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不好死不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2-11

活不好死不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

——一个过来人告诉青年朋友（简述）

1949年新中国建立了，解放了，和平了，民主了，生活改善了，大家都欢欢喜喜搞经济和文化建设吧……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普遍心情。

其实，大家都高兴得过早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1951年开始，到“四人帮”倒台的近30年中，总体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斗斗斗。斗得你死我活，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斗得国家经济频于崩溃，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不讲别的方面。“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那30年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先拿文艺开刀。我们讲讲文艺界30年的历史,也就概括其他各条战线的情况了。.

（一），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

在旧中国有多少志士仁人，探索中国强盛的道路。清朝未年出了个武训。他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办教育。他的“行乞兴学”得到“千古一人”美誉。于是电影界名家郑君里和孙瑜拍了一部电影。

这个传记片放映后，全国一片赞扬声。可是这种教育救国的理念，违反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武训传》立即受到了批判，认为《武训传》宣传封建文化，乞讨的方法是奴隶主义……

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到山东“调研”，发现了“黑旗军”造反的宋景诗的资料。于是，为了用农民武装革命事例来批判“向封建势力下跪”的武训，郑君里和孙瑜受命共同执导了电影《宋景诗》，以“戴罪立功”。

（二），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

这次运动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红楼梦研究》一起进行的。也是一次政治运动。

这两次大批判，虽然都是全国性的。但主要倾向还是在学术方面：提醒文艺界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运动的结果没有株连许多人。被批判的同志也没有被戴什么“分子”的帽子，还算是“和平”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还没有起“伤筋动骨”的作用。

（三），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胡风原来是鲁迅的朋友和助手，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左联”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了大量的“左翼”作家和国民党进行斗争。

无论在“左联”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胡风不仅和“风花雪月”派争论，在“左联”内部也有论战。新中国建立之后，论战仍在继续。后来胡风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书”。三十万言书共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共约28万字。原来是文艺界的正常学术争论。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加批加注的胡风的“反革命日记”。这就不是正常的文艺论争，而是反革命案件了。凡是胡风的亲朋厚友，和他有过任何联系的，去看望过胡风的，此案共牵涉两千一百人，隔离监禁六十二人，正式定名为“胡风分子”的七十八人，“骨干分子”二十三人，正式被起诉的有胡风、阿垅、贾植芳等人。

这次运动，还有一个理论上的“重大成果”：因为胡风反对“舆论一律”，毛泽东在对胡风“反革命日记”的批注中肯定：我们就是要“舆论一律”。“舆”就是“众人”，“论”就是“大家讨论”，没有众人讨论，“一致认为”也就没有“舆论”了。1985年胡风案得到平反昭雪。可是“舆论一律”至今还没有被讨论过它的对和错在哪里？这个“反革命分子”是谁定的？凭什么法律定的？

这次反胡风运动，当时文艺界的骨干大多半“榜上有名”。有一个叫徐放的“胡风分子”，和黑龙江一位作家鲁琪有过联系（因为“反满抗日”，鲁和徐放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也定了“胡风分子”。我这个小八路出身的作家，主编《鸭绿江》时发表过鲁琪的小说，在这个运动中也被追查了好多天。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胡风”。打出来这两千多胡风分子，文革后全部平反昭雪了。对于中国文艺界，虽然已经伤筋动骨。但比起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小菜一碟“。

（四），1957年反右派运动。

1956年夏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篇长文，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说是：执政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毛主席不仅下令各省、市委书记要到大学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动员他们给党提批评意见。毛主席还亲身从北京而济南，而南京，而上海，亲自召开知识界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号召大鸣大放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风潮。好像谁不给党提意见，就不和党一条心。批评意见都可以登报。毛主席甚至提出“反共”意见也可以登报。人民日报总编想不通，毛主席说是“死人办报”。这样全国各省市报纸，掀起了一阵批评高潮。有些人本来对党没有意见，好像不给党提意见，就是落后分子，也凑乎了点意见。……

到了这年六月，“鸣放之火”烧得差不多了。人民日报两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和《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派斗争。全国定了55万右派分子（另一统计是300多万），不仅文艺界，对全国知识界的损失就带有“摧毁性”了。

（五）1958年大跃进运动

这年的八月，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当年要从年钢铁产量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于是东西南北，党政军民，钢煤粮棉，农林牧副，全面大跃进。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主观主义登造极。

“大跃进运动”本来是个生产运动，可是文艺界也号召“大跃进”。各单位搞文艺创作“大比武”，按创作篇数算，多者胜。现在抄当时记录下来的几首还算是诗的诗，代表大跃进创作之例：

天上罢免玉皇，海里打倒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保证风调雨顺，粮堆如山高，比河长

* * *

大白菜，真奇怪，一棵五百斤，

实在，实在！

炼钢铁，真痛快，

日产千吨，比赛，比赛！

* * *

亩产四万斤,

平铺三寸厚，

你要不相信，

老右！老右！！

1958年我在水库体验生活，奉命写一个大炼钢铁的电影剧本《天下无难事》。长影一位导演立刻到了沈阳。沈阳话剧团，组织了一个演员班子。我在家里写剧本。我写一场他们拍一场。导演告诉我：他们厂的各个创作组大比赛。有的组提出：从开镜拍摄到和观众见面，已经“跃进到四十天”一部了。当时是八月初，他们争取《天下无难事》国庆节在电影院和观众见面。

实际上《天下无难事》到底才放映。可是我一直没敢有去看，那艺术质量一定不堪入目。

大跃进本来是生产运动，可是也“反右倾”“拔白旗”，当阶级斗争来抓。1959年的反右倾，彭德怀以下，就打出来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跃进对于文艺应该是“促进”的，和其他战线一样，由于违反了规律，实际是“促退”了。

（六），1961年 “文艺十条”“和“文艺八条”

前方抗美援朝三年，后方运动折腾二十年，到了1961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饿死了几千万人，各种物资极端缺乏，连买火柴都凭票供应。党中央领导中的有识之士，或者叫作“持不同意见者”觉得：“人民公社制度”不能促进农业发展，大跃进的办法不能促进工业发展，反右派也扼杀了文艺。于是各条战线都从“左倾路线”上往后退。这样就有了中央制订定的：

《农业60条》，《工业70条》，《手工业30条》，以解决经济问题。

文艺界虽然还没有“平反”错案，但也要从过去的极左政策往后退了。于是先有了《文艺十条》后来改为《文艺八条》：

“八条”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核心是鼓励“放”的方针。

“十条”改为“八条”的原因：比如“十条”的第一条，原来是“正确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是“怕右不怕左”，一个普遍的说法：“左”是要革命的，即使掉进去也是“棉花坑”；“右”是反动的，掉进去就是“大粪坑”。所以“十条”变“八条”，有这个思想基础。《十条》其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因为怕“右”，这一条彻底删除了，再有在“八条”中，还加入了“文艺批评应当鼓励鲜花反对毒草”的内容，并强调说，凡是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的问题》和后来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作品、论文，就是毒草。

“十条”和“八条”全国文艺界倒是学习了很长时间。但过了一年即1962年毛主席就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也就在这时开始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毛主席把文化部定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将中宣部说成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文艺十条”和“八条”墨迹未干文艺政策还没有调整，反而向更左的方向奔去了。

（七）1963年批判《刘志丹》运动。

1935年党中央带领中央红军从江西到达陕北的时候，部队由十多万人减到一万来人，真是饥寒交迫。陕北有刘志丹和老革命家创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红军有个落脚的地方。另一方面，陕北正在“大肃反”，许多创始人面临杀头的危险。毛泽东虽然是“远方来客”，但代表中央。毛泽东叫：“刀下留人”！这些被整肃的领导人才被释放。因此就有“陕北救了中央？”“中央救了陕北？”的议论。

《刘志丹》是反映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的一部小说。当时还有“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南有毛泽东，北有刘志丹”，这就“犯忌”了。有人批判小说是“多中心论”，是“和毛主席争革命路线争正统”，并为高岗翻案，……

于是对小说进行大批判的同时，对建立陕北根据地尚健在的老革命进行整肃。这次运动有229人被打死，73逼疯， 53致残

（八），1955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批判《海瑞罢官》

有评论家说：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非也，大戏早已经准备好，这是一场序幕。我们看看《海瑞罢官》出笼的过程：

反“右派”运动之后，全国思想界舆论的沉默，更由于“大跃进”压出来的说假话、办假事之风在全国的盛行，1959年4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中才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谏言，勇于讲真话的精神，同时要“五不怕”（不怕丢官、离婚、开除党藉、坐牢、杀头）。还说，海瑞虽然给嘉靖皇帝提意见，被罢了官，可是嘉靖死时，海瑞哭得连饭都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批评了嘉靖，但他还是忠于皇帝的。讲话立即传达到全国。

这时，虽然林彪还没有提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但当时毛主席的威望，只要他讲一句话，全国上下都认真学习、执行。既然毛主席提倡要海瑞精神，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学习海瑞的热潮。

文艺界为为了配合学海瑞的号召，北京有吴晗和马连良合作的京剧《海瑞罢官》，马连良主演海瑞。上海则创作了《海瑞上疏》由著名骐派创始人周信芳主演海瑞。

沈阳文艺界则创作了《海瑞背纤》。由辽宁著名老生徐菊华主演。

全国对这几出大戏的创作和演出，无论大报、小报，中央报和地方报，好评如潮。还有其他学习海瑞（如“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纷纷发表。一时间形成了全国的“海瑞热”。

毛主席在中南海，还宴请了马连良，说，“ 马先生，你是‘马派’创始人，‘马首是瞻’哪。”“你替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是人民艺术家。”

可是真正学海海瑞的是彭德怀。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言中说：人民公社办早了（还没有说“办糟了”），大跃进得不偿失。原来会议叫“神仙会”，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主旨是“反左”的。由于彭德怀的发言，会议立刻转向：“反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结果是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其招之狠，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显现出来。

《海瑞罢官》剧本原作是吴晗，是历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共产党员。任过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成员，民主人氏，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按党规、党法，报纸点名批判这样的人物，应该党中央先作出决定。可是1965年10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又在中央值班的党中央书记彭真火了：一个地方报纸不经中央讨论，向北京市副市长开刀“我倒要问问他们的组织观念哪里去了？”可是毛泽东说：“喜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反对批判“海瑞罢官”》或者说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的人们的厄运，文化大革命正式局之后才显现出来。还应该补充：编海瑞剧本，演海瑞主角的下场都很惨！

（八），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姚文元的《评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既不是文艺理论的争论,也不是文艺批评，既不以事实为原则，也不是以法律为准绳，完全是颠倒黑白捕风捉影，胡乱上纲，捏造罪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陷害。世界上有这样的文章，让人哭天没泪，可是他居然在中国猖狂了三十年，也是个历史奇迹！

批判“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利用“上海帮”，对全党的突然袭击。折腾了半年之后，从党中央到全国各界还没有明白过来，毛泽东命令彭真起草一个文件，要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央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等人，不敢违命。因为这时“亲密战友”林彪掌握着军队，枪杆子在手，他们造不起反。

这时的形势是：经过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全国学术界已经是胆战心惊了。所以搞什么运动得有个政策。所以彭真等人起草的要搞文化大革命的《二月提纲》，开头有这样的话：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顺着毛泽东的话）。接着说：

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又说：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要“以理服人”。

叫做《二月提纲》的文件，上面面几段话就呛着毛泽东的肺管子了。

2月7日，五人小组向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二月提纲》。2月8日，由彭真、康生、陆定一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被毛泽东所否定。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态度，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二月提纲》的执行，随后即对《提纲》展开了严厉批判。

毛泽东质问：“什么像军贱一样以势压人？”“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产阶级就是要压倒资产阶级，怎么能和无产阶级平等？

于是毛泽东下令撤消个体起草的《二月提纲》另搞了一个《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就轰轰烈烈在全国燃烧起来了。

毛泽东多次诗过：文化大革命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防修的一场革命。这时毛泽东暗定的革命对象刘少奇们还没有打倒。按常理毛泽东应该坐镇北京亲自领导。可是他把火点起来之后，把火把交给刘少奇们，自己到杭州休息去了。

刘少奇们按照共产党搞群众运动的惯例：历次运动都派工作组，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杭州请示毛泽东派不派工作组？毛泽东不置可否，但没有反对。刘少奇们回北京后向北京各大学派了工作组。对那些胡批乱斗的现象进行纠正。50多天后，毛泽东从杭州回来了。康生通过他老娑策动聂元梓写了一张批判工作组镇压学生的大字报。毛泽东说：这张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在过去50多天中，镇压学生运动，像北洋军阀段祺瑞一样，说刘少奇们并策划于秘室，点火于层层……

其实，把这话还给毛主席最恰当不过了：瞒着全党策动铫文元《评海瑞罢官》不是策划于秘室？组织红卫兵冲击全国党政机关，不是点火于基层？

从此党内又多了一个“反党集团”即“彭（真）、罗（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于是从初中到大学，全国““停课闹革命”。毛泽东在天安门连续接见红卫兵（共八次）。孩子们打着革命的旗帜，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杀向全国。于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燃烧起来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变成了“大革文化命”，一气搞了十年，

（十）从1951到改革开放30年“革命”的收获：

1，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2，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任何生活物品都凭票证供应，

3，全国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全国略有名气的作家、艺术家、者全被打成“牛鬼蛇神”，

5，所有优秀的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都打成了“封资修”，只剩下江青导演的八个“样板戏”。

6，摧毁了一切传统道德文化，

7，砸烂了千百万件国宝级文物，

8，2000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十年，然后下放到南国和大荒带动改造；

9，为了夺权的武斗，除了飞机，连坦克车都用上了，死伤十二万多人

文化大革命中期, 不仅肚子饥饿，因为没有精神食粮，脑子也饥饿。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一个出版工作会议，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作品，不全是“封资修”，让出版社社选择一下。有些好作品可以再版。没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李白被歌颂了一番，把杜甫划为“小地主阶级”的代表批判了一番。

……

对于文化大革命有许多研究家，写了千万篇文章。我们不必细述了。下面几组简单的数字可以说明它的后果：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

（１）大规模性武斗事件，４，３００多件（四千三百多件），

死亡１２３，７００多人（十二万三千七百多人）；

（２）２５０万干（二百五十万）部被批斗，

３０２，７００（三十万零两千）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

１１５，５００（十一万五千五）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

（３）城市有４，８１０，０００（四百八十一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６８３，０００（六十八万三千）多人；

（４）农村有５２０（五五百二十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１２０（一百二十）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５）有１亿１，３００（一亿三百）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５５７，０００（五十五万七千）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

１９８４年５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４２０万余人被关押审查；１７２万８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１３万５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２３万７千余人，７０３万余人伤残；７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6）４２０万余人被关押审查

（8）１７２万８千余人非正常死亡；

（9 ）１３万５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10）武斗中死亡２３万７千余人，７０３万余人伤残；７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十一），文化大革命的结局:

反方:

1，55万右派全部摘帽;

2，3OO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律平反；

3，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昭雪；

4，小说《刘志丹》冤案平反，

5，文化大革命打成的走资派和其他冤案件全部平反，

正方：

1，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内乱”和“十年浩劫”；

2，四人帮被判刑，江青在监狱自杀，

3，林彪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4一生制造了许多冤案的康生，死后被开除党籍。

5，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因提议设国家主席,被17年判刑死在监狱

6，《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被判刑

7，带头打砸抢或领导武斗的的学生领袖们，大多被判了刑。2000万青年十年没有上课,他们到南国和北大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改造，十年后回城。

（十二），那么毛泽东得到了什么呢？

毛泽东变成了神，他很强大，但没有了任何朋友。没有人和他聊天或共进晚餐，他晚年已经知道：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他仍预计七、八年再来一次。

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也不是“正能量”。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回的忆：林彪事件之后,主席常失眠、饭量减少、常常在梦中呼叫，叫耀祠快来、东兴人在哪里？狂躁、发怒、猜疑、恐惧，常问我、问张玉凤，要我们放开讲、要讲真话、讲心里话。我和张玉凤还是千篇一侓告诉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您老人家。主席听了有时会哈哈大笑说：“我还不如小学生”；有时会摆摆手说：“又是一通屁话。走!走！走！”’

“主席生病康复后，毛曽让汪东兴给他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沙发边，说要保卫自己，要自卫。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指示：要照办，但子弹不能给，要加倍小心主席的情绪。”

刘亚洲将军描写晚年毛泽东的文章，也透露了类似情节。

（十三），是改正和修正?还是继承和发展?

从粉碎四人帮至今，一晃30年过去了。我国的民经济从濒于崩溃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极端孤立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所以，前30年和后30年绝对不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是改错和修正的关系。“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没收资本家财产”和“发展民营经济”，“建立谐世界”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盲目大跃进和“科学发展观”等，绝对是改正和修正关系，而不是继承和发展。

（十四），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可是你要“鉴”，得把历史“亮”出来让大家评说呀！可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对前3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捂”的方针。中央既没有发什么文件，也不见什么决定。在文艺创作中，文化大革命的题材，还是不准写的禁区，写了也没有人敢出版。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如果有“大家”作题材，可以写成像《三国演义》那样不朽的作品。可是现在50岁以下的青年，已经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为何物了。

（十五）本文从文艺开始，以文艺告终。

“文艺是晴雨表”我们再回到文艺问题上来：粉碎四人帮后，再没有拿文艺“说事儿”的运动了。作家协会又开了六次会员代表大会。特别是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的《祝词》提倡文艺创作题材、体裁的多样性，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说: 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邓小平同志这篇《祝词》具有伟大的开创造新局面的历史价值。三十年过去了。文艺界再没有整人和挨整的事了。过去是“活不好，死不了”。现在是活得好一些了。也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可是还有形无形的“金箍咒”，还在束缚着创作。还有“颠复”和“敌对”的帽子等着给谁戴。像反腐败这样的题材，特别适应讽刺相声。可是没有一篇小品相声表现这类题材。都是在一惊一诈一喊一叫一蹦一跳地搞笑不出来的“笑料”。哪里是幽默讽刺呀！

就创作题材而言，还是歌颂光明和揭露阴暗的关系问题。歌颂光明的可以写，揭露阴暗的不敢写。与之相对应的是：新闻可以报导（如反腐败），但不能作为文学题材。谁也没有这么指示，也没有上行的文件。就这样“约定成俗”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文艺要繁荣也难！

目前我们的文艺，已经不是“活不好，死不了”,已经开始活跃。但离真正的繁荣还有一段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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