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0-22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细说了文革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导，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电视剧《严凤英》剧照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虑，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特别变态。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故意耽误抢救时机，致使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所有关于严凤英的故事片段里，最惨烈的莫过于她的死。
关于严凤英惨死的经过，严凤英的儿子王小亚对三联生活周刊的作者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大概23点钟，全家人都睡着了。“然后我被叫醒了，我爸爸说，你妈妈吃了什么东西，赶快叫医生来检查。”王小亚对我回忆说。
大院里有医务室，医生来了以后，发现血压太低：“问她这怎么回事，她始终没有说。那两个人跟我爸爸说，这不行了。”
“我爸要把她送医院，我妈就哭，说你要听爸爸的话，你要带好弟弟。我当时也吓坏了，问，妈妈你怎么了？我妈始终没说。没过多久，我给我妈妈端了一杯糖水，我妈妈没有喝。她靠在床上，我就再次端水给她，她都端不动，后来我端给她，喝了一小口，放到旁边去了。然后说，你爸爸呢？我说他去找板车去了。”
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大拨人，军代表来了。军代表对生死悬于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审问持续了大概有半小时，“然后我爸爸找到了板车，回来了。我爸爸跟一个要好的老演员借了板车，老演员实在看不下去，求军代表，你让她去看病吧。人送下去以后，我就发现，在床头柜那个地方有一个瓶子倒了，我一看是一个空瓶子，我知道这个瓶子里原来有很多安眠药，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赶快跟我爸说，是不是吃了安眠药？这时候我爸爸看到瓶子，他说不得了，这是大事了。再到医院跟医生说，医生说这没办法，要送到住院部去。从门诊部送到住院部耽误了很长时间，住院部的医生一看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我们要抢救的话，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
证明开出来以后，病人已经连呼吸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其实，在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置人于死地。
但那个变态的军代表，在严凤英死后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一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其实这根本就是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试想，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发报机和照相机吃到肚子里呀）。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医生另外还发现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显然是“斗争”的结果。对此，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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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朱元璋严打七大酷刑
《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制定于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二年完备，洪武三十年颁行天下。在此之前，作为决狱标准的是朱元璋亲手写定的《大诰》。明初处元代法纪纵驰之后，故太祖决定法外用刑，以严刑峻法治乱世，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见于《大诰》的酷刑，有族诛、凌迟、极刑〔凌迟本已是极刑，则这一极刑之残酷定甚于凌迟〕、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加号令〔至死而止〕、枷项游历〔遍九州之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多为《大明律》所无，那项“免死发广西拿象”更是带着几分幽默，此即所谓法外用刑。而量刑标准，也比《大明律》严酷得多。
四十年之中，据《大诰》所载，凌迟、枭示、族诛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案。
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该受到轻微的惩罚，象官吏隐漏文书不报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粮违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诰》居然全都用凌迟之刑；有司滥设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诰却是族诛。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如此滥用刑罚，也难怪为了浙江的一件假钞案，而“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连朱元璋自己也感叹说“其刑甚矣！”〔《大诰》伪钞四十八〕
而这些酷刑，真可谓设计巧妙，用刑者为了折磨罪人，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差不多同时，中世纪基督徒也在想尽种种法折磨迫害异教徒和女巫，两相比较，不由让人感叹人性都是一样的，东西方的智慧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我们也该庆幸这样的时代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孤树裒谈》等野史的记载，以下列举一些较别出心裁的酷刑：
1、铲头会：这个刑罚是用来对付“顽民窜避缁流”的，把这些“盲流”抓起来，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头露在地上，然后用大斧削过去，一斧头砍下几颗头来。
2、刷洗：把犯人剥光了放在铁床上，浇上沸水，用铁刷刷去皮肉。
3、枭令：用铁钩钩住犯人的脊骨，吊起来示众。
4、称竿：把犯人绑在竿上，另一头挂上石头。
5、抽肠：把犯人绑在竿上，用铁钩钩入谷道，把肠子钩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挂上石头，犯人的身体向上弹起，肠子也就全钩出来了。
6、剥皮：每一地的土地庙都是剥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凡贪赃六十两以上的，
7、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放在官府公座的旁边，以警告后来的官员。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该杀的都杀光了，朱元璋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让子孙吃吃现成饭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非刂、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这里虽然说“止守律与大诰”，但从上下文关系看，他是不要后人守大诰的，一切以《大明律》为准。
他自己确实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孙不要象自己那样依*严刑峻法治国的，有一次与太子出郊，指着路旁的荆树教育太子说：“古人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晚年太孙参政，改重刑七十三条，朱元璋也很赞赏，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史》卷九十三〕
洪武之后，对死刑的执行大体上按照《大明律》，以上的那些酷刑算是消失了。
《大明律》对死刑的规定还算是相当人道的，只有斩、绞两种。
但此外还有不列于五刑的凌迟，专门用于对付大逆不道。
凡是凌迟处死的，按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众。国人似乎自古以来就喜欢看杀人，看凌迟时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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