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4岁党员擢升为中共领袖的内幕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0-31

一位24岁党员擢升为中共领袖的内幕

在中共军史上，国人谈论最多的恐怕是林彪24岁担任军团长。然而，在中共党史中，有一位24岁的年轻人，直接从党员擢升为中共党的最年轻领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却不一定为国人所知了。

博古（秦邦宪）（1907～1946），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博古（秦邦宪）。

博古，39岁为国捐躯，一生虽然短暂，却有四个地方为他塑像。这四个塑像是他一生中的四个里程碑。然而，博古在中共党史上更为出类拔萃的是，创下了两项“纪录”，迄今未曾被人打破：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擢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博古（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无锡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合并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将他与梁思成作为品学兼优突出的学生榜样，为他们做了雕像）。

1925年11月，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年12月，博古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火车穿越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但博古的心里却是热血沸腾，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上几句。最后凭着顽强的毅力，博古战胜了严寒、饥饿和孤独，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他取俄文名“博古诺夫”，这便是演化成“博古”的由来。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博古头一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晚清政府的无能，认为拉狄克是位了不起的校长。

但不久，拉狄克因卷入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旋涡，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时年26岁的米夫接替了拉狄克。上任伊始，米夫就在学校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一律免职，十分器重和信任他的中国弟子王明。

图为1928年5月，秦邦宪与刘群先的结婚照。刘群先，1907年出生无锡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以在庆丰纺织厂和申新三厂做工作掩护，从事工人运动，是名声大震的女工运动领袖。1927年底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长征，担任妇女队队长，在苏区和陕北仍担任女工部部长。1938年，派往长江局工委任主任。1940年，因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赴苏治病。1942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博古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坚强信念和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的信心与勇气。但由于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回国后，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期间，把学到的一套苏联革命的经验和理论，生搬硬套地推广到中国革命中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1945年，博古回顾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时说：“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种上根。”

博古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的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人，并以王明为核心，形成一个由博古、凯丰(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张闻天)等28个中国学生组成的小宗派，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通过王明，博古还结识了米夫。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演讲极富煽动力。而他的热情奔放也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出于对中国革命现状的估计过高，同年6月11日，李立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最后，王明做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原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与博古等人商量好，借机发难。然而，大权毕竟还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

几天后，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谈话，宣布对他们纪律处分，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贴得更近了。几个月后，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势。不久，中共中央迫于米夫的压力，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与他“共患难”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4月，博古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

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王明在远赴莫斯科前，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王明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宝座。

图为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前排左起）、叶剑英、秦邦宪、周恩来（第二排左起）在延安合影。
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王明让博古负总责，而自己不担任总书记，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分子。其二，博古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资历浅，斗争经验少，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又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王明遥控指挥。其三，王明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虽然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

              秦邦宪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合影。
    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到：“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个报告发表在《红色中华》第99期上。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错，博古作为“总负责”，确实非常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博古有个外号叫“黑面木偶”。这是由于他动作幅度大，显得有点僵硬而得名。此时，他也确实有点“木偶”的味道一举一动都受着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遥控。

王明的指示传入苏区主要是通过派“钦差大臣”及连接“上海瑞金”之间的红色电台。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加紧“围剿”，并对处于白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疯狂地搜捕，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面临日益危险的困境。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

在王明去了苏联后，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等人也相继奉命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洛甫两人。

图为秦邦宪雕像
1933年初，临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以立足，遂决定迁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博古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领导白区的工作。随后，博古与陈云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历经艰难曲折，进入了中央苏区。

一月初，当博古一行来到福建上杭时，正遇上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当博古得知中央苏区对中央精神没有及时传达时，已心生不快。又听到罗明强调苏区的革命战争要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时，更为恼火：这不是同中央唱对台戏吗？初次见面，就埋下了日后反“罗明路线”的伏笔，也使博古对毛泽东心生不满。

1月19日，博古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由上海迁到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了。这样，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随之消失。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随着博古的到来，距瑞金城西五公里的沙洲坝，一时热闹起来。博古看中那里下肖村的一幢杨姓私宅，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1897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出动100万军队、500架飞机、1200门大炮，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我力量非常悬殊。博古听信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堡垒与堡垒”和中央军委的“六路分兵”拒敌的战术，与敌人拼消耗，1934年5月，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博古先后两次派部队去湘西探路，又做了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与半个月的行军计划。10月10日率领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81859人，加上挑夫为86859人，开始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时，打得漂亮，伤亡不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博古为“军事天才”。可是大转移前，博古赞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这样披露：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开始，朱德与博古、周恩来一起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发三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三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义清点红军人数时，只剩26919人，减少54740人，其中有挑夫5000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减员约2万人，保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作战死伤与减员约35000人以上。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博古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1934年12月，中央秘书长邓颖超患肺结核辞职，博古任命邓小平为秘书长，于是，邓小平出席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请周恩来主持会议。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在会议上对“六路分兵”作了检讨。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部队主要军事干部参加。16日与17日，博古亲自主持会议，说：“今天请军队的领导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想直接听听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大转移方面，中央军事领导上犯了哪些错误，对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有什么意见。”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讲话。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对五次反“围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位军事领导人对毛、张的发言作补充。王稼祥作简单而尖锐的插言与发言，而彭德怀则“沉默不语”。凯丰的发言与大家不同，他说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有错，但全国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博古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不能说他政治路线也错了。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会议没有让李德发言。

秦邦宪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最高统帅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记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

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可想而知。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在此期间，博古在十分困难情况下，在稳定社会，提高陕北根据地经济，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以常委身份，领导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五人小组，处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的冤案，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6年“双十二”，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中央先派周恩来去了解情况，后派博古带中央的意见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图为秦邦宪故居无锡秦邦宪纪念馆内，秦邦宪与第一任妻子刘群先的雕像。刘群先，无锡人，开始在无锡庆丰纺织厂和申新三厂做工，后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底赴苏联学习，1928年5月与秦邦宪结婚。后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1937年9月，博古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代表身份被派住南京做中共代表，与蒋介石谈判。几经曲折，蒋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形成。博古在南京重建与恢复上海、南京、江苏、浙江等13个省市的党委和工委，发展党员近7万，还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陶铸、王鹤寿、钱瑛等1000多名党员出狱。向南方18个革命根据地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指示他们在山区集结，占据有利阵地，遇敌袭击坚决反击，与国民党谈判改编绝不允许其派人来，这样，除个别根据地有些损失，博古还与国民党谈判组建新四军与出版《新华日报》等重大事项，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在武汉市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时，博古与周恩来签署发表了《对保卫大武汉》的意见，强调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是错误的。博古在1943年9月《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指出：“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他说的前后两个时期的路线错误，后者指的是武汉，但是，在武汉博古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表过许多正确的意见。1938年10月17日至18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与前途》的文章中指出：“一个不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则没有理由存在下去。”

　　1939年1月，博古任中央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1939年８月，周恩来、博古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抗战两年国内外局势作了分析。8月18日、19日博古作了南方党的工作的报告，汇报了抗战两年来南方农业、工业、金融、交通、贸易等各方面情况，分析了阶级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变化，南方局的对策，广东等１３个省市党员人数，党员构成，组织发展工运、学运、军事斗争等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对周恩来与博古的报告充分肯定，并对南方局工作给以很高评价。他从统一战线、组织发展、战争动员、工农运动、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等六个方面肯定了南方局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还存在的弱点。

　　1939年8月底，周恩来骑马摔伤，9月赴苏联治疗臂伤年余，博古任南方局代理书记，领导南方九省以及港澳和海外党组织并八路军、新四军与《新华日报》驻各地机构，工作卓有成绩，毛泽东称赞“干得好”。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地区围歼新四军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遇难，损失7000人，还不准我们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揭露事实真象。对此，博古非常气愤，向中央提出，应该有一份自己的机关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经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由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兼新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新闻出版大军。《解放日报》5月16日创刊，发刊词由毛泽东撰写，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中央领导人以毛泽东与博古写的社论、专题、新闻、按语最多。博古为党报的性质与新闻写作写了很多社论，还有专论与讲话，论述党报是“党的喉舌”，我们是全党办报，宣传是“以我为主”，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军队、很好的政府，我们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闻大军，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并且论述新闻写作的常识与记者的任务。这些精辟的言论是中外新闻历史中从未提起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博古讲话逻辑性强，语言精确完整，有些记者将他新闻写作的讲话整理出来加上标点，当文章发表。博古与毛泽东被称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延安新闻纪念馆为他们俩塑了铜像。

　　博古博学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毛泽东与博古，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劳累过度身体不好，还把中央每天供给政治局委员的一瓶牛奶，送给缺奶的杨永直编辑的女儿吃。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为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与王若飞（中央委员），邓发（中央职工委书记）和叶挺（新四军军长）等13人加上美国空军驾驶员共17人，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当时天气恶劣，乌云压顶，雷雨不断。我们报社有人听到飞机响，但寻不着飞机的影子，下午听说飞机在中午与西安联系过，大家开始揪心。

    黑茶山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属于吕梁山脉。61年前，黑茶山大雾弥漫，一架迷途的飞机不幸撞山，顿时火光四射，飞机被撞成了碎片，机上乘坐的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黄晓庄等13名民族英雄与4名美国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空难事件。
     9日与10日仍为阴雨，大家不断跑上山顶去看有无飞机，希望出现奇迹，这时厨房做的饭每天都有剩余。12日的报纸头条发表《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飞等遇难》。博古结束了39岁短暂、辉煌而悲壮的生命。顿时，在新华社内，我们的眼泪大雨般流下……

4月20日，延安各界3万人悼念与安葬“四八遇难烈士”。党中央在延安总共召开过两次3万人的大会。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与会者都是组织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博古执笔的。这次3万人大会，有一半群众是自发来的，从延安与各界来悼念救命恩人的。追悼会空前隆重，毛泽东写《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中央有挽联，刘少奇和朱德、任弼时都写了悼文与悼词。毛泽东悲伤得几夜未眠，大家劝他不要赴会。周恩来的题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别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

                             秦邦宪半身铜像
    灵堂正中悬挂烈士遗像以及“化悲痛为力量”的横幅，中央各机关团体和群众的挽联、横幅挂满“四八烈士”陵园。几十个乐器和唢呐队接连哀鸣，礼炮两次鸣放24响，山摇地动。我不怕日晒、站立，但哀乐奏起我感到天旋地转。为纪念博古以身殉职，为国捐躯，延安“四八烈士”纪念馆为他塑造了半身铜像。（参考资料：长征出版社李涛著《赤都风云》节选《揭秘：中共党内职务升迁最快的纪录由谁保持？》、黎辛《博古（秦邦宪）辉煌、短暂与悲壮的一生》等文章编辑配图）（杨国选）

[新浪网-杨国选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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