂青史的各行各业无不充满了苏格兰英雄的名字。如果成就是果实，有利于培养成就的文化传统是果树；我们可以说：苏格兰文化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树大根深，至今仍然没有凋零的迹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仍然有充分理由感激诺克斯、斯密、休谟和卡莱尔的同胞。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刘仲敬
[新京报]
财富、人性与自由
18世纪，苏格兰思想界异彩纷呈，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重镇。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到“苏格兰常识学派”，从大卫·休谟到詹姆斯·穆勒父子，他们的思想成果不仅播及英格兰及欧洲大陆，并深刻影响了大洋彼岸寻求独立的美国。苏格兰文化之勃兴，正值英国的“日不落时代”，源自苏格兰的智慧也汇入英国文化之主流，随之走向世界。
亚当·斯密 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受洗，确切出生日期则无可考。他是律师亚当·斯密与大地主之女玛格丽特的儿子。不幸的是，父亲在斯密出生前就已经过世了。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其母享寿90岁，而他在母亲去世后六年也紧接着离开人世。
亚当·斯密是一个早慧的孩子，14岁时就进入了家乡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在那里，斯密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伦理学，受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影响尤深。斯密将导师称为“永恒的哈奇森”，而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则明显可以看出哈奇森的思想烙印。1940年，斯密凭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然而，在牛津的经历并不十分愉快，在1946年学习年限期满离开牛津时，斯密甚至并未获得学位。在斯密看来，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育要远优于声名显赫的牛津，在他看来，牛津高度精英主义的体制并不鼓励优质的教学，却滋生出一种懒惰与自满的文化。
对牛津的失望与在苏格兰的如鱼得水形成鲜明对比。1748年，斯密受邀在爱丁堡大学演讲授课；1751年，他正式加盟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先后担任逻辑学与道德哲学教授，讲课内容则包括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这一时期正是苏格兰社会思想氛围最为浓厚的时期，当时各种沙龙、俱乐部层出不穷，思想极为活跃。1750年，斯密结识了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大卫·休谟，并与其成为终生密友。斯密与休谟同属一个紧密的知识圈子，其中包括了作家约翰·霍姆（John Home），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等。1759年，斯密出版了他的道德哲学名著《道德情操论》，论及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能够在“同情”的基础上和谐共处。
与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作为道德哲学教授的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经济学在其形成初期本就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1776年，斯密结束了在欧洲大陆的三年游历，回到苏格兰开始潜心写作论述国家财富起源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一出版便备受推崇，也令斯密名声大噪。在这本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著作中，斯密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观点，主张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值得指出的是，斯密始终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问题的，他的思想旨趣，始终在于探究人类社会怎样从个人自利的本性出发，提升共同体的利益。
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无疑深深植根于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观察。这个组建于1707年的联合王国已经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欧陆的法国和德国尚停留于封建家族企业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斯密关于分工、交换的理论，得益于他在英国欣欣向荣的工厂中获得的经验与感知。不过，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斯密的理论还是太过超前了。《国富论》出版后，尽管英美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但英国政府依然继续推行重商主义多年。然而，亚当·斯密的开创性理论震撼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学界，他的思想经由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尔与大卫·李嘉图的进一步阐发，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2007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与开创者，英格兰银行决定在新版20英镑钞票上取用亚当·斯密的头像，由此，斯密也成为了首位“占领英镑”的苏格兰人。
苏格兰学派 在怀疑主义的年代宣扬“常识”
18世纪被称为苏格兰文化的“黄金年代”。历史学家将1740年至1800年期间在苏格兰发生的巨大文明进步，称作苏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们主要集中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阿伯丁的大学里，他们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社团、学会、俱乐部，如择优学会、文学学会、政治经济俱乐部等，彼此之间交流紧密，思想激辩不断。以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和亚当·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思想家群体，为现代社会思想的奠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以托马斯·里德为首的“常识学派”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重要力量。里德早年是苏格兰教会牧师，1952年受聘于阿伯丁大学国王学位时才辞去牧师职务。在阿伯丁大学，里德写出《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一书，首次阐述了自己的常识哲学学说。“原理”一书于1764年出版，其后不久里德即为格拉斯哥大学相中，取代亚当·斯密成为该校道德哲学教授。
里德的主要辩论对象是英国哲学家贝克莱与在苏格兰享有盛名的大卫·休谟，里德提出常识论，即是要否定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和休谟的怀疑论。
里德认为贝克莱和休谟的错误根源在于笛卡尔和洛克的“观念理论”，这种理论将心中的观念当作知识的唯一直接对象。相反，常识学派的哲学家则信奉任何一个有着基本经验的人都能够确定以下几点：其一，存在一个自我；其二，存在可见与可感的真实物体；其三，在前两条原理的基础上，一套稳固的伦理与宗教信仰体系可以被建立。这些信念被里德称为“常识原理”，是由我们人类本性的固有结构决定的。在里德看来，它们是一切科学与认识的基础，谁要是否定或怀疑它们，势必陷入荒谬之中。
常识学派兴起时影响甚巨，但当约翰·密尔的思想在英国广泛流传后，影响渐渐式微。不过，在19世纪的法国与美国，常识学派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约翰·密尔 一个开放与宽容社会的捍卫者
因为翻译的原因，苏格兰思想家中最著名的一对父子，一个成为詹姆斯·穆勒，另一个成为约翰·密尔。事实上，穆勒和密尔，都是英文Mill的音译。
穆勒父子都深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不过，与父亲不同，密尔对边沁的观点进行了极大的发展与完善。与边沁一样，密尔认为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快乐的最大化与痛苦的最小化。换言之，促进幸福的行动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而立法的准则，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密尔对于边沁哲学的挑战在于他认识到边沁理论中的两个漏洞。其一，在衡量幸福与痛苦的过程中，边沁将好坏作为等量的单元。密尔则认识到对快乐不能只考虑量化而不考虑特性，例如，失去一只宠物的伤痛是无法与失去一个亲人的伤痛相比的。其二，密尔坚信有些快乐的价值是高于其他价值的，“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正是密尔的名言。
密尔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在此书中，密尔全面而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密尔有关自由的立论是他基于功利主义观念的延续，他认为只要不涉及损害他人利害的行为，个人就有权自由行动，他人对个人行为不得干涉；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或法律惩罚，社会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正如密尔在书中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他在书中所论证的主题，是“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与界限”。因此，严复在1903年将此书翻译成中文时，便将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
本版撰文/吴永熹
[新京报]
神探、骑士与海盗
在璀璨的英国文学星空中，少不了来自苏格兰的星光，仅以小说而论，司各特、史蒂文森、柯南·道尔等就是不可忽视的名字，而且，这些苏格兰的小说家在其各自领域都极具开创意义，《艾凡赫》之于历史小说，《金银岛》之于海盗文学，莫不如此，更有几乎成了侦探小说代名词的福尔摩斯，这些苏格兰作家笔下的经典形象，也是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柯南·道尔 “万人迷”福尔摩斯之父
尽管福尔摩斯与华生长期出没于伦敦，而贝克街221Ｂ号也成为福迷心中的圣地，但福尔摩斯的创造者却来自北部苏格兰的爱丁堡。
亚瑟·柯南·道尔生于1859年，自小接受天主教教育，然而年幼的道尔很快就对天主教产生了厌恶情绪。1876年至1881年，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后作为一名随船医生前往西非海岸，1882年回国后在朴次茅斯开业行医，在等待病人来访的间隙，道尔重新拾起在学生时代开始的写作。道尔个性活跃，兴趣广泛，一生经历可谓多姿多彩。除科幻小说之外，他还写过历史小说、爱情小说、戏剧、诗歌等，1893年“终结”福尔摩斯的惊人之举，据说就是为给创作历史小说留出时间。文学创作之外，道尔还热衷足球和板球，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晚年则开始研究唯灵论。
让无数书迷神魂颠倒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头脑冷静、观察敏锐、推理能力极强。他擅长格斗术，拳术，化装术。他的爱好是思考，抽烟斗，拉小提琴，做化学实验，欣赏艺术品。他个性孤僻冷漠、坚持己见，并患有重度“厌女症”。华生医生是福尔摩斯的助手，也是他的传记作者。华生的亲和力中和了福尔摩斯的乖戾，这对搭档也成为文学史上最深入人心的一个组合。
尽管故事背景远离家乡苏格兰，但福尔摩斯这一形象的塑造则与道尔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经历息息相关。福尔摩斯的原型被普遍认为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名叫约翰夫·贝尔的医学教授，年轻的柯南·道尔与贝尔于1877年在爱丁堡皇家医院相识。道尔在《血字的研究》发表后曾给贝尔教授写信，信中称“毫无疑问，我要将夏洛克·福尔摩斯归功于你……你对于演绎推理的使用、你细致入微的观察让我耳濡目染，我试着据此构建这个人物。”
福尔摩斯系列或许是历史上被改编成影视剧次数最多的小说，自1900年以来，人们就能从银幕上看到福尔摩斯了，而近年风靡全球的英剧《神探夏洛克》（以及口碑稍逊的美剧《基本演绎法》）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位创生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大侦探的兴趣——谁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个版本的福尔摩斯呢？
尽管声名不及前辈柯南·道尔，苏格兰小说家约瑟芬·铁伊也是红极一时的推理小说家。相较柯南·道尔及同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铁伊的作品则要低调和安静得多。以至于台湾作家唐诺要在导读中这样说，“铁伊的小说，不只是情节的曲折和破案结局的震撼而已，就像读张爱玲，你不会只关心故事和书中人物的结局一样。”
约瑟芬·铁伊1896年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市，1929年，铁伊以笔名戈登·达维奥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排队的人》，在这部小说中，铁伊创造出了大侦探艾伦·格兰特这个人物。不过，格兰特并未被塑造成一位神探，相反，这位探长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一个努力工作，心怀善念，普通聪明的平凡探长”。
1951年，铁伊出版了她最成功的小说《时间的女儿》，在这本书中，愤世嫉俗的格兰特探长卧病在床，决心要查出关于英王理查三世谋杀侄子塔中王子的真相。理查三世弑侄篡位自15世纪以来便形成历史定案，然而，铁伊的格兰特却对此心存疑义。经过缜密的探究和抽丝剥茧的分析，格兰特得出结论，认为王子之死与理查三世毫无干系，推翻了长期以来的历史定论。“时间的女儿”这个标题出自一则古老英谚——“真相是时间的女儿”。此书影响深远，一直拥有大量读者，1990年还被英国犯罪作家协会评选为有史以来100部最佳推理小说之首。
撰文/吴永熹
沃尔特·司各特 苏格兰历史传奇的采撷者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员，沃尔特·司各特是苏格兰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在他一生数量庞大的历史小说与诗作中，苏格兰的风情与文化占据着绝对中心。
或许，孤独是将一个人推向文学的最大动力。1771年8月15日，司各特出生于爱丁堡一个古老家族，18个月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终身腿残。身体的不便让年幼的司各特将精力集中在阅读与思考上，这一点，对他的人生与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体弱多病，年少时的司各特长期在苏格兰山区休养。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对苏格兰的民间传说、歌谣产生了极大兴趣。进入中学后，司各特开始迷恋中世纪骑士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一兴趣也成为他日后历史小说创作的开端。
司各特的写作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1805年，《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问世，为司各特带来了广泛关注。传言司各特在读到拜伦的作品时立刻决心放弃写诗，并称“拜伦打败了我”。受挫的司各特转向了历史小说创作，不过他一直没有在小说上使用真名。直到1927年，司各特才透露了自己的身份。
司各特的许多小说都取材于苏格兰历史，在这些作品中，司各特全力呈现了苏格兰人与英国政府的矛盾，展现了苏格兰与英格兰复杂的历史纠葛。在其最著名的作品《艾凡赫》中，司各特将目光转向了英国中世纪史。故事发生在十二世纪末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时期，集中展现了英国封建主义全盛时期的历史。
司各特的作品在他的时代风行一时，然而，当19世纪后半期的文学潮流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时，他的声誉迅速下降。不过，司各特还是被尊为现代历史小说的鼻祖。
撰文/吴永熹
罗伯特·斯蒂文森 心里住着一个海盗
提起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名字，也许孩子们比大人更熟悉。这位英国文学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于1850年诞生在英国北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1894年病逝于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吾波卢岛。在他短暂的44年生命旅程中，写作生涯老谋深算占了22年，留下一本讲述反映描述海盗生活的畅销小说《金银岛》，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英语儿童文学书籍之一。
尽管身体欠佳，斯蒂文森还是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处旅行上，他深深着迷于所游历的岛屿及海岸的奇妙传奇故事，他把所有关于海上的想象，凝聚在1886年创作出的《金银岛》中，奠定了其在文坛的地位。《金银岛》从表面看是一部冒险海盗小说，讲述了少年吉姆得到一张死去海盗留下的藏宝图后，一行人和海盗斗智斗勇，努力寻找传说中的“金银岛”。惊涛骇浪中，吉姆一行人最后有没有找到传闻中那座遍地满是黄金宝藏的金银岛呢？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不知吸引了多少调皮男孩的眼球！虽然《金银岛》畅销全球，成为诸多热爱冒险的孩子难忘的童年读物，但这并非仅是一本“男孩的冒险书”，少年吉姆在整个海上和陆地的探险经历，实际上是对自然力量和人性的探讨。
斯蒂文森在世时是一位名人，但随着现代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崛起后，他的作品被归类为儿童文学与恐怖小说的类型。众口交誉的《化身博士》，是一部探讨人类双重性格的讽刺性悬疑恐怖小说，一个“双重”的人，过着双面生活。我们常常幻想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斯蒂文森，把幻想变成了现实。身体孱弱的他，也许内心深处，是一个不断想要颠覆的“海盗”。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新京报]
属于全世界的彭斯和司各特
苏格兰诗人彭斯后半生主要收集苏格兰民间歌曲和词作，为约翰逊编辑了6卷本的《苏格兰音乐总汇》（1787—1808），使许多将要失传的民歌得以保存。而司各特最初也以收集、改编创作与发表苏格兰民间歌谣起家。斯图亚特认为，司各特不仅有功于塑造苏格兰民族形象，甚至参与“创造了英格兰”。这就是文化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
彭斯 《Auld Lang Syne》传唱全球
彭斯的诗歌中，大多数内容都在映射苏格兰社会的形势与发展，并着重关注社会不公和民主运动。
坐火车去爱丁堡的话，出了威弗莱火车站后，第一眼就能看到“太子道”上一座庞大的沃尔特·司各特纪念塔。这座落成于1846年的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高61米多，要攀到顶层得爬287级旋梯。这是全世界为纪念一位作家所建下的最大型纪念塔。爱丁堡的火车站之名也来自司各特的小说《威弗莱》（"Waverley"），可见这位作家对苏格兰的意义非同寻常。
“不列颠”真的只是远离现实的臆想理论？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否真正实现过文化上的联盟？在苏格兰历史上，尤其回到18世纪、19世纪初期，关于当代苏格兰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会有一些了解。
恰巧，奠定当代苏格兰人身份的两位重要文学家：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和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都生活在这段时期。
每年1月底，彭斯生日1月25日前后，苏格兰全民庆祝“彭斯之夜”，纪念诗人之余，各家各户那天必吃用各种香料塞进羊胃里烤制的苏格兰“国菜”haggis大餐，加上苏格兰风笛和朗诵几首彭斯的诗歌助兴，是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传统节目。而“彭斯之夜”也早就发展到全英国都会庆祝的节庆。
现任苏格兰民族诗人，（又称“马卡尔”（Makar），类似于英格兰“桂冠诗人”的荣誉）利兹·罗茨海德（Liz Lochhead）在今年初的彭斯之夜前称，年纪越大，感觉到彭斯对她的影响越深。她今年3月曾到访北京，与西川等诗人同台参与书虫国际文学节。利兹的前一任苏格兰民族诗人，是三年前去世的老诗人埃德温·摩根（Edwin Morgen），当今苏格兰最重要的诗歌奖就以埃德温命名。
说到彭斯对于苏格兰和整个不列颠的影响，不能不提他写于1788年的诗歌《Auld Lang Syne》（老去的时光），这首诗当年配上了一段苏格兰传统民谣小调，成为了今天苏格兰除夕夜（Hogmanay）辞旧迎新的“饮酒歌”。这首歌如今传遍了世界各国，在毕业典礼、亲友告别或葬礼上合唱。这首民谣甚至被填上了中文歌词，传唱为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友谊地久天长》。
彭斯和司各特的写作都受到了前辈诗人James Macpherson发表于1760年的史诗之影响：诗篇中的主人公名叫“Ossian”，诗人借其之名，从古代口口相传的歌谣中收集诗歌写作的素材。彭斯的许多诗作，包括上述这首《老去的时光》，都有“搜集民间素材”的证据。在彭斯该作发表70年以前，苏格兰另一位诗人James Watson发表了名为“Old Long Syne”的诗作，从名字到格律到内容，都与彭斯名作十分相似。
对于许多苏格兰人来说，彭斯是个谜。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苏格兰诗人埃德温·谬尔（Edwin Muir）曾评价彭斯：“对待该受尊重的，举止恰到好处；对待拉伯雷式的情景，也够开放；对待善感之人，同善感；对待社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对待民族主义者，是位爱国者；对待宗教，虔诚者……”
彭斯的诗歌中，大多数内容都在映射苏格兰社会的形势与发展，并着重关注社会不公和民主运动。这种对于“阶级划分”的社会观察，也是对于苏格兰民族身份定义的另一种切入。
司各特 逆转苏格兰民族形象
1813年司各特被选为英国“桂冠诗人”，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因为手头拮据，司各特开始匿名撰写历史小说。
司各特最初也以收集、改编创作与发表苏格兰民间歌谣起家。1813年司各特被选为英国“桂冠诗人”，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第二年，因为手头拮据，司各特开始匿名撰写历史小说：成果就是以18世纪苏格兰詹姆士党人起义为题材的《威弗莱》。第一部作品的成功，激发了司各特在之后五年间的多产创作，每部小说都以一场苏格兰历史事件为背景，而且都被称作“威弗莱小说系列”。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1815年，英国的乔治王子希望与“威弗莱的作者”会面，据说两人会面期间，司各特成功游说乔治王子自称为“一位詹姆士党人的高地酋长”。七年后，当乔治王子成为国王乔治四世访问苏格兰，司各特作为主要组织者安排了一场华丽的欢迎盛宴，并安排国王乔治在苏格兰期间穿上了为他特别定制的格子呢短裙和丝织长筒袜。这一场景被定格在了爱丁堡市中心的一尊乔治四世的雕像上。而在英国国王的短暂访问结束后，格子呢短裙从此成为苏格兰民族身份的铁打象征。
在另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艾凡赫》中，司各特的笔暂时离开苏格兰，第一次转向了英格兰12世纪的一场历史事件。再度的一连串成功，令司各特受封为“男爵”，他成为了"Sir Walter Scott"。司各特被视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创始人，19世纪出现了大量司各特的模仿者。他也是第一位在世时就获得国际名声的英文作家。
在近年的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苏格兰作家与书评人斯图亚特·凯利（Stuart Kelly）发表观点，认为司各特创造了一批影响了英国全境的固有形象，比如英国英雄罗宾汉的形象，就有一些司各特作品的影子，比如《艾凡赫》。司各特也是第一个用“蔷薇战役”去描述约克与兰卡斯特家族矛盾的人。斯图亚特还补充了一个观点：司各特不仅有功于塑造苏格兰民族形象，也甚至参与“创造了英格兰”。他举例：司各特擅长制造“英国经验的中世纪主义”，没有他的话，“国会大厦也许就不会是新哥特式风格，而是保留新古典风格了。”这里说到了一段典故：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多以中世纪事件为背景，而这些小说的受欢迎程度之高，令中世纪风格的建筑逐渐演变成为受英国认可的“民族风格”，并被用到了1835年建造的威斯敏斯特宫上。
1996年，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在一个电台节目里说《艾凡赫》是自己最喜爱的书。在斯图亚特撰写的研究司各特著作《司各特的苏格兰》（Scott-land）中，他认为布莱尔的选择很“精明”：小说对国家统一持赞颂态度，“这暗示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促进多元文化不列颠发展的承诺”。
在斯图亚特看来，司各特堪称“创造了当代苏格兰的形象”。18世纪时，高地苏格兰的形象是“奸诈、贫穷，土匪和恶棍的温床”。比如英国作家塞谬尔·约翰逊在其1775年出版的文集《苏格兰西岸群岛一游》（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中，就有对这种落后状况的集中描述。但到了司各特去世后，高地则多被描述为“风景如画、浪漫、忠诚，工业和创造业的重地”。“司各特的小说是苏格兰名声逆转的支点所在”，斯图亚特说，“我们之所以还拥有民族身份，多少归功于司各特。”
斯图亚特将司各特与英格兰同时期的作家相比，他认为司各特带入了一种人道的世界观，他笔下的底层人物毫无滑稽感，“这么对比起来，狄更斯是略显倒退了”。斯图亚特又指出，司各特那时已经创造了一些犹太和印度角色。“除了他，没有别人在小说里这么全面——从地理、政治、阶级结构和宗教上——去描述与反思一个国家——艾略特没有，狄更斯也没有。他让你想到：未必非要生在苏格兰，也可以成为苏格兰人，就像《威弗莱》里的主人公爱德华·威弗莱那样。”
特约记者张璐诗 发自爱丁堡
[新京报]
是否存在苏格兰“民族文学”
12年前的世界杯上，当时的苏格兰民族党成员安德鲁·威尔逊呼吁，既然苏格兰足球队没有入围，苏格兰公民都该支持英格兰足球队——“惟一幸存的不列颠球队”。该事件引来了大量将安德鲁侮称为“苏格兰叛徒”的传真和电邮。
关于“苏格兰人身份”的话题从未平息。是否存在广义上的“不列颠人”身份？早期代表作《猜火车》被改编成电影而闻名的苏格兰小说家欧文·威尔士，多年来也出版了一批非虚构文集，他在其中围绕“苏格兰人的身份”展开了多次探讨。而英国作家罗琳“荣誉苏格兰人”的身份，则提供了文化融合的另一种路径。
文化象征的转变
从凯尔特竖琴到苏格兰风笛
“Tartanry”——“格子呢文化”，在18、19世纪苏格兰旅游业萌芽时期，这个词曾代表着陈词滥调的苏格兰文化符号：格子呢、男穿短裙、苏格兰风笛、高原风情等等。1976年，“格子呢文化”这个词被用到美国电影工业的词汇中。回顾过去几百年里，苏格兰的文化象征有过几次转变：最初象征苏格兰民族的乐器是凯尔特竖琴，到15世纪才换成苏格兰风笛。
罗伯特·彭斯和沃尔特·司各特的时代结束后，19世纪的苏格兰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冲击。工业的迅猛发展让一批苏格兰知识分子无所适从，到19世纪末期，以苏格兰方言写作的“菜园派”（Kailyard）文学悄然诞生，并成为“文化领域的亚民族主义”代表。由这场文学复兴中脱胎的包括了诗人休·麦克德米德。作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休看到了英国霸权在苏格兰本位主义文学中的阴影，因此想方设法在诗歌创作中复兴古老的苏格兰语言，主要是彭斯时代的传统；以对抗标准英语。但这场文学复兴持续不过10年。
作家们的争论
苏格兰文化图景曾面目模糊
在1962年的爱丁堡“世界作家大会”上，诗人休·麦克德米德（Hugh MacDiarmid）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苏格兰是否存在“民族文学”？在伦敦西郊度过青春期的欧文·威尔士，父母亲都是苏格兰人，自嘲“如今流亡美国”。他指出，直到从英国搬出去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说出“我是苏格兰人”或“我是不列颠人”这样原本再平常不过的话，都常常奇怪地被看成是政治宣言。
他跟作家同行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都在爱丁堡出生成长，两家距离不过几公里；两人也同样在青少年时期移居伦敦。如今两人经常打趣：在英国文化教育处举办的文学活动上，欧文被称为“苏格兰人”，而菲利普则被注明“不列颠人”。他们认为，许多事情都一脉相承：都跟社会阶层的差异有关。
欧文指出，50年前，苏格兰的政治和文化图景皆面目模糊；当休·麦克德米德提出“民族文学”的概念时，与“颓废派”小说家亚历山大·托鲁奇（Alexander Trocchi）有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前者将亚历山大称为“国际化的败类”。后来两人却私底下交流不断成为好友，那是后话。
欧文认为，当时二战遗留下来对大众造成的恐慌阴影未散，自视为政治激进派的人们，毫不含糊将“国际主义”看作理想的方向。在当时来说，那意味着高瞻远瞩与包容、是基于“天下一家”这种趋向社会主义概念的对文化的尊重。“民族主义”，即便裹上了“民族解放”的包装，在当时也毫无疑问代表着道德困惑和本质分歧。
“究竟是民族文学还是地方文学，我们可以争辩一天但这毫无意义”，欧文以美国文坛举例：“上网查查维基，史蒂芬·金、约翰·斯坦贝克、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全都被描述成‘地方’文学家。去衡量哪个作家写的是不是‘民族文学’，就陈腐得好比你得住得离曼哈顿足够近，以便不时能参加《纽约客》的鸡尾酒派对。”
今日全球大众文化绝大部分被包装第一的文化产品而垄断，这与以前由语言学主宰的文化产品完全不同。欧文因此认为，要以“民族”为单位去划分边界难度比以往更大。这几年涌现的一批苏格兰作家：阿兰·华纳、詹姆斯·凯尔曼等人的作品里“有很强烈的地方感，甚至有一种民族性”，“不是苏格兰人肯定写不出那样的东西来”。但是，在由帝国主义色彩的“英格兰性”垄断的“不列颠”文学范畴里，苏格兰小说的位置总有点不自在。比如这么多年来，只有一部苏格兰小说曾获得过“帝国主义者主宰”的曼氏布克小说奖——该奖项的评委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英格兰人，入围作家通常一半是中产以上的英格兰小说家，一半是英格兰昔日殖民地所属国的公民，“这样的评奖不光助长傲慢，也是在宣扬一种智力衰退”。
罗琳抗议苏格兰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们和《哈利·波特》里的‘食死徒’没有本质不同”
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如果出身于一个所谓“边缘化”的地区，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应不应该去跟从当今出版界的游戏，将双脚放进种类文学的写作中去，“就像很多成功的北欧罪案小说家，步入国际文坛时都会被重新包装”；抑或坚持写作自由，爱怎么写怎么写？
欧文觉得，两者未必是极端的矛盾：“这个世界很大，如果有某一点打动了你，写出来，没什么好怕的。其次，勇敢点，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乡而自豪。去呈现你的文化，表达你和你所在社群的忧患，让他们发出声音。否则，你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像休·麦克德米德那样执迷于历史，或是像亚历山大·托鲁奇那样按下市场的热键，都没问题。
在苏格兰当代作家之中，经历最相近的英格兰人要数J.K.罗琳。在英格兰出生的她，生活转折点发生在爱丁堡：第一次婚姻失败后贫困潦倒时，坐在爱丁堡的咖啡馆里写下了第一部《哈利·波特》，如今这套书已成为历史上最畅销的图书系列。最近罗琳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于苏格兰极端民族主义的抗拒：她认为这些极端的声音与自己笔下《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食死徒”——黑魔王的支持者与信徒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伦敦的成长让欧文逐渐意识到，所谓“不列颠性”，其实意味着“英格兰性”。而伦敦奥运会是几十年来最能体现“不列颠”包容性的一次事件。欧文认为，伦敦奥运总导演丹尼·鲍伊在两小时里所成功呈现的民主社会价值观，比英国工人党在过去40年里所要展示的还要多。但伦敦奥运会也是带着怀旧情绪的镜面，投射的不光是很多不列颠合众国公民曾经想要的，也是一去不返的失落。
新京报特约记者
张璐诗 发自爱丁堡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